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曾在＜中國歷史精神＞一書中提及到:「人類的知識可分為二大類, 一是屬於自然的, 一是屬於人文的。」所謂「人文」, 即論曰屬於人類社會本身的一切, 當中包括着歷史精神, 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郭齊勇先生正正是就着錢賓四先生這個思維中心末剖析出箇中的意義和概念。

郭先生綜合出錢穆的主要思想觀為「歷史」、「民族」和「文化」的混成。筆者認為這可論作一種「三維合一」觀, 因這觀念牽涉到三種不同思維, 然各思維之間是異中有同, 各有聯繫的, 故稱作一種「合一」; 此外, 這三者的混成, 亦可理解為史、哲、文化的組合。以「哲」來代替民族性一詞是有跡可尋的。民族是一種文化的主體, 當中牽涉到一個大群體, 宏觀而言, 是一個大族群的合成, 而這大族群的延續、孕育、傳世和散播, 正正是一種「民族生存的哲學」, 這種哲學是一種關係到生存、修養、自我追求和達至「真善美」境界的一門學問。而哲學的高低、優越, 往往主宰着那民族的强大、文化的斐然與否。故錢先生曾道出中華民族民族性的特殊、獨特, 這亦暗示出中國人的那種「民族哲學」是深遠偉大, 博大精深的。


歷史總離不開民族

一個民族的論題, 往往不離論及「歷史」。梁啟超先生曾言及:「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錢穆先生亦道出:「沒有一個文化的民族會沒有歷史的」。歷史之所以和文化、民族不能劃割, 筆者認為是歷史蘊合着深邃的民族智慧, 這智慧背後更不乏一種「貫穿、滲透的精神」, 它把民族的萬般演進深深扣緊, 形成一種「源流」、一種綿綿流長的貫通, 而這貫通對民族的文化、政治、經濟等發展層面均起着一重要作用, 故歷史的這種「一貫之道」, 便是中國歷史的文化精神。正如韋政通先生所言:「歷史是一種民族積聚而成的滙流。」

再言, 歷史總令產生疑惑、迷惘。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整體，決定歷史方向的，難道不是平凡、沉默的大多數？至於歷史的編纂，中國和西方均是一樣, 就是更會令人懷疑。有真的所謂「客觀紀錄」嗎？而在一般的情況下，「歷史事實」就只能算是一些由「特殊、被認可」的既定角度出發的觀察報告。先不談及這報告的既定角度有何缺點, 但無可置疑, 它的出現是一民族輝煌的記載、一種讚美、甚至是一種推崇, 故它自然加强了該民族的向心性, 向心性的强弱亦會影响到「民族生存哲學」的某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歷史的過程總是向某些方向邁進著, 演進著, 這同時能向民族提出一些借鑑, 甚至預示！


中國的人文精神

錢穆先生强調出對「人文精神」的論析，因為他認為中國的文化, 若一以貫之, 便少不了人文精神。筆者以為, 中國的人文精神確是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特殊和獨特。自古以來, 中國的主體思想骨幹 一 儒學, 一直也在强調「人」的重要。杜維明先生亦論及儒家中的「人心」是不可或缺的一種思想重點。正因為「人」這個體的重要性, 亦間接造成中國人對一個群體的關注, 故這思維便團結了中國文化 ; 融會、加速、壯大了中華民族的化成。

「天下一家」之詞始出, 可算是因傳统觀念對百姓、人民的重視思想而來。清人黄宗羲曾謂:「天下之治亂, 不在一姓之興亡, 而在萬民之憂樂。」這種對「萬民」的重視程度, 中國的人文精神自古均在政治、經濟的發展上强調着的。

綜合來說, 我們中國的文化精神，據錢先生的剖釋, 在根本上一言以蔽之，即「重人」的精神。人為古所謂三才天地人之中。天之原意是指超越的天帝，地即物質的自然世界。重人的精神，不必否定有天帝之存在, 亦不必忽略物質的自然世界。只是要以人之精神上通於天而下達於地，使人能頂天立地於宇宙間。中國之道德倫理思想與哲學思想的核心, 即在指出人的尊嚴, 維持人的尊嚴。

