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13 14:46:29重夕
史學界瑰寶‧陳寅恪‧看＜一代學人的文化魅力＞一文
「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陳寅恪先生一生可謂博瀚無涯，而淵源有自。其求學，被時人稱為中國最佳的「讀書種子」：治學則被海外頌為「偉大的中國史學家」。他不因時擇利，不曲學阿世，在學術、道德上都持了崇高的氣節，也因此造就出陳先生的學術地位和道德人格。
陳寅恪先生是舉世公認的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史學家，而他還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即使某些極其欽佩陳先生的學者在稱揚他在學術上的成就的同時，還要特別指出陳先生
「並不單是一個思想家而己」。
黄嫣梨博士云﹕「總覧寅恪先生的讀書和治學精神, 集中體現在獨立自由四大字。」這道出這精神思維的重要,，筆者更認為他這治學特點, 遠遠比起他崇高品德、宏寬氣度來得意義重大。他這思想在今天亦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而且一定會成為二十一世紀以後的全中國人民的人生理想。故若不把這治學重點放在這讀書報告中, 實有本末倒置之弊。
陳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認為並非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語言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有的（筆者認為, 中國古文中的「獨立」與「自由」與現代語言中的「獨立」與「自由」意義迥不相侔）。首先引進「自由」這個詞兒的是嚴復。他在日本學習西方變法維新而變成強國以後，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中國海軍、朝野震動之際，於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強、中國之所以弱，原因就在於國民之「自由不自由異耳」。二十年之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自由」在全國知識界得到廣泛的討論，也得到廣泛的擁護，然而最能以簡鍊的語言標舉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個原則的，則不能不首推陳寅恪先生。
黄嫣梨博士指出寅恪先先這「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是針對讀史冶學而言的。這來得正確, 正如陳先生的很多偉大史學觀念, 如「關中本位政策」等, 均是基於其精神思想內的探求而來。又如陳先生亦曾利用這種精神去看中國傳統文化的前途。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他說：「夫綱紀本理想抽像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變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清代）古來亦曾有悖三綱違六紀，無父無君之說，為釋迦外來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播衍盛昌於中土，而中土歷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托之社會經濟制度未曾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為寄命之地也。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會經濟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撞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不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這麼清楚, 明確、洞若觀火的論點, 當然和他那種偉大的治學思想走不掉關係，但筆者認為陳先生亦是因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 綱紀之說,在感情上的確有着某種的依戀，故不乏對它的將歸滅絕感到惋惜之論。
陳先生曾言及：「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這道出他那種對學問、理想上的追求精神。這是一種標準, 「爭取」亦正是一種深入的探求、窺探。這確是對治史者的一種勉訓和提醒, 要抱着陳先生這態度來辦研究, 總勝過單從表面知識、材料而行。這道理和「智慧」確真真正正的啟發筆者的治學和處世態度。
品德、謙恭、謹慎和寬宏, 無疑, 亦是造就了這史學瑰寶 一 陳寅恪先生 在史學界風騷獨領的原因之一。同樣地, 這些「特質」亦成了中國治史者的應有條件。「史德」的培養往往能使學者更中庸、不偏倚地去冷靜地論史評史, 在品德上更能變成一個更有修養和道德之人, 做到錢穆先生所提倡的「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筆者深信, 陳先生的這系列的氣度, 不但只適用於治史家的規條, 在現今來說, 對部份「道德性」冷淡的香港大學生而言, 確也是一種妙藥良方, 理當鼓吹, 理當宣揚。
最後以中國南師大學文學院駱冬青先生對陳寅恪的思維評價配合黃嫣梨博士的見解作對這偉人的一個總結, 可算更為全面吧。「他（陳先生）那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道出了心靈的選擇之真諦。他亦不作浮泛之論，而是在平日閱讀、感悟、思索的基礎上，將目光聚焦于「心靈的痛苦上」，從艱難的選擇中凸顯了他的風骨。從他對相關著作及史實之熟諳，已足見其學識與才力。而由其選擇，聯想到社會轉型期對人文精神的召喚。既隱含了陳寅恪在著名的王國維挽辭序中的觀點，又切中了時代的要求，思想境界得以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文章立意、引證、辭章俱臻佳妙。」
附錄（陳先生曾被評是一個「文化遺民」, 筆者甚感不公, 希望藉此此抒發若干意見。）
歷來有一種說法，認為陳先生是一個「文化遺民」，胡適即主此說。其實光就王國維紀念碑銘看，陳寅恪竭力引進自由、獨立的精神，而且竭力要使之接上中國文化的傳統，就可以否定此說。何況，陳寅恪到晚年著書表彰陳端生、柳如是，主要的就是表彰她們的自由獨立精神。更何況，陳端生與柳如是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處於底層的婦女，而且一為罪婦，一為妓女，更是底層之底層。而陳寅恪晚年卻還要專門「著書唯剩頌紅妝」，十分同情陳端生反抗「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贊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對柳如是，則甚至誇獎其「放誕多情」，稱之為「罕見之獨立女子」。這豈是一個文化遺民，，一個中國舊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能說得出來的？
