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文哲學會《哲思雜誌》一九九八年三月第一卷第一期編者案：

誠蒙 何秀煌教授先生首允，選刊其大作《語言與人性──記號人性論闡釋》內部份章節，以「語言與理性」為專題，於本刊分四期登載。該書約於本年底正式出版。下附原書前言，以茲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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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理性（一）： 人是理性的動物

何秀煌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語言與人性──記號人性論闡釋》

前言

　　這個世界變化得太大了。四十年前，我早晚放牛吃草，眼見河邊牽牛花晨開晚閉，日復一日。如今，我整日坐在電子時代的辦公室裡，人間訊息，無遠弗及，虛擬真實，此起彼落。今日的人不慣於欣賞原野的花草，過去的人不明白電腦怎會運作。今日，我們不知耕牛深諳人性，過去，人們無法理解「虛擬的」為什麼可以變成「真實」。這世界變了。這世界大大地改變了。

　　是的，這世界看來是變了。可是，到底世上的什麼改變了呢？也許牽牛花絕跡了，可是如果不絕跡的話，它不仍然是早開晚閉的嗎？也許現在我們無需使用耕牛，可是如果需要，牠們不也一樣勤勞溫順、善解人意嗎？今日，太陽不也一樣，天天從東方升起？冬日的夜晚，天狼星不也總是和獵戶座比鄰輝映？那麼，到底是什麼改變了呢？我們人類有沒有改變？人心有沒有改變？人性有沒有改變？人類的理性有沒有改變？人類的感情有沒有改變？

　　二十年來，我一直主張「人性演化論」。人類處在他的生態環境中，為了生活上的暢順，為適存上的需要，他總是處在不斷嬗變演化的進程之中－－他的軀體如此，他的心靈亦復如此。可是，到底是怎樣的嬗變演化，令人類超拔而起，拋離無數其他的動物，成為萬物之靈，變成世界的主宰？

　　人是理性的動物，人也是感情的動物。可是，人類的理性和人類的感情到底是怎樣演化塑成的呢？我主張人類是在創制記號，使用語言，進行表意、意願、抒情、立志等等的記號行為中，塑成理性，塑造感情。這是「記號理性論」和「記號感情論」的主旨。不過人類的理性和人類感情－－人性一般也是一樣，並非一經塑造，也就千古不變。人性是文化的產物。人類的理性和人類的感情，全都在我們不斷使用記號和語言，不斷進行記號行為之中，不斷地嬗變和演化。所以，我主張「理性演化論」，也主張「感情演化論」，正好像主張人性演化論一樣。

　　不過人類文化經常在多個層次上演作和生滅。我們通過語言所進行的記號行為也就多元而複雜。在任何的文化傳統裡，總有不同種別的語言，在那兒互相作用，各展所長。我們生活在用以充當一般日常的雜多用途之「大語言」之中，我們也受制於用來擔當比較特別功能的「小語言」之內。此外，我們除了使用「公眾語言」傳達交流之外，常常也應用「個人語言」創造發明，涵情立志。於是人類理性和感情的開展常常呈現出多源和多元的方向。尊重這種多元性，並且加以合理的演繹，才是開明的理性和開明的感情的表徵。

　　雖然人類的理性和人類的感情同出於記號行為的進行和演繹－－這是「情理同源論」的主旨，可是在塑造上，尤其在成立基礎上，人類的感情尤須與人類意志的涵養互相配合。人類的理性有時淪為人生的工具。工具理性仍然不失為一種理性。可是人類的感情必須永遠是人性的目的。工具感情也就不再是感情了。

　　這個世界改變了，可是人類改變多少？人性怎樣演化？我們的理性怎樣演化？我們的感情又怎樣演化？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在這霧重煙濃的大地上，仍然懷抱一片純真的心懷，仰首凝視真理和真情的星空的人。

　

<人是理性的動物>

　　在遠古的時代，我們原始的祖先生活在一個奧秘難測、變化不居、危機四伏、朝不保夕的生態環境。那時，基於生活的需要和生存的保障，人類使用天性本能，通過痛苦的試誤程序，付出了沉重的經驗代價，發展出許多求生自衛，維持生命的方法。那時，只求效果，不求理解；只講實用，不講道理。

　　等到人類創制了記號，使用了語言，將許多活動演變成記號行為之後，人類的理性開始生長，人類的感情開始塑型。人類的文明人性開始漫長迂迴的演化。

　　我們說過，人類的理性是創制記號，使用語言而生發滋長的。最早的理性形式涵藏在語言的使用歷程之中。比方，「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不可以「一」就是「二」，「二」也是「一」。這麼簡單的記號理性雛型，演變出我們尊重規則，依從章法的克己自制，客觀存他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性。

