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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初的北京城裡，一個59歲的男人自溺而亡。他原是去訪故舊。尋死的前一天，兒子還跑來叫他回家，因為一週後就是他的60大壽，這在中國人來說是何等大事，家人都為此正愉悅地忙碌著。然而當天晚上，他還在燈下振筆疾書，洋洋灑灑地寫下長達千頁的《敬告世人書》，隨後便在老友彭翼仲家旁邊的淨業湖畔投水而盡。

這事引發媒體大加報導，輿論震動了當時的社會。只是他們無須揣測造成他自殺的原因是不是憂鬱症，而緋聞纏身更是不用提，這個年代的男人別說是過了50歲，恐怕是過了30歲，就會被認定是不需有紅顏殉情的煩惱了吧？

梁濟，字巨川。他不是殉情，是殉清，這點在他的遺書裡交代得很清楚。讓人納悶的是，這時清朝都已亡了好幾年，他真要以死示忠的話，怎麼會慢上這麼多拍？而且他的死訊還在當時引起相當的共鳴，許多人忍不住要想：我們再這樣茍活下去，實在太沒意思了啊！因為梁濟在遺書中還點出的一點，就是他實在無法再忍受自己所看到的民國景況。

我們不免要想到，在1927年也選擇投昆明湖而言的王國維。遺言雖僅寥落數語，但幾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卻觸目驚心。既言義難「再」辱，某種程度上也指涉他自認早先已吞下梁濟在十年前忍不下的種種，但莫此為過。

然而當1911年成為一種進化的概念，更一步成為歷史的前提後，這位國學大師的殉節在時間的巨輪滾動下，倒似造就一種荒謬的存在。更何況在他死後，當權者已將自1927年始的政局定義為光輝的十年，這些人最後連死諫的力量都還使不上，遑論是想到要誰為歷史翻案了。

我們也大可不該翻案，只是總要提醒自己進到歷史的現實感裡，去理解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然而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無疑是正確的行動。但後人卻也不該忽略，身處在那個當下生存的人還有許多真實的感受，猛地就會被扣下的大帽子給犧牲掉了，否則不會有像《阿Q正傳》那樣的小說問世。魯迅寫的是中國人的民族性，但擺回他身處的時空背景。革命者在翻身後成為壓迫他們原要解放者的階級，讓心生效尤的阿Q不惜為自己根本未曾從事的革命行動俯首認罪。魯迅描寫的何嘗不也是辛亥革命的不堪？

移時易地以台灣現勢來看，其理或愈鮮明。好比 2000年的政黨輪替自是台灣在民主進程上的一大進步，但就生活在其中的我們，看盡了多少小醜跳樑的政客，多少當年反攻大陸要統一中國的信徒，一下子全躍上檯面成為台獨主義者。多少變節失據的情節讓人悲歎、不屑且無所適從？多少昔日革命同志成了既得利益者的嘴臉矛盾，鄙夷又萬念俱灰？

難道在隨時代巨輪推進的革命史觀下，這些現實存在的危機感都是不重要的，親身體驗的恐慌衝擊全是假的？全是可以被一筆抹煞掉的？我們回頭來看梁濟，就是一個活在這種痛苦當中的士人。舊朝已亡，匹夫有責，何況他在朝為官？但是梁濟同時也是個開明知識份子，民國既創新局讓他不免好奇，想留下來看看感覺到的好事會怎麼發生？

然而他一路看一路失望，想要抵擋是非道德淪喪之勢的梁濟，後來只能轉而將理念投射到對京劇的創作上，這是當時許多讀書人也熱衷的。因為感於傳統之保存不易，在廢科舉之後，而孔孟經傳也已被新文化運動者打入死刑，他們唯一可以啟蒙平民為旨而理直氣壯留下來的，也只剩下戲台上的說演逗唱了。

畢竟改革的腳步再怎麼快，庶民文化總是最根深柢固的，不可能讓一群下里巴人立刻就能聽華格納的歌劇或去讀叔本華的哲學。梁濟將其懷舊的情懷就投注在改良戲的創作上，「以戲曲為社會教育，指望人民從聽戲得些益處」，親自編寫過《暗室青天》、《女子愛國》這樣的道德劇。然而就在他最後一齣劇甫下檔之際，梁濟感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傾頹已再無回路，便決定已自沉潭心而步上歸途。

許多人將梁濟的死化約為遺老殉國，甚至連溥儀這位末代皇帝都在後來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頗不以為然地如此作述：「為了一件黃馬褂，為了將來續寫家譜時寫上清朝的官銜，為了死後一個諡法，那時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來奏摺。綽號叫『梁瘋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積水潭的水坑裡，用一條性命和泡過水的『遺摺』，換了一個『貞端』的諡法。 」

如此一來，他的兒子梁漱溟在之後成了新儒家的代表，被稱為中國最後的一位儒者，在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推論下，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我們是否就因把太多的人事物都想得太理所當然耳，才錯失了更向真理跨進一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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