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7-25 15:13:09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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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客家人的本土觀
李明輝 (2003.07.24)
剛卸下公職的龍應台日前在「人間副刊」發表了〈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與〈五十年來家國〉,果然不出所料,在台灣的文化界又引燃了一把「野火」。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以自己的親身經驗來回應龍應台的文章。
我是台灣的客家人。我的祖先於乾隆五年(一七四○年)由廣東梅縣遷居台灣,到我已是第十代,居台時間已超過兩百六十年。按照現在流行的看法,我應當是台灣人。但是問題並不像表面看來那麼簡單。雖然我的籍貫是屏東縣,但我的父母在戰後便遷居到台北市,所以我們兄弟姊妹均在台北市出生與成長。在我父母的心目中,我們不是台北人,而是屏東人。從小我們在家裡都說客家話。寒暑假時,父母常將我們送回屏東老家居住,希望我們「不忘本」。
我六歲時進入中興大橋畔的西門國小就讀,那裡是台北市的老社區,絕大多數居民都使用閩南語。第一年,老師在課堂上完全講閩南語,我一句話都聽不懂,挫折感很大。到了第二年,老師開始講國語,我如釋重負,因為我忽然發現:我和我同學完全處於平等的地位。這段經驗使我有很強烈的「客家意識」,使我不願講閩南語,也使我對國民黨政府推行的「國語運動」不像我同輩的人那麼反感。
一九八二年,我二十九歲時,獲得德國DAAD獎學金,到德國波昂大學留學。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離開台灣。我在向波昂市政府申報居留時,在國籍欄上毫不含糊地填上「中華民國」。不久之後,DAAD邀請獲得獎學金的各國學生到波昂聚會,我也受邀出席。在歡迎儀式上,主持人致詞,表示歡迎來自「日本、韓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客人。一個大陸學生當場向主持人抗議他使用「中華民國」的稱號。我覺得他的行為很無聊,但未作回應。當天晚宴時,每個學生都按照國名入座,但我環顧四周,不見「中華民國」或「台灣」的牌子,只見到大陸學生圍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牌子周圍。我問主持人,我的座位在哪裡?他尷尬地說:「你同我一起坐好了。」事後回想起來,從那一刻起,我的「台灣意識」開始萌芽,而這是一種以「中國意識」為對照的「台灣意識」。其後一連串類似的經歷使我對「中國」一詞產生很複雜的情緒。在理智上我很清楚:「中國」不等於「中共」,「文化的中國」不等於「現實的中國」。可是,當「中國」這個稱號被中共政權所獨占,而形成一個霸權論述時,它所引起的多半是不愉快的經驗與情緒。中共「獨占中國」的結果使我在心理上「放棄中國」。此後在國外旅行時,我總是在相關文件的國籍欄上毫不猶豫地填上「台灣」。當外國人詢問我的國籍時,我總是回答說:「我是台灣人。」
台灣進入了新的階段
一九八六年我結束在德國的學業,回到台灣任教。次年政府宣布解嚴,台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本土論述」逐漸在政治與文化領域蔚為主流。但在這個過程中,許多現象令我越來越感到不安。「台語」成了「閩南語」的代稱。政治人物競相以會不會說「台語」(閩南語)來區別愛不愛台灣。我的女兒在德國出生後不到一年便隨我回到台灣。但我們身兼人權委員會召集人的副總統卻主張修法,限制不在台灣出生的人參選總統、副總統。這似乎暗示:在台灣出生而後留居美國的小留學生會比我的女兒更認同台灣。我的女兒在建安國小的各科成績都很好,唯有「鄉土教學」敬陪末座,因為所謂「鄉土教學」實際上等於「閩南語教學」(學校根本沒有客家語教師)。她如何與那些出身閩南語家庭的同學公平競爭呢?難道我在國小一年級時的痛苦經驗,我的下一代也不能倖免嗎?前年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問。回國之前,我的房東登報找新房客。他告訴我,他不能向來電詢問的房客打聽他的出生地,否則就有「種族歧視」的嫌疑,而可能吃上官司。然而我們的總統卻指摘馬英九市長是「香港人走香港路」。我們的副總統也振振有辭地要求她的對手表態說明,他們與中國是什麼關係。我們的不少選民顯然也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在這方面,台灣的整個社會距離「文明」的標準其實還遠得很。
目前在台灣流行的「本土論述」如同「大中國主義」一樣,已成為一個霸權論述。它不但成了壓迫異己的工具,也造成嚴重的認知錯亂。今年我在哈佛大學訪問時,接觸到當地台灣長老教會的教友。教友之間都以閩南話交談,而將國語稱為「北京話」。有一位教友表示:台灣應當像韓國一樣,廢除漢字,另造拼音文字。眾所周知,台灣長老教會是最強調本土化的團體。但顯然在這位教友的心目中,一百多年前由西方傳入台灣的基督教是本土的,而更早由漢人移民帶來台灣的漢字反而不是本土的。更令我難過的是:基督教原是由地域性的猶太教脫胎而成為普世宗教,而台灣的長老教會卻反而地域化,而以語言為藩籬,排斥其他的族群。我在美國見到一些台灣移民堅持在家裡講閩南語,以保存對台灣的文化認同。他們的心情我很能體諒,因為這類似於我父母希望我們不要忘記屏東故鄉與客家文化的心情。但令我困惑的是:就是這同一批人不時大聲譴責在台灣定居的外省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指摘他們不愛台灣。如果美國人也基於同樣的邏輯,指摘他們不愛美國,不知他們會作何感想?
