「中國近世宗教倫理」和「商人精神」, 單看兩者, 實難窺探出它們的聯繫若何。「商賈」一向給人之印象是一群不談道德、孳孳為利的社會階層, 和中國的宗教倫理, 仁義道德南轅北轍、截然不同。

然而, 欣賞過余英時先生一書後, 頓發覺兩者斷非各走異端, 反而是互為扣緊、不乏關連。商人的價值觀念、主觀世界、甚至是意識形態之發展, 實受著這些宗教哲理思想所影響著。

陳寅恪先生曾說：「商人在爭利的時候，往能嚴守誠實原則。」故筆者認為當中的「誠」和「信」, 不但能打破對商人的「傳统形象」, 更能反映出宗教倫理對商人之活動確有影響；又如十大商幫中的「徽幫」, 他們更嘗試與儒家思想進行結合, 在觀念上對傳統的「賤商思想」進行挑戰。故我們斷不能泛泛而論出「商賈」與中國的宗教倫理觀關係全無。

＜余文＞共分三編。 余先生先在＜上篇＞和＜中篇＞中剖折出中國傳统宗教倫理的發展和演進, 再以之為基礎, 以一「時序流動」來帶出商人與儒學的關係, 總結出商人的社會地位和意識形態, 在思想發展上所產生之變化實與儒學息息相關, 顯示出「賈道」亦可作為「道」的一部份。

在＜上編＞中，主要是探討中國宗教的入世轉向。筆者認為這「入世」觀念, 實乃中國資本主義和商人精神的關係性哲學, 因為它是結合著那「實際意識」和「功利觀念」的關鍵之一。

一個宗教要與「近代」結合，並對其發揮有益作用，其中一問題便是既要「出世」, 亦要「入世」, 必須重視人生, 以出世的那種「超越精神」, 盡力做「入世」的「現實業務」。故「入世」的倫理觀必須繁衍而出, 以配合商業化的時局。正如余先生在這一部分主要描繪中唐以來的新禪宗與新道教, 當中「唐代佛教之變化」, 正正是一由出世轉向入世的里程碑, 不但是一突破性進化, 還是一革命性的成就。

然而, 禪宗與道教, 亦不能概論作中國的傳統文化, 余先生在＜中篇＞論說「中國傳統近代性轉化時」, 也強調出儒學是一不能或缺的倫理精神, 故在文中也重點性的探討了儒家之思哲演化和發展。

中國儒學發展至宋明時代出現了一大轉折, 儒學出現了一「近代性演化」。傳统之儒家的古訓, 發展至「門第時代」，這種思想已被不斷淡化；「新儒家」遂取代而出, 筆者認為, 這「新儒家哲理」之出現, 是顯示出中國社會上的新變化, 儒家倫理上的新發展, 而近世「商人精神」的主體骨幹正正是本著這些變革而來的。
商人精神和傳統宗教倫理（特別是新儒家）之關係, 的確是環環相扣。余先生能綜合出儒、釋、道三教的演進來引證明清商業之發展, 再旁徵索引, 深探出傳统宗教道德對商人階層之影響, 這不得不令筆者佩服。余先生更能道出韋伯式的「中國宗教系统」在理論上和事實上已「不合時宜」的論點；這本著中國歷史為一「流動變易」的基礎思維, 確是筆者在研史、習史時需注意之地方。

余先生一書, 確能稱作「商人精神史」上的一大創造； 書中的三大篇章, 不單各具獨立性, 亦能達「相互關照」之效。然而, 筆者認為, 全書之探討和引證, 頗側重於以「米市」輝煌的「徵商」為主, 雖知道中國十大商幫之整體精神, 確不能側重於某方面而「以偏概全」吧！也許彼此是異中有同, 但相信它們在各地的發展和演變斷非絕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