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休二日」這種概念，很晚才開始在台灣實行，一直要到我出國留學前（1998年），才慢慢開始全面性地實施。

以前還沒有週休二日時，學生在禮拜六還是要上半天課的，下午才能回家，路途稍遠的，其實回到家也晚了，假期只剩一天。不過因為大家都習慣了，也不常聽到有人抱怨。其實，在台灣，以「週」做規律的循環、然後週末有一兩天假期的生活方式，是近百年我們漸漸脫離了農業社會才有的情形，以前用的是農曆，「歲時節氣」遠比「今天禮拜幾」來得重要。農忙的時候，不可能有放假這回事；而農閒的時候，大多數人也沒什麼事好做（那時候賭場、酒家的生意想必會特別興隆吧！）

另外，有個有趣的典故，我並不知道正確性有多高，不過跟週末有點關係的。以前華人還沒有開始跟西方世界同步使用陽曆的時候，根本沒有一週七天這回事，西方人去中國做生意一開始會不太習慣，生活也受到官方種種的限制。大清帝國政府還規定：只有逢農曆八日、十八日與廿八日，西洋人才可以進廣州城採購日常生活用品。而西方女人服裝、行為都比較開放一點，沒事就穿低胸洋裝，露出半截乳房，沒事還跟男人親來親去的，華人都覺得很下流（其實是想看又不敢看啦！）。

所以，後來我們才會形容行為不端莊的女人是「三八」（或是香港說的「八婆」）。知道嗎？這就是「三八」的由來。

我們小時候，也沒有「營養午餐」這回事，所以大家上學多半自己帶著媽媽充滿了愛心準備的不鏽鋼便當（我的便當菜色總是缺乏變化，因此吃怕了雪裡紅與過熟的煎蛋，只能看著別人的便當流口水，人家的有花枝丸或是豬排等，我的最好待遇就是鹹得要死的白帶魚了），學校也有龐大的便當加熱設備來提供熱騰騰的午餐，中午吃便當的時候，可能是學生們在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刻了。比較講究的，還會把飯跟菜分裝在不同的便當中，於是就會出現這種「大便當飯，小便當菜」的沒衛生兼無聊的笑話。為了辨認自己的便當，學校除了在學期初會發放鋁製的號碼牌之外，大家也會用不同的方式來標示自己的便當，而我的方式，就是綁我媽媽給我的鞋帶，這也成了大家嘲笑我的理由之一。用高溫蒸出來的便當，鞋帶裡含的水份混雜了各樣菜式的氣味，也實在是超噁心的。

值日生的工作，除了下課時擦黑板、放學時倒垃圾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抬便當」了。國中時，我讀的是宜蘭最大的公立學校，蒸便當的地方就像工廠一樣的龐大規模，機器裡擺滿了一籃又一籃的便當，中午下課時，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要讓各班級的值日生完成抬便當的工作而不耽誤，是件很有挑戰性的事，所以主管其事的工友先生很兇悍，大家都怕他，生怕耽誤了哪怕只是一秒鐘的時間。有一次，輪到我（卅號）跟卅一號去抬便當，排在隊伍中時，我們就準備好了衛生紙或手帕等工具來避免燙傷，等到一聲令下，就要用最快的速度把我們班級的便當籃拉出來，迅速抬走，好滿足整個班級同學的殷切期盼。那天，我忘記那瞬間是發生了什麼事，我或是卅一號一個手滑（不過我記得是他，不是我），就打翻了我們班整籃的便當，甚至有個便當還摔了個開膛破肚、飯倒湯流。我們正在不知所措的時候，奇蹟似地，工友先生大人並沒有大發雷霆，只是要我們趕快清理完，趕快搬走。於是卅一號就顧不得「衛生」這回事了，用手把飯菜抓回便當裡去，蓋起來。由於事情發生得太快，抬便當回去的路上，我們才開始忐忑不安起來，不知道這個事件裡無辜的可憐受害者是誰，還有他看到他心愛的便當變成這個樣子還是不是吃得下去，甚至還有後續的賠償問題，實在讓我們傷透腦筋。後來我們決定先按兵不動，看到底這是誰的便當再說。當大家像豺狼一樣「擄走」自己的便當時，我跟卅一號都盯著那一個曾經在大家面前摔得那麼不堪的可憐便當。結果很快就出來了，正是卅二號的便當，但看他一面跟同學談笑風生，一面愉快地打開便當，也沒發現有什麼不妥，就面無懼色地吃了起來（不知道當然就不怕了），我們才鬆了一口氣，暗自祈禱，盼望他今天回家不會拉肚子。

這時我才知道，用鞋帶把便當扣環綁緊，是多麼睿智的選擇。

好啦，現在禮拜六也講了、便當也提了，講了一大堆，到底為什麼標題是「禮拜六的便當」呢？那是因為我國小的時候，有一次週六我跟我三姐正在吃早餐的時候，我媽不知跑到哪裡去了（可能是出去買個東西吧！），我三姐突然大驚失色，叫說：「便當呢？」於是害我也跟著恐慌了起來，忘記那天是禮拜六，以為說媽媽忘記幫我們準備便當了。於是我們就迅速因應此一特殊狀況，「自力救濟」起來，把便當盒找出來，然後把早餐的粥、一樣是過熟的煎蛋與醬菜塞到便當盒裡充當午餐，帶到學校去，於是我又成了當天大家的笑柄。我想，那應該是我幼稚園的時候一次睡午覺說夢話（大叫說：老師！我知道，五加五是十！！）跟穿拖鞋去上學之外，最糗的一件事了。

很奇怪喔！是不是宜蘭長大的小朋友都特別沒有同情心呀？！為何我理應是快樂的童年卻總是充滿了被嘲笑的記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