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 (二)
杜維明












到了宋明以來，這種思潮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岳麓書院可以說是對這一思潮作出極大貢獻者，在人生觀和宇宙觀方面尤其突出。在宋明時代就提出“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同時，他們所討論的氣、理、心、性，都不是我們現在認為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跟我們人文世界沒有關係的理念，這些所討論的問題都是和我們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價值。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時朱熹和張（左木右式）就在岳麓書院進行了三天三夜的辯論，討論《中庸》裡面“中和”的問題。這個“中和”問題是情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情，所謂四端之情，每一個人又都有喜怒哀樂。這兩種不同的情，我們怎樣理解？一種，比如說我提出惻隱，惻隱這個情越多越好，越有愛心越有同情感，那麼我們就越像人。另外，喜怒哀樂這種情，假如我們不調節，不轉換，就會傷害我們的身體，使得社會發生不同的困境。有一種情越多越好，有一種情是要轉化的。這些討論後來在中國並沒有很好地發展。但在韓國的儒學中有一個“四七之辯”，就是“四端”和
“七情”之間的關係是什么，討論一些非常複雜的觀點，都是和我們如何做人，如何在人倫日用之間安排我們的感情生活，理性生活，我們的社會生活，我們的個人生活，怎么樣和我們的家庭、親戚、朋友進行健康的互動完全聯係在一起的課題。他們所提出的這些，如果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以仁愛心和關懷來發展人的道德理念王陽明在貶到貴州的那一年也到過岳麓書院，他的《大學問》裡特別提出“一體之仁”，從“親親、仁民、愛物”開拓出去，發展出去，達到“一體之仁”。這個“一體之仁”又是有分別的，一方面是和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另外，這裡面又有非常明顯的分殊，遠近的分殊。這非常現實，但又有深厚的理想主義。它不是一種浪漫主義，不是一種個人主義，而是一種非常高深的哲學。但這個高深的哲理又可以在人倫日用之間發展。《中庸》裡面引了孔子一段話，說有很多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的事，但我並不一定能做到。我對父親的尊重，就像我希望我的孩子對我一樣，這件事情，我現在還辦不到；我對君的忠，就像我期待我的臣對我一樣，這個我還辦不到；我對朋友的信，就像我期待我的朋友對我一樣，這個我還辦不到；對于兄的敬重之感，就像希望我的弟對我一樣，這個我還辦不到。這是非常簡單的人倫日用之間的關係，我們每天都會碰到，但我們每天碰到的價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又有非常深厚的內涵，我們需要慢慢地去陶冶。如果沒有這種價值、這種理念來陶冶，這個社會是很難安定的。這個觀念非常平凡，但又有非常深厚的哲學內涵。
我們認為儒家具有涵蓋性的人文精神，可以為文明對話提供豐富的人文資源。聯合國已經決定，公元2001年為世界的文明對話年。不同的文明當然有沖突的危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性別，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地域，都可能有沖突。假如我們認為有這種危險，對話更是有必要。目前，如果想開發儒家的人文精神資源，為文明對話創造良好的條件，我們必須發揮全面而深入的批判精神，使儒家傳統能夠很成功地進行現代轉化。中國最近的一百多年以來，一流的知識分子一直在投入這個工作之中。這一非常艱苦的工作，也就是如何使儒家這一具有涵蓋性的人文精神和十八十九世紀從歐洲發展出來的啟蒙的人文精神，包括自然主義傳統和社會主義傳統進行對話。西方的啟蒙提出了自由、理性、法制、人權和個人尊嚴，這些價值在世界各地都認為有普世的價值，現代化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公民社會、個人權利充分發展的一個運動，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的一百多年以來，從鴉片戰爭開始，很多的知識精英發現，儒家的人文精神和中國的小農經濟、家庭的倫理、權威政治乃至集體主義，都糾纏在一起，在中華大地出現了很多消極的因素。使它不能夠充分地現代化，來掌握西方提出的非常有光輝而且普世的價值，所以強烈地批判儒家，把它當作封建的遺毒，當作阻礙現代化的絆腳石。自由主義的胡適，社會主義的陳獨秀，大文豪魯迅等人從五四以來一直在進行這種批判。如果我們想要把儒家的人文精神進一步闡發，就要對他們批評帶給我們的教訓，進行全面而且深入地體認、剖析。我們如果不能使得儒家的人文精神充分發展，而讓小農經濟的保守主義和不健康的家庭倫理，比如說男性中心主義、政治權威主義充分地發展，將來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夠成為對話資源的可能性是很小。

