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2-11 23:21:19尚未設定
台北人
台北人，白先勇著，爾雅出版社，
10-Aug-2000 重排十四印，ISBN : 957-9159-88-2
白先勇早已是現代文學中一顆璀璨的巨星。台北人的諸多短篇小說，也已經跨越文字的藩籬、改編成其他不同形式的藝術如話劇、電影等，呈現多元化的風貌。像是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遊園驚夢、花橋榮記……等等，即使不曾讀過台北人的讀者，想必也已耳熟能詳。
雖然文學界對白先勇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但是一來並不代表台北人中沒有蘊含新的解讀可能；文學巨著往往能隨時代的遷移，而賦予讀者全新的觀賞角度。二來對筆者這種後生晚輩來說，一直不曾閱讀過現代文學的里程碑，也將是經驗上永遠的缺憾。因此這次希望透過對台北人的解讀，可以嘗試去經歷那個燦爛的時代。
首先，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應該是台北人裡，短篇小說可以呈現的「力道」與「縱深」。台北人的小說長度，除去秋思（10頁）及國葬（14頁）兩篇不算，其餘十二篇頁數均落在20~28頁；當中20頁有六篇，22頁有三篇。長度如此驚人一致地短小，卻又感覺佳作紛呈、內容厚實；原因是什麼呢？？
仔細研究台北人的寫法，可以發現：白先勇很能利用一個短景、或甚至僅僅只是一幕戲，就交代了浮生若夢、宛如南柯。怎麼說呢？比如：「歲除」只是一席飯、「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只是半晚；「思舊賦」只是一番唏噓、「梁父吟」只是一陣回首……小說裡面的「名目時間」也許區區不過經歷了一個鐘點。卻因為在這餐飯、這席話裡，打起了台兒莊大戰、歷經了北伐抗日、振臂起了五四反動學潮、湧現了青春風華，結果今昔交疊、靈肉並現，使得小說裡面短短的幾十分鐘，竟把由昔到今漫長的數十年給活生生地重現了一遍！這樣的「活法」對讀者而言，怎能不覺這眨眼即過的二十頁，顯得精采萬分呢？？但在二十頁末了，再大的功業、再美的風華、再烈的情愛，也回歸到當下眼前的平平淡淡，又怎能不說浮生若夢、宛如南柯呢？？
再作一個統計：利用「短景」交代完整篇故事者，十四篇中約佔九篇之多（「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也被筆者歸入，因為雖然小說內時間過了三個月，但讀者的感覺彷彿還一直留在公園裡）。小說中場景屢屢推移者，筆者大略也僅覺得尹雪艷與花橋榮記寫的精采，因為短篇不因場景變換而要生動人物，實在不易。每個場景要能入木三分，篇幅自然節省不得；也因此，太多的過場對短篇而言，很容易讓讀者抓不到重點。因此，白氏這種利用交疊過去與現在，構疊在一幕裡面的寫法，不僅豐富了短篇的內容，更因為白氏在篇末安排的無可奈何（例如賴鳴升的嘔吐、錢太太的搭計程車、余教授與吳柱國的分手、秦副官的聲嘶力竭……）而讓讀者產生了人生感悟。這實在是白氏短篇小說的一大特點。
其次，便是白氏在台北人中，處理書中角色面對人生變局的態度。
誠如歐陽子女士在新版台北人前的序言，白氏對角色的安排，大致可被分類成為：沒有過去或遺忘過去、完全或停留在過去、以及保留對過去的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等三類人。筆者頗感興趣的，是來自於以下幾點的觀察。其一，便是第一人稱敘述（或記事觀點），是否能書就大悲痛、大情愛？