　　由記號語言上的「一」就是「一」，到事物事情上的一就是一，那只是記號和語言的代表和表述功能。不過，這種「同一律」以及其他記號和語言的規則和章法的指認和把握，卻要在實際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中，重新加以認定，重新加以構成，重新加以修正，重新加以補充。也就是說，生活在實際的生態環境裡，根據實際有過的生命經驗，以及想像推測的可能經驗，人類不斷地將他的記號系統和語言用法，加以調整，加以擴充，加以整合，加以系統化。因此，我們的意義世界－－包括我們的概念世界、我們的情意世界，以及我們的意志世界等等，也不斷地在這樣的互動相會的過程中，繼續開展，不停演變。我們的理性和感情，我們的文明人性，也在這樣的歷程中，無終無止，持續演化。

　　所以，這樣看來，人類的理性自從開始在記號行為中出發起步之後，其發展和其演化也受制於我們的生活經驗和生命形式，受制於我們與客觀世界之間的互動關係。從這個角度看，人類的理性不但顯示著人類記號行為的胎模，它同時也刻劃著客觀世界的印記。人類畢竟不是在真空虛無的環境中，涵養發展起他的理性。我們可以想像，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人類即使同出於記號行為的進行，但所開發出來的理性模式，及其演化歷程，可能極為不同。

　　現在讓我們討論一下，究竟通過怎樣的途徑，我們所生活其間的外在世界，在我們的理性塑型中，留下了它的印記。

　　既然人類理性的開展起於克己存他，自制客觀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性，發揮知性，研究外在世界，開展認知，探討客觀真實，這成了推動理性，開拓理性和重整理性的重大力量。求知的活動和建構知識的行為，不但豐富了我們的意義世界和概念世界，也不斷地將它們帶進不停地擴充，不停地修訂，不停地整合的演化歷程之中。所以我們要主張理性的演化論，因為我們在認知活動的進展帶動之下，意義世界和概念世界永無止境地川流不息，更新演化。不但如此，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生態之下，認知活動的樣式，以及知識結構的模態，也可能大異其趣，不得統一。因此我們必須承認「理性多元」的可能結局。

　　人類的求知活動和認知行為是人類記號行為的一部份，其中牽涉到人工記號和自然記號的開拓和使用。可是我們的記號和語言，因此我們的意義世界和概念世界，怎樣和我們的外在世界，因此和我們對於外在世界的經驗，在求知的過程和知識的建構中，產生交會互動，同起同生的關係呢？

　　我們使用語言來代表和表述事物和事態。起先，使用什麼記號來指稱什麼事物和事態，以及如何名狀如何表述事物和事態，那純然是種俗成沿用的決定和習慣。可是等到記號和語言，基於自己的規則和章法，一步一步建立起它的意義世界，建立起它的概念世界，甚至建立起它的情意世界時，我們進一步要怎樣進行認知的記號行為，怎樣進一步將外在世界的經驗加以記號化，那就不再是記號意義世界和現實客觀世界，兩者各行其是，獨立發展所可能奏功致效的事。我們必須考慮到這兩個世界－－一個主觀的世界和一個客觀的世界之間的兩相配合和互相呼應。這是知識的要求，也是真理的規範。記號和語言怎樣通過其意義世界和概念世界的結構和重構，來達成這個任務呢？

　　讓我們看一看記號和語言的系統的內部發展，以及記號和語言的系統之外的客觀情況，兩者之間到底具有什麼關聯。當我們運用記號和語言從事認知活動，構造知識之時，我們到底享有多少創制沿用的自由，同時我們又受到什麼客觀事實的限制。在自由和限制之間，我們做出什麼樣的適應和調整，它所依據的準則又是什麼。

　　我們提過，如果我們決定將虎豹不分，視同一類，此舉可能帶來生活上的不便，甚或生命上的危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固然可以將二者區分開來，各給名稱，互不相混。不過，如果我們不願廣增語彙，多開類目，我們可否在原有的記號系統和語言規則中，加以附註，以收同樣的區別差異之效呢？有時這種辦法是行得通的，而且在一定的範圍內也的確可以收到實用的效果。比如，我們是否可以將「豹」定義為「會爬樹的虎」呢？假定我們這種記號的調適目的只在於分別會不會爬樹，因此知道如何採取措施，以資防範，那麼這種區分方式－－在同一類名下的次分－－似乎既簡便而又實用。不過，我們的知識興趣可能不止於方便逃生，避免危險。假定我們想更進一步研究或利用牠們的交配繁殖的現象的話，那麼上述的記號調適又牽引出其他的問題或疑難。由於虎豹並不彼此交配，而今我們將豹說成，並想成是會爬樹的虎，那麼我們依照語言的規律或理性的邏輯，也就只好說，會爬樹的虎和不會爬樹的虎，兩者互不交配。這樣解決了問題嗎？倘若我們更想深入一層，瞭解為什麼兩者彼此不交配生殖呢？這時我們遇上了更大的難題。在走投無路的困境裡，我們可能挺而走險，由異類不相交配的自然現象，走入虛構的「價值」或「情意」領域。我們可能會說，會爬樹的虎，高「人」一等－－或者說成高「虎」一等，不和不會爬樹的虎彼此交配。這樣一來，在純粹的動物研究中，可能不必要地引進了童話或神話的成素。所以，權衡之下，還是多開類目，再加一名，虎歸虎，豹歸豹，進行起來遠為自然，遠為方便。