二○○○年總統大選期間,TVBS電視台作了一次民調,調查選民對於候選人的意向。主其事者將選民區分為「本省人」、「外省人」與「客家人」三類。這種分類法很荒謬,因為它假設「客家人不屬於本省人」。可見「台語」等於閩南語,「台灣人」等於河洛人的成見已積非成是到什麼地步,以致連媒體工作者都渾然不自覺!
台灣需要多元文化論述
目前在台灣流行的「本土論述」之所以是一個霸權論述,是因為它可以不顧邏輯與常識,任意界定「台灣」一詞的內涵。我想藉此機會,也發起一個「台灣正名運動」(但不同於台聯黨所發起的),要求政治人物不要壟斷對「台灣」這個名稱的解釋權,將它還給所有的台灣居民。附帶地,我們也需要一個「台語正名運動」,讓「台語」一詞不再被閩南語所壟斷。如果台灣的政治人物對內堅持這套霸權論述,他們在道德上便完全沒有立場去抗議中共的「大中國主義」,因為雙方所使用的是同一套邏輯。台灣目前需要的,不是「本土論述」,而是「多元文化論述」。近年來,我一聽到「愛台灣」之類的政治口號,就會感到不自在,因為它們使我聯想起中共的霸道行徑。我也開始懷疑:我到底還算不算是「台灣人」?台灣政客「獨占台灣」的結果必然使受壓迫的人「放棄台灣」。我正在考慮:今後我在國外旅行時,是不是不再說「我是台灣人」,而該改口說「我是客家人」。
(本文作者李明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暨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專研康德哲學,並曾主持多項儒學研究計畫。)
李明輝 (2003.07.24)
剛卸下公職的龍應台日前在「人間副刊」發表了〈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與〈五十年來家國〉,果然不出所料,在台灣的文化界又引燃了一把「野火」。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以自己的親身經驗來回應龍應台的文章。
我是台灣的客家人。我的祖先於乾隆五年(一七四○年)由廣東梅縣遷居台灣,到我已是第十代,居台時間已超過兩百六十年。按照現在流行的看法,我應當是台灣人。但是問題並不像表面看來那麼簡單。雖然我的籍貫是屏東縣,但我的父母在戰後便遷居到台北市,所以我們兄弟姊妹均在台北市出生與成長。在我父母的心目中,我們不是台北人,而是屏東人。從小我們在家裡都說客家話。寒暑假時,父母常將我們送回屏東老家居住,希望我們「不忘本」。
我六歲時進入中興大橋畔的西門國小就讀,那裡是台北市的老社區,絕大多數居民都使用閩南語。第一年,老師在課堂上完全講閩南語,我一句話都聽不懂,挫折感很大。到了第二年,老師開始講國語,我如釋重負,因為我忽然發現:我和我同學完全處於平等的地位。這段經驗使我有很強烈的「客家意識」,使我不願講閩南語,也使我對國民黨政府推行的「國語運動」不像我同輩的人那麼反感。
一九八二年,我二十九歲時,獲得德國DAAD獎學金,到德國波昂大學留學。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離開台灣。我在向波昂市政府申報居留時,在國籍欄上毫不含糊地填上「中華民國」。不久之後,DAAD邀請獲得獎學金的各國學生到波昂聚會,我也受邀出席。在歡迎儀式上,主持人致詞,表示歡迎來自「日本、韓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客人。一個大陸學生當場向主持人抗議他使用「中華民國」的稱號。我覺得他的行為很無聊,但未作回應。當天晚宴時,每個學生都按照國名入座,但我環顧四周,不見「中華民國」或「台灣」的牌子,只見到大陸學生圍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牌子周圍。我問主持人,我的座位在哪裡?他尷尬地說:「你同我一起坐好了。」事後回想起來,從那一刻起,我的「台灣意識」開始萌芽,而這是一種以「中國意識」為對照的「台灣意識」。其後一連串類似的經歷使我對「中國」一詞產生很複雜的情緒。在理智上我很清楚:「中國」不等於「中共」,「文化的中國」不等於「現實的中國」。可是,當「中國」這個稱號被中共政權所獨占,而形成一個霸權論述時,它所引起的多半是不愉快的經驗與情緒。中共「獨占中國」的結果使我在心理上「放棄中國」。此後在國外旅行時,我總是在相關文件的國籍欄上毫不猶豫地填上「台灣」。當外國人詢問我的國籍時,我總是回答說:「我是台灣人。」