面對了海峽乖隔數十年、骨肉友朋兩地分這樣的變局，兼之以當年國民黨撤退來台，兵困馬疲的物資環境；白氏筆下並不乏大悲痛的角色境遇。像是「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的王雄、「孤戀花」的娟娟、「花橋榮記」的盧先生等等。不過，第一個觀察便是；面對這樣的悲劇處理，作者有必要用第三者的角度來敘事走筆，讀者的情緒才不會揹太大的衝擊、作者也不會冒無法挑動讀者情緒的險。像是總經理之於娟娟；如果第一人稱是娟娟，在她瘋殺柯老雄的時候，該怎麼交代娟娟的內心情緒？？例如白氏在「遊園驚夢」便嘗試讓讀者直接閱讀錢夫人的內心，去面對錢夫人心裡種種滿溢的情緒，包括性暗示與高潮（白馬）、過去如今蒙太奇式的拼貼、社交圈的虛榮酬酢等等，不過無可諱言地，對讀者而言直接切入主角（錢夫人）的內心閱讀、面對沓如潮水亂無頭緒的思維，毋寧是極為吃力的，更何況是處理一齣人性上的大崩決？於是，筆者會認為；白氏維持了一定距離來「觀察」這些悲劇，不僅讓讀者在相當距離的觀察下，還能維持某種程度的感受力；同時，這個觀察距離也反映了白氏對於這些時代（個人）悲劇的基本假設。
相對而言，便是白氏對大部分的第一人稱角色，所賦予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其實便是白氏之所以對悲劇選擇保持距離的原因。看看這些第一人稱；「一丈青」的師娘生活隨緣，「金大班」風骨猶存；「花橋榮記」老闆娘生氣勃勃，「冬夜」余嶔磊雖老夢存…..這些第一人稱，都是上述歐陽子女士提的「保留對過去的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的人。這樣的生命態度，無疑才是為白氏所接受的；所以在這樣的生活態度當中，白氏才會願意切入角色內心，直紓（書）情感，甚而化身人物，慨言世事了吧？？
其三，是對這些角色屬性的一點小小觀察。
雖然論者多以為：台北人中的角色橫跨社會的各階層。不過筆者以為：台北人的主要角色群，無非分為軍旅，（過氣）社交名流，以及服務圈子（僕人、舞女、工人）等；換言之，幾乎描述的不是社會的頂層、就是社會的底層，中產階級極為稀少（僅「冬夜」余教授、「花橋榮記」老闆娘及盧老師而已）。藉此時代背景的不同，我們可以觀察到台北人與現今文壇作品的幾點不同。
其一，由於中產階級（在當時）的缺乏，我們可以發現：現代作品常常描述公司（組織）裡面正式關係與非正式關係的矛盾衝突，例如；中階經理人欺下瞞上、或是總經理勾引女職員等組織行為的議題，在台北人裡面幾乎沒有看見。唯一的例外（描述正式關係與非正式情感衝突者），只有王雄對小主人那種矛盾的情意投射。因此筆者幻想；如果白氏安排了一場金大班與樸公的戀情、或是地下總經理嘗和李故將軍浩然的一段未了曲……像這樣虯結了身分、名位與愛情的矛盾相遇，而不僅僅只是在（不可再現的）過去與（已經妥協的）現今之間的想像衝突，不知道白氏會選擇怎麼安排情節？？其次，也由於大型組織的缺乏（軍隊除外），非正式關係的描述較多。如果軍旅退休後的從屬關係亦被歸納入非正式關係，則角色間往來基於組織正式關係而衍生者，僅僅三篇而已（金大班、杜鵑花、孤戀花）。其三，便是斯時各人之間關係、以及自我定位的清楚。現代小說常常寫些主角意識漂流的文字，在光怪陸離的現代社會裡漂流遊蕩；與其美言是意識流，不如說是不知所云。台北人裡簡單清楚的關係，替角色架構了一個穩固的舞台。讀者也經此，看到了一齣齣的精采劇幕；免除了不知所云、拼合貼湊的畸形文字之苦。