　　在我們不斷進行認知活動，不停地建構新知的過程中，我們也不斷地對記號系統和語言用法，加以調整、修正、改良和重構。這樣，我們的意義世界和概念世界才不致於和外在的客觀世界脫鉤分離，引起我們思想的混淆，甚至演成我們理性的斷裂。

　　為了維護理性的平衡發展，我們必須在我們的記號系統和語言使用中，吸納接收不斷更新的知識成就。通常有兩種情況，引起我們的記號和語言的調適和重構。一是我們的知識更新了，新知取代了舊識。二是外在世界改變了，新經驗促進我們構作出新知識。這兩類的情況都足以引起我們記號系統和語言使用的重新適應－－引起我們意義世界和概念世界，甚至情意世界的變化。我們的理性內涵和理性樣態，也可能隨之嬗變演化。

　　讓我們首先舉例說明第一種情況。在動物學尚未發達以前，人類早已有著觀察海洋，捕魚獵鯨的經驗。可是由於動物分類知識不顯，一般人仍以常識和直覺使用記號，因此長久以來鯨仍然被看成是魚，一直被稱為「鯨魚」。可是現在我們的知識長進之後，知道鯨是一種哺乳動物，並不屬於魚類。這點造成我們記號系統和語言用法的潛在危機－－也因此造成我們意義世界和概念世界的難題。根據我們的語言邏輯，本來像「男人」的概念中，涵有「人」的概念，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男人是人」的結論。可是如今我們依舊使用「鯨魚」一詞，因此擁有「鯨魚」的概念，可以推論出「鯨魚是魚」的結論，但卻要斷定「鯨魚不是魚」。這不是一個認知上的大難局嗎？如果鯨魚不是魚，那麼依照同樣的語用邏輯，男人還是不是人呢？

　　我們的記號結構和語言用法帶出這樣的難題，因此在新知成立之下，我們必須對我們創制的記號和使用的語言，做出適當的調適和重構，以免引起我們意義世界的混淆和概念世界的錯亂。比方，我們可以採取一種快刀斬亂麻的方法，取消「鯨」的「魚」字偏旁，改以「犬」字結構，將「鯨」字改造成「」字，消根除源，一勞永逸。可是文字的結構和寫法，有時帶有慣性和惰性。中國字的偏旁也是種保守性高，牽一髮可能動全身的語文結構，因此這種方式的改革沒有見諸實現。另外一種極端是做出語用邏輯規律的分枝繁衍，主張在語用上我們不只有一條規則，指示我們由「男人」的概念內涵結構，推論出「男人是人」的結論。我們的語言還有另一條語用邏輯規則，指示我們由「鯨魚」的概念內涵結構，推論出「鯨魚不是魚」的結論。然而，這樣的語言調適和重構卻犯了一種方法上的大忌。它將問題複雜化，並且將原來語法結構上的問題，化約轉向成為內涵結構上的問題。我們目前似乎採取一種溫和中度的改革方式。我們將游弋於遠海中，偶爾浮出水面噴出高大有力的氣柱的哺乳動物，叫做「鯨」，而不稱為「鯨魚」。我們寧可讓文字偏旁用以表意，用以陳示概念的古老語言習慣，略為讓步，通融例外。

　　外在世界的改變，包括社會文化的變遷，有時也促使我們記號系統和語言使用的調適，以免產生概念世界和外在事實之間的脫節斷裂。比方，三四十年前，用粉筆來書寫於其上的黑板全都漆成黑色。因此，在我們的語言用法規則裡，因為「黑板」的概今包涵著「黑」的概念，所以當我們知道一件東西是黑板，我們也就知道它是黑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推論出「黑板是黑的」。這情形正好像「白花」的概念包涵著「白」的概念，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白花是白的」。可是，後來為了令我們的眼睛舒適，甚至為了討好我們的美感，黑板給製造成其他的顏色了。起先是綠色，後來也有灰色，但卻幾乎沒有黑色。這樣一來，「黑板是黑的」這個判斷由真變假；「黑板不是黑的」反而由假變真。這種情況引起我們概念上的難局，因為原先「黑板是黑的」和「白花是白的」共同遵守一條語言的規則。現在這兩種情況必須分開處理，以免混淆。比較徹底的調適辦法是將黑板改名，用另外的記號來稱呼，賦予不同的意義，代表不同的概念。比方，在國外就有人用英語將黑板叫做「粉筆板」。但這個中文名稱似乎不太順口，不易受人採取而沿用俗成。這時，我們只好在原來的語言規則之外，另列條目或註明例外。從某一件東西是黑板，再也不能推論出該件東西是黑的。我們的意義世界改動了，我們的概念世界有了變遷。

　　人類理性之初生由記號的創制和語言的使用開始。可是記號和語言除了停留在俗成沿用的慣性和惰性之外，它的內部規律也不斷地接受我們經驗知識的啟發和衝擊，不斷地生長，不停地調適。我們的理性也就在這樣的演化歷程中，開展塑造出比起過去更加開明、更加細緻、更加複雜和更加靈活應變的理性樣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