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為止，我仍無意在此討論政治，之所以有這樣的題目純粹導因於最近圍繞總統大選兩大主軸的其中一個不可不為的話題，因為實在太過醒目，讓我想到許久以前的另一樁導因於經濟卻沒有響亮口號的政治風暴，我並不認為歷史會像輪迴一樣不斷重複，所以這個命題只是交代我作此文的混亂聯想來由，並不暗示我們的偉大政府拼經濟會有什麼必然後果，這完全是獨立的兩件事。

經濟議題在任何時代都不能說不重要，只是程度上和統治階層認定的優先順序上各有差別吧。

嗯，說起迫切性，或許九百年前的那一次經濟改革沒有像現在政府有政權問題的危機感，但是也不見得是個抬頭挺胸的年月，如果稍微瞄過「天龍八部」或「射雕英雄傳」，也許大家會覺得那個時代的中國四周真是豺狼虎豹，打仗又很難贏。西元一○六七年宋神宗即位，他意欲表現自己的雄心萬丈，想收復契丹人和西夏人佔去的土地（雖然那些土地早在他們姓趙的建立王朝之前就丟了！），「當今理財最為急務，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於是一個小有才名的王安石在一年半內從江寧知府被拔擢到參知政事，當然，那些個儒士官僚不喜歡富國強兵這種滋擾生息的法家作風，富弼直接了當告訴皇帝位置沒坐久，最好「佈德惠」，少講打仗的事（說的真刺耳）。用現代的語法，這些所謂「反革命」最後全部被打為反動派，或貶官，或退休，於是，一○七○年王安石當宰相時，朝裏剩下的人，後來被稱為「熙豐小人」的，一直到現在歷史課本給這些人的評價依然很差。

當時的宋朝有經濟問題嗎？神宗如果有空去逛逛自己的倉庫，會發現積絹的三十二個庫房都快塞爆了，和中華民國不一樣的，大宋國可有的是錢！可是朝廷沒有辦法使之成為打勝仗的資本，大量物資沒有商業管理，使國家即使形式上富有，仍無法做為政府財政經理及軍需工業的支撐，只是累在庫房裏。王安石變法的基本概念其實就是利用官僚的權威與資本刺激商品流通，他說「不加賦而國用足」，打的算盤就是把稅收商業化，經濟總額擴大了，即使稅率不變，總稅收仍可增加。這在當時，莫說歐洲還處在黑暗時期，即便中國本身也是長年維持低技術的扁平和諧，政府把心思花在避免兼併土地，教化百姓「謙讓」，保持儒家官僚的完整，「發展商業」這檔子事實在太前衛了。

其實，宋朝的確是比之前的朝代更有條件商業化的，首先科學更發達了，而且不斷的外患使得朝廷有更好的動員及行政能力，最重要的，稅收主以銀絹及緡錢作基礎而不是食糧，更依賴物資交換的靈活機制，但是那畢竟是九百年前，是一切都在摸索的時代呀，很多現代的商業設計在當時根本都還沒發明，方田均稅法缺乏精準的丈量工具（喂！地可不都是平的）及劃分土地豐貧的標準，也沒有公信機構負責核判，青苗法沒有類似金融機構的單位主持，也沒有獨立的法庭及法律處理債權關係，任由地方官員「強迫」放款，市易法沒有完備的批發業務與技術，官方淪為零售商，推銷的技術又很爛，價格無市場機制任由官定，賣啥啥貴，凡此種種固然是執行面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是很多現代觀點的經濟學概念當時根本沒有，僅憑王安石粗淺的想像和執行官員自己的判斷，怎麼可能讓中國一下子推進到現代商業完備的機制狀態下呢？

後來呢，王安石免相回江寧，神宗幹了十八年皇帝也沒富國強兵，他的兩個兒子也就是後面的兩任皇帝任內舊一陣又新一陣的換了四次，新舊黨爭從北宋吵到南宋，神宗實錄一改再改。值得一提的是，三百年後朱元璋建立了另一個王朝，他對王安石的印象實在不太好，所以明朝以後中國保守收斂的體制，說不定也是源自於此。

說了一堆，沒有翻案的意思，也沒有以古諷今的嘲笑，經濟改革本就不易，西方世界也是花了幾百年摸索國家與資本的關係。希望執政者搞經濟要搞點遠見，一昧砸資金只想活絡市場，而不改善總體環境，怕不是釜底抽薪之策。

最後，看完本文的偉大路人們也許忘記了王安石變法的那些個法在搞啥，我在底下附錄一下。

方田均稅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依土地肥脊分五等抽稅。
青苗法：農民可向官府借錢，類似農業貸款，春散秋償，兩分利。
市易法：官府買賣商品，使物資暢通及調節物價。
還有很多如免役、保馬、保甲等因文內沒提，就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