最後，便是筆者自己對台北人的評價與定位。
筆者對於文學（或曰藝術），有幾個基本的想法。其一，是唯有大動亂、才能產生大清醒的經典作品。最深刻的文學作品，需要對人生有一番徹底的體悟與感化，而這些，都構成了對作者人本的高度苛求。因此往往在大動亂的時代，我們會可以見到巨橡之筆，寫出人性的光芒。台北人雖不似「卡拉馬助夫兄弟」或「罪與罰」，直使主人翁經歷大苦大難，讓讀者沐浴一場人性的三溫暖；但白氏筆下的尹雪艷，已標誌出芸芸眾生中唯一清醒的有情眼，引導讀者用憐憫心，去透視屬於這個時代的眾生百相。這一點，就可論為是白氏極為重要的文學成就。
其次，是作者本身的眼界水平，對應到作品可以到達藝術層次之間的關係。古諺：「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換言之對作者而言，如果沒有「眼高」，肯定不會「手高」。觀察白氏之於台北人，比擬曹雪芹之於紅樓夢，可以再次印證這個推論。如果白氏不是出身名將之後，恐怕無緣可以得見，那份幾近逝去的金陵王氣；而如果不是曾經見識過所謂的「中國夢」，又怎麼寫得出潛藏在笙歌夜宴後、那份南宋偏安的懷舊與心酸？？
其三，是有關歷史感的一點想法。筆者發現：許多論者認為「台北人」中諸多角色的遭遇，實在是一部民國史的縮影。筆者倒不以為，一定得從台北人爬剔出一些史料，才算吻合了台北人寫作的時代背景、或反映了作者的史學素養。筆者以為：對歷史的感悟，的確應較細細瑣瑣的歷史細節來的更為重要。比如說：當麥帥（麥克阿瑟）的後裔或信徒，讀到李故將軍浩然廣東一役盡負敵手、十萬子弟命赴黃泉的一段，難道那種悲痛，不會跨越時空、國界、種族而躍然紙上？？而這，不是連不曾打過那美好一仗的人，也能懂得的歷史悲壯？？這不是才是所謂的：歷史感？？
10-Aug-2000 重排十四印，ISBN : 957-9159-88-2
白先勇早已是現代文學中一顆璀璨的巨星。台北人的諸多短篇小說，也已經跨越文字的藩籬、改編成其他不同形式的藝術如話劇、電影等，呈現多元化的風貌。像是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遊園驚夢、花橋榮記……等等，即使不曾讀過台北人的讀者，想必也已耳熟能詳。
雖然文學界對白先勇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但是一來並不代表台北人中沒有蘊含新的解讀可能；文學巨著往往能隨時代的遷移，而賦予讀者全新的觀賞角度。二來對筆者這種後生晚輩來說，一直不曾閱讀過現代文學的里程碑，也將是經驗上永遠的缺憾。因此這次希望透過對台北人的解讀，可以嘗試去經歷那個燦爛的時代。
首先，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應該是台北人裡，短篇小說可以呈現的「力道」與「縱深」。台北人的小說長度，除去秋思（10頁）及國葬（14頁）兩篇不算，其餘十二篇頁數均落在20~28頁；當中20頁有六篇，22頁有三篇。長度如此驚人一致地短小，卻又感覺佳作紛呈、內容厚實；原因是什麼呢？？