現代以來，西方的一些核心思想家，對于西方的啟蒙心態也開始進行非常深刻的反思，從生態環保的角度來看，人類中心主義，完全以人為中心，這是西方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一定要超越。從多元宗教的角度來看，怎麼樣讓啟蒙以來的文明多元開放，而不是停留在狹隘的西方霸權；從社群倫理來看，怎樣突破極端主義，西方學者在進行深刻的反思。中國的學者，日本的學者，朝鮮的學者，也就是儒家文化圈的學者。一百多年來，對自己傳統文化的陰暗面，也進行了嚴厲的批判。現在一個新的對話條件已經出現，我舉一個實在的例子，說明這個可能性。九年以前我在我服務的學校哈佛大學提供了一個課程 ─ ─“儒學的修身與現代社群”。在這個課裡面，我突出了儒家的基本價值。當時我進行過一個簡單的調查，上課的大概每次都有四五百個同學，跟這裡差不多，來自各個不同的年級，我問他們在價值思考中間，自由的觀念和公益平等的觀念哪一個更重要。當然這兩個觀念都重要，但一定要選擇其中哪一個觀念比較重要，理性和同情這兩個怎樣選擇，法制和禮教，人權和責任，個人和群體你怎麼樣選擇。當時75％的哈佛大學學生，有的是理工科，有的是學文法的，選擇自由，理性，法制，人權。今年五月再作一次調查，50％以上的選擇公益，不選擇自由，因為美國社會的自由度比較大，大家發現杜會的不平等、族群之間的沖突、社會矛盾、鬥爭太厲害。有50％的學生，特別是70％女性，選擇同情。同情比理性更重要，只有理性，沒有同情你不能發現你的道德價值。法制和禮教，選擇的人差不多相等。人權與責任比較，還是選擇權利的多于選擇責任的，但是已經相當接近了。把人當作社會關係網絡的中心點，而不把人當作孤立絕緣的個體，這一個思想也在上升，現在45％～50％的學生認為人是社會關係網絡的中心點，和剛剛所述的儒家價值很多地方正好相契。什麼原因？並不是說現在美國的學生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這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在我們這代人是不太可能的。可是正像我前面所說的，因為生態環保意識、女性主義和多元宗教的發展，逐漸使西方過分突出自由、理性、法制、人權和個人主義的傾向受到遏制，開始認識到其他的普世價值，包括公益、平等、同情、禮教、責任和群體等，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情況。

這次回到祖國之前，我在漢城參加了聯合國科學教育文化委員會組織的全球倫理的研討會。這個全球倫理的研討會在韓國舉行，主要是想 通過全球文明的對話，來了解能不能建構一個全球社群，討論假如全球社會已經形成以後的核心價值。因為會議在韓國開，所以特別探討了儒家人文精神能夠為全球倫理這一努力方向提供什麼樣的資源。學者們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得到一些共同的結論。人類社會要發展，兩個基本原則我們必須要推進。這兩個基本原則和儒家基本價值是可以配套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種恕道，不僅儒家倫理，也是猶太教的倫理，和基督教的“己欲欲示于人”不大一樣，但也是可以配合的。也和伊斯蘭教價值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我以恕道待人，對我來講很好的東西，對我的親友就不一定很好，應該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其他人的情形是如何，這就是推己及人的基本價值。這個價值的後面還要有一個價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不是利他主義，不是說我現在掌握了足夠的資源，想要和其他人分享，而是要發展我自己的人格。但我是關係網絡的中心點，我不能只是自私自利地發展自己，那樣到最後我就沒有辦法發展自己了。我如果要發展自己，就一定要發展我周圍的人，和我有關係的人，圓圈逐漸要擴大。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有一種為千秋萬世考慮的意識，比如張載所謂的“為萬世開太平”也就是說我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能只考慮我們這一代人，我們要為子孫考慮問題。非洲有一個諺語，說地球不是我們的祖先所付給我們的財產，地球是我們千秋萬代的子孫委托我們保護的財富。我們考慮倫理的問題，不能只考慮我們這一代，不能只考慮過去，要考慮未來。儒家思想在這一方面有很多資源可以發展。

這些具體資源要發展，要靠什麼人？是靠少數的知識精英嗎？是政治領袖嗎？是靠企業界裡面有權有勢的人？靠媒體？靠什麼？我們認為要靠廣義的公眾知識分子。什麼叫做廣義的公眾知識分子？關切政治 （也不一定要從政），參與政治，注重文化的人，就是屬于公眾知識份 子。這些人不完全在學術界，學術界有很多人成為專家學者，他不一定 扮演了這個角色。所以，這種公眾知識分子不僅要在學術界，而且應該在媒體、在政府、在企業、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中，去從事各種不同的社會運動，包括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對弱勢團體怎樣協助、怎樣幫助的運動，消費權益的運動。這樣就使得我們能夠為文化中國 ─ ─ 廣義的中國文化 ─ ─ 創造資源，開發資源。有了這種創造，這種開發，我們進行文明對話就有了基礎。正因為如此，我感覺到，如果現在想要使得廣義的儒家人文精神為人類文明的將來塑造全世界都能共享的基本價值，必須要在儒家文明圈的內部進行發掘，必須要減少內耗，把積極因素發揚起來，慢慢地通過各種不同的領域來形成蘊育。中華民族從鴉片戰爭以來，經受了很多的屈辱，很多的悲憤，現在正在騰飛。中華民族的再生是一個經濟現象，一個政治現象，同時也有深刻的文化涵義。這種文化的涵義，正是可以通過儒家的人文精神以及其它很多在中華土地上所發展的價值來共同發揚。



錄 音 整 理︰ 肖 永 明
作 者 單 位︰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燕 京 學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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