陳寅恪先生是舉世公認的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史學家，而他還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即使某些極其欽佩陳先生的學者在稱揚他在學術上的成就的同時，還要特別指出陳先生
「並不單是一個思想家而己」。
黄嫣梨博士云﹕「總覧寅恪先生的讀書和治學精神, 集中體現在獨立自由四大字。」這道出這精神思維的重要,，筆者更認為他這治學特點, 遠遠比起他崇高品德、宏寬氣度來得意義重大。他這思想在今天亦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而且一定會成為二十一世紀以後的全中國人民的人生理想。故若不把這治學重點放在這讀書報告中, 實有本末倒置之弊。
陳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認為並非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語言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有的（筆者認為, 中國古文中的「獨立」與「自由」與現代語言中的「獨立」與「自由」意義迥不相侔）。首先引進「自由」這個詞兒的是嚴復。他在日本學習西方變法維新而變成強國以後，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中國海軍、朝野震動之際，於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強、中國之所以弱，原因就在於國民之「自由不自由異耳」。二十年之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自由」在全國知識界得到廣泛的討論，也得到廣泛的擁護，然而最能以簡鍊的語言標舉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個原則的，則不能不首推陳寅恪先生。
黄嫣梨博士指出寅恪先先這「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是針對讀史冶學而言的。這來得正確, 正如陳先生的很多偉大史學觀念, 如「關中本位政策」等, 均是基於其精神思想內的探求而來。又如陳先生亦曾利用這種精神去看中國傳統文化的前途。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他說：「夫綱紀本理想抽像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變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清代）古來亦曾有悖三綱違六紀，無父無君之說，為釋迦外來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播衍盛昌於中土，而中土歷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托之社會經濟制度未曾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為寄命之地也。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會經濟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撞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不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這麼清楚, 明確、洞若觀火的論點, 當然和他那種偉大的治學思想走不掉關係，但筆者認為陳先生亦是因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 綱紀之說,在感情上的確有着某種的依戀，故不乏對它的將歸滅絕感到惋惜之論。
陳先生曾言及：「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這道出他那種對學問、理想上的追求精神。這是一種標準, 「爭取」亦正是一種深入的探求、窺探。這確是對治史者的一種勉訓和提醒, 要抱着陳先生這態度來辦研究, 總勝過單從表面知識、材料而行。這道理和「智慧」確真真正正的啟發筆者的治學和處世態度。
品德、謙恭、謹慎和寬宏, 無疑, 亦是造就了這史學瑰寶 一 陳寅恪先生 在史學界風騷獨領的原因之一。同樣地, 這些「特質」亦成了中國治史者的應有條件。「史德」的培養往往能使學者更中庸、不偏倚地去冷靜地論史評史, 在品德上更能變成一個更有修養和道德之人, 做到錢穆先生所提倡的「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筆者深信, 陳先生的這系列的氣度, 不但只適用於治史家的規條, 在現今來說, 對部份「道德性」冷淡的香港大學生而言, 確也是一種妙藥良方, 理當鼓吹, 理當宣揚。
最後以中國南師大學文學院駱冬青先生對陳寅恪的思維評價配合黃嫣梨博士的見解作對這偉人的一個總結, 可算更為全面吧。「他（陳先生）那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道出了心靈的選擇之真諦。他亦不作浮泛之論，而是在平日閱讀、感悟、思索的基礎上，將目光聚焦于「心靈的痛苦上」，從艱難的選擇中凸顯了他的風骨。從他對相關著作及史實之熟諳，已足見其學識與才力。而由其選擇，聯想到社會轉型期對人文精神的召喚。既隱含了陳寅恪在著名的王國維挽辭序中的觀點，又切中了時代的要求，思想境界得以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文章立意、引證、辭章俱臻佳妙。」
附錄（陳先生曾被評是一個「文化遺民」, 筆者甚感不公, 希望藉此此抒發若干意見。）
歷來有一種說法，認為陳先生是一個「文化遺民」，胡適即主此說。其實光就王國維紀念碑銘看，陳寅恪竭力引進自由、獨立的精神，而且竭力要使之接上中國文化的傳統，就可以否定此說。何況，陳寅恪到晚年著書表彰陳端生、柳如是，主要的就是表彰她們的自由獨立精神。更何況，陳端生與柳如是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處於底層的婦女，而且一為罪婦，一為妓女，更是底層之底層。而陳寅恪晚年卻還要專門「著書唯剩頌紅妝」，十分同情陳端生反抗「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贊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對柳如是，則甚至誇獎其「放誕多情」，稱之為「罕見之獨立女子」。這豈是一個文化遺民，，一個中國舊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能說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