仔細研究台北人的寫法，可以發現：白先勇很能利用一個短景、或甚至僅僅只是一幕戲，就交代了浮生若夢、宛如南柯。怎麼說呢？比如：「歲除」只是一席飯、「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只是半晚；「思舊賦」只是一番唏噓、「梁父吟」只是一陣回首……小說裡面的「名目時間」也許區區不過經歷了一個鐘點。卻因為在這餐飯、這席話裡，打起了台兒莊大戰、歷經了北伐抗日、振臂起了五四反動學潮、湧現了青春風華，結果今昔交疊、靈肉並現，使得小說裡面短短的幾十分鐘，竟把由昔到今漫長的數十年給活生生地重現了一遍！這樣的「活法」對讀者而言，怎能不覺這眨眼即過的二十頁，顯得精采萬分呢？？但在二十頁末了，再大的功業、再美的風華、再烈的情愛，也回歸到當下眼前的平平淡淡，又怎能不說浮生若夢、宛如南柯呢？？
再作一個統計：利用「短景」交代完整篇故事者，十四篇中約佔九篇之多（「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也被筆者歸入，因為雖然小說內時間過了三個月，但讀者的感覺彷彿還一直留在公園裡）。小說中場景屢屢推移者，筆者大略也僅覺得尹雪艷與花橋榮記寫的精采，因為短篇不因場景變換而要生動人物，實在不易。每個場景要能入木三分，篇幅自然節省不得；也因此，太多的過場對短篇而言，很容易讓讀者抓不到重點。因此，白氏這種利用交疊過去與現在，構疊在一幕裡面的寫法，不僅豐富了短篇的內容，更因為白氏在篇末安排的無可奈何（例如賴鳴升的嘔吐、錢太太的搭計程車、余教授與吳柱國的分手、秦副官的聲嘶力竭……）而讓讀者產生了人生感悟。這實在是白氏短篇小說的一大特點。
其次，便是白氏在台北人中，處理書中角色面對人生變局的態度。
誠如歐陽子女士在新版台北人前的序言，白氏對角色的安排，大致可被分類成為：沒有過去或遺忘過去、完全或停留在過去、以及保留對過去的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等三類人。筆者頗感興趣的，是來自於以下幾點的觀察。其一，便是第一人稱敘述（或記事觀點），是否能書就大悲痛、大情愛？
面對了海峽乖隔數十年、骨肉友朋兩地分這樣的變局，兼之以當年國民黨撤退來台，兵困馬疲的物資環境；白氏筆下並不乏大悲痛的角色境遇。像是「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的王雄、「孤戀花」的娟娟、「花橋榮記」的盧先生等等。不過，第一個觀察便是；面對這樣的悲劇處理，作者有必要用第三者的角度來敘事走筆，讀者的情緒才不會揹太大的衝擊、作者也不會冒無法挑動讀者情緒的險。像是總經理之於娟娟；如果第一人稱是娟娟，在她瘋殺柯老雄的時候，該怎麼交代娟娟的內心情緒？？例如白氏在「遊園驚夢」便嘗試讓讀者直接閱讀錢夫人的內心，去面對錢夫人心裡種種滿溢的情緒，包括性暗示與高潮（白馬）、過去如今蒙太奇式的拼貼、社交圈的虛榮酬酢等等，不過無可諱言地，對讀者而言直接切入主角（錢夫人）的內心閱讀、面對沓如潮水亂無頭緒的思維，毋寧是極為吃力的，更何況是處理一齣人性上的大崩決？於是，筆者會認為；白氏維持了一定距離來「觀察」這些悲劇，不僅讓讀者在相當距離的觀察下，還能維持某種程度的感受力；同時，這個觀察距離也反映了白氏對於這些時代（個人）悲劇的基本假設。
相對而言，便是白氏對大部分的第一人稱角色，所賦予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其實便是白氏之所以對悲劇選擇保持距離的原因。看看這些第一人稱；「一丈青」的師娘生活隨緣，「金大班」風骨猶存；「花橋榮記」老闆娘生氣勃勃，「冬夜」余嶔磊雖老夢存…..這些第一人稱，都是上述歐陽子女士提的「保留對過去的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的人。這樣的生命態度，無疑才是為白氏所接受的；所以在這樣的生活態度當中，白氏才會願意切入角色內心，直紓（書）情感，甚而化身人物，慨言世事了吧？？