吳森曾在 ＜情與中國文化＞中言及中國的人文精神, 除包括了錢穆的「重人」哲學外, 還包括一種「人禽之別」的思維, 筆者認為兩者若加以融合, 則能更顯出中國人文精神之特色與用心。人有物質的身體, 其運動變化, 亦依物理界的定律。人是一動物。他與動物，同樣的需要物質的營養與求延續其種族的生命。因而人有食色爭鬥之本能。但人不只有物質的身體, 亦不只是一動物。人與一般動物有所不同。一般動物，在中國過去即稱之為禽獸。人與一般動物之不同，即中國古所謂人禽之辨。中國之道德倫理思想與哲學思想之最重要處，亦即在於人禽之辨處，首先認清楚。我必須自覺我總有一點異於他人處, 我才真是我 ; 人亦必須自覺人之異於禽獸, 異於一般動物處, 人才真是人。所以人禽之辨, 是中國先哲數千年來一直討論、牽涉的題目。那麽, 究竟人禽之辨在那裡？西方先哲多喜歡說：「人是理性的動物，或說人是最像神的, 或說人是能造工具的動物, 人是有語言文字或能以符號表意的動物。」說法很多, 而比較起中國先哲之說法, 更不完全一致。但是，大體來說，中國先哲講人禽之辨，總是合情理以說。人之異於禽獸者, 在其性理即在其性情。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 在其有仁義禮智。仁義禮智, 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此心乃既見至理亦見至情。故說中國先哲又喜自人倫人道人文等上講人禽之辨，而不大從人神之相像而作剖析。這即表示中西文化精神之重點，確有差異。


然而, 錢先生有文中把「人文精神」再加闡析, 實令筆者眼界大開。錢先生不單認為「人文精神」是一種「重人」的思維、人禽之辨而已，還將之理解為「人與人」、「族與族」、「文與文」相接相處的精神。這種剖析, 是一種「關係上的表現」, 這種關係是能涵蓋的, 是能融通的。當中的價值和意義比起我們一直單論作一種重人的人文精神來得更崇高、更偉大。


中國文化的本位性和道德性

錢穆先生和杜維明先生亦分別提及到「人為本位」的傳统和以道德為中心的根本性。筆者認為這種本位性和道德性的形成, 儒家思想內的哲學確擔當着一個重要角色。中國人的「本位性」, 古之認同為「重人概念」, 孔子曾主張的「鬼神存而不論」論, 旨意亦在於暗示出「人」的重要性若何, 主張以人為本位往往勝過一切虛渺之談；又如中國的那門重實用性而非理論性科學的出現, 便是是中國人以人為依歸的邏輯下一個明顯例子。


至於中國的道德性, 筆者認為以一「善」字便能一語道出。孟子所提及的「性善論」, 便能充分的形成一個理想的社會結構；而中華民族亦堅守着以「大同」為家的概念而行, 「眾善奉行、諸惡莫作」, 便是一種「善」的追求。再加上「善」的終歸概念和儒學不謀而合, 故善性之道便順理成章地化成中華民族的「道德標準」。錢穆先生亦曾提到:「若人生遠離了善而偏向惡, 社會便沒有理想可言……中國文化的人道最高道德也便是善。」以善這種觀念作為中國文化修養的支撑, 亦正與人文中心和民族精神的概念互為扣緊。


天人合一

此外, 「天人合一」觀也是錢先生和杜先生以來概括中國人文精神之命題之一。杜維明先生所論及的「天道」與「人道」, 筆者認為在中國傳统文化上時常追求着一種交往、交流、溝通和融合的關係。「天之道」關乎着人之化成, 人之思想和人之精神。而「人」亦相信與天作伴, 乃對自然的一種敬仰、追求和結合, 這是一種至高至聖的精神境界。

在中國傳統思想裏, 流傳著一系列的觀念, 如：「性與天道」、「天人合德」、「天人不相勝」、「天人不二」、「天人一體」、「天人相與」、」、「天人一貫」、「天人相應」等, 這些觀念雖都反應同一個思想模式：「天人合一」, 但它的意義卻是多方面的。從文化的觀點看, 它可以代表一文化的全面模式, 作為檢視中國文化不同部份的參考點。從心理學的觀點, 天人的思想模式, 實又是支配個人及群體行為的基本態度。再就認知意義看, 它是一「世界的假設」, 雖不是科學的問題, 卻為人藉以了解人生和宇宙不可沒有的命題或假設。在哲學方面, 有人說過：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中心觀念, 而這一觀念直接支配中國哲學的發展。就這方面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了解並顯現我們的存在與世界的意義，也是哲人宇宙作全盤性、深入性的反省，透過理性和想像，從而建立對宇宙一整體的看法。

這和西方信奉「天」的哲理亦有所分野, 西方宗教裏的「天主」是和天相若相似的, 那種「我（天主）就是道路」觀, 要人去跟隨、效法, 甚至崇拜, 和中國的那一種斷然不同。中國思維上的「天人合一」只是在於人性個人的修養和鍛鍊而已, 是一種個人的精神超脫意義和法則。故說中國的思維、人文精神均有其特殊性, 和西方的那種思維, 在色彩上, 在邏輯上均有所分別, 果真是一語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