台灣進入了新的階段
一九八六年我結束在德國的學業,回到台灣任教。次年政府宣布解嚴,台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本土論述」逐漸在政治與文化領域蔚為主流。但在這個過程中,許多現象令我越來越感到不安。「台語」成了「閩南語」的代稱。政治人物競相以會不會說「台語」(閩南語)來區別愛不愛台灣。我的女兒在德國出生後不到一年便隨我回到台灣。但我們身兼人權委員會召集人的副總統卻主張修法,限制不在台灣出生的人參選總統、副總統。這似乎暗示:在台灣出生而後留居美國的小留學生會比我的女兒更認同台灣。我的女兒在建安國小的各科成績都很好,唯有「鄉土教學」敬陪末座,因為所謂「鄉土教學」實際上等於「閩南語教學」(學校根本沒有客家語教師)。她如何與那些出身閩南語家庭的同學公平競爭呢?難道我在國小一年級時的痛苦經驗,我的下一代也不能倖免嗎?前年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問。回國之前,我的房東登報找新房客。他告訴我,他不能向來電詢問的房客打聽他的出生地,否則就有「種族歧視」的嫌疑,而可能吃上官司。然而我們的總統卻指摘馬英九市長是「香港人走香港路」。我們的副總統也振振有辭地要求她的對手表態說明,他們與中國是什麼關係。我們的不少選民顯然也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在這方面,台灣的整個社會距離「文明」的標準其實還遠得很。
目前在台灣流行的「本土論述」如同「大中國主義」一樣,已成為一個霸權論述。它不但成了壓迫異己的工具,也造成嚴重的認知錯亂。今年我在哈佛大學訪問時,接觸到當地台灣長老教會的教友。教友之間都以閩南話交談,而將國語稱為「北京話」。有一位教友表示:台灣應當像韓國一樣,廢除漢字,另造拼音文字。眾所周知,台灣長老教會是最強調本土化的團體。但顯然在這位教友的心目中,一百多年前由西方傳入台灣的基督教是本土的,而更早由漢人移民帶來台灣的漢字反而不是本土的。更令我難過的是:基督教原是由地域性的猶太教脫胎而成為普世宗教,而台灣的長老教會卻反而地域化,而以語言為藩籬,排斥其他的族群。我在美國見到一些台灣移民堅持在家裡講閩南語,以保存對台灣的文化認同。他們的心情我很能體諒,因為這類似於我父母希望我們不要忘記屏東故鄉與客家文化的心情。但令我困惑的是:就是這同一批人不時大聲譴責在台灣定居的外省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指摘他們不愛台灣。如果美國人也基於同樣的邏輯,指摘他們不愛美國,不知他們會作何感想?
二○○○年總統大選期間,TVBS電視台作了一次民調,調查選民對於候選人的意向。主其事者將選民區分為「本省人」、「外省人」與「客家人」三類。這種分類法很荒謬,因為它假設「客家人不屬於本省人」。可見「台語」等於閩南語,「台灣人」等於河洛人的成見已積非成是到什麼地步,以致連媒體工作者都渾然不自覺!
台灣需要多元文化論述
目前在台灣流行的「本土論述」之所以是一個霸權論述,是因為它可以不顧邏輯與常識,任意界定「台灣」一詞的內涵。我想藉此機會,也發起一個「台灣正名運動」(但不同於台聯黨所發起的),要求政治人物不要壟斷對「台灣」這個名稱的解釋權,將它還給所有的台灣居民。附帶地,我們也需要一個「台語正名運動」,讓「台語」一詞不再被閩南語所壟斷。如果台灣的政治人物對內堅持這套霸權論述,他們在道德上便完全沒有立場去抗議中共的「大中國主義」,因為雙方所使用的是同一套邏輯。台灣目前需要的,不是「本土論述」,而是「多元文化論述」。近年來,我一聽到「愛台灣」之類的政治口號,就會感到不自在,因為它們使我聯想起中共的霸道行徑。我也開始懷疑:我到底還算不算是「台灣人」?台灣政客「獨占台灣」的結果必然使受壓迫的人「放棄台灣」。我正在考慮:今後我在國外旅行時,是不是不再說「我是台灣人」,而該改口說「我是客家人」。
(本文作者李明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暨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專研康德哲學,並曾主持多項儒學研究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