其三，是對這些角色屬性的一點小小觀察。
雖然論者多以為：台北人中的角色橫跨社會的各階層。不過筆者以為：台北人的主要角色群，無非分為軍旅，（過氣）社交名流，以及服務圈子（僕人、舞女、工人）等；換言之，幾乎描述的不是社會的頂層、就是社會的底層，中產階級極為稀少（僅「冬夜」余教授、「花橋榮記」老闆娘及盧老師而已）。藉此時代背景的不同，我們可以觀察到台北人與現今文壇作品的幾點不同。
其一，由於中產階級（在當時）的缺乏，我們可以發現：現代作品常常描述公司（組織）裡面正式關係與非正式關係的矛盾衝突，例如；中階經理人欺下瞞上、或是總經理勾引女職員等組織行為的議題，在台北人裡面幾乎沒有看見。唯一的例外（描述正式關係與非正式情感衝突者），只有王雄對小主人那種矛盾的情意投射。因此筆者幻想；如果白氏安排了一場金大班與樸公的戀情、或是地下總經理嘗和李故將軍浩然的一段未了曲……像這樣虯結了身分、名位與愛情的矛盾相遇，而不僅僅只是在（不可再現的）過去與（已經妥協的）現今之間的想像衝突，不知道白氏會選擇怎麼安排情節？？其次，也由於大型組織的缺乏（軍隊除外），非正式關係的描述較多。如果軍旅退休後的從屬關係亦被歸納入非正式關係，則角色間往來基於組織正式關係而衍生者，僅僅三篇而已（金大班、杜鵑花、孤戀花）。其三，便是斯時各人之間關係、以及自我定位的清楚。現代小說常常寫些主角意識漂流的文字，在光怪陸離的現代社會裡漂流遊蕩；與其美言是意識流，不如說是不知所云。台北人裡簡單清楚的關係，替角色架構了一個穩固的舞台。讀者也經此，看到了一齣齣的精采劇幕；免除了不知所云、拼合貼湊的畸形文字之苦。
最後，便是筆者自己對台北人的評價與定位。
筆者對於文學（或曰藝術），有幾個基本的想法。其一，是唯有大動亂、才能產生大清醒的經典作品。最深刻的文學作品，需要對人生有一番徹底的體悟與感化，而這些，都構成了對作者人本的高度苛求。因此往往在大動亂的時代，我們會可以見到巨橡之筆，寫出人性的光芒。台北人雖不似「卡拉馬助夫兄弟」或「罪與罰」，直使主人翁經歷大苦大難，讓讀者沐浴一場人性的三溫暖；但白氏筆下的尹雪艷，已標誌出芸芸眾生中唯一清醒的有情眼，引導讀者用憐憫心，去透視屬於這個時代的眾生百相。這一點，就可論為是白氏極為重要的文學成就。
其次，是作者本身的眼界水平，對應到作品可以到達藝術層次之間的關係。古諺：「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換言之對作者而言，如果沒有「眼高」，肯定不會「手高」。觀察白氏之於台北人，比擬曹雪芹之於紅樓夢，可以再次印證這個推論。如果白氏不是出身名將之後，恐怕無緣可以得見，那份幾近逝去的金陵王氣；而如果不是曾經見識過所謂的「中國夢」，又怎麼寫得出潛藏在笙歌夜宴後、那份南宋偏安的懷舊與心酸？？
其三，是有關歷史感的一點想法。筆者發現：許多論者認為「台北人」中諸多角色的遭遇，實在是一部民國史的縮影。筆者倒不以為，一定得從台北人爬剔出一些史料，才算吻合了台北人寫作的時代背景、或反映了作者的史學素養。筆者以為：對歷史的感悟，的確應較細細瑣瑣的歷史細節來的更為重要。比如說：當麥帥（麥克阿瑟）的後裔或信徒，讀到李故將軍浩然廣東一役盡負敵手、十萬子弟命赴黃泉的一段，難道那種悲痛，不會跨越時空、國界、種族而躍然紙上？？而這，不是連不曾打過那美好一仗的人，也能懂得的歷史悲壯？？這不是才是所謂的：歷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