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群電視工作人員去訪問客家歌手，他現住在竹塹地區一個環山面湖的客家莊。在台北聽說一位隱居鄉間的藝術家時，腦子浮現的是個小小的點，彷彿一枚漂蕩出繁華之外，游離、孤獨、而緊縮的種籽。但當我來到他家門口，乍然面對斑斕繁美、花木扶疏的大院，以及觸目一隻親手製作可容十人的木船時，我感覺我面對的是寬闊，是大，是天然，而台北只是遠遠的、小小的、黑黑吵吵的一個點兒！

節目框架是製作人訂的，我們只是循遊戲規則走位的工作者，連受訪對象都是。但是歌手有他自訂規則的方式：「叫滔哥，不准叫老師！」，那一剎那，我發現有了反方向而來的遊戲規則。

我是學戲劇的，年輕時以為戲劇跟人生不同的是，戲劇有較多繽紛尖銳的衝突，我們在劇本上加油添醋，把衝突搬上舞台，以為人生比較平靜。其實只是我年輕的心看不穿人生表象，看不出微笑背後的壓抑，看不懂無事發生背後的騷亂不安。

如今我覺得人生處處衝突，常常令我心驚動魄。人與人各自心靈的距離很遠，立場又很難得相同，總是需要大量的妥協、大量的說服、大量的體恤，或大量的隱忍，才得以維持人與人之間表面的最基本的和諧。

我們覺得無關緊要的小節，說不定在別人看來是天大的污點。我們覺得為人立身的根本，別人聳聳肩，放過。

製作人謙和又客氣。可是我不喜歡他問話的方式，歌手也不喜歡，所以回答盪得遠遠的，回不來，製作人再重新對焦一次，話與話之間輕易就擦手而過。

一轉身製作人就垮下臉：這樣子我們回去怎麼剪？不用、不用，不要用了。可是我們從傍晚拍到天黑，所有人都從站著變成坐著，陪我們一起來的文史工作者，從早上六點半走古道，已經十三個小時沒休息了。

我心裡說：其實可以不必這樣的。可是我臉上微笑，我們知道誰有言論的詮釋權力。我想要比握有權力者裝得更謙卑，雖然我總是做不到。

歌手說，從前他也是學電影的，陰錯陽差，和我們走上人生不同方向。飯桌上，我仗著自己知道點客家四句聯的典故，說了好多，我一說話，滔哥就閉嘴。我覺得羞愧，已經來不及了：我會知道得比人家多嗎？我只是懂得說。

歌手今天的訪問用或不用，其實並不重要。一百年後，留下來的不是他說過什麼，而是他的音樂。製作人擺佈節目、擺佈工作人員的行程、擺佈所有人的功過價值，又有什麼要緊？十年後沒有人想聽說這一段。

闌珊夜色中，我們駛回台北，駛回那個讓製作人、讓媒體、讓名嘴，權力無限膨漲的城市去。我突然覺得所謂「隱居」並不是個正確字眼，那只是站在會議桌或螢光幕的角度去界定的存在。誰知道在將來歷史的銀幕上顯影的，會不會是那個「隱居」的創作人，而我們才是躲在晦暗角落的「隱身者」？

歌手的位置，必須要以百年為座標，那樣的時間高度方可丈測。媒體人的位置，不出十年就可以看盡。我想歌手當年一念之差，抉擇的不僅是行業而已，還有人生的大和小，顯和隱，長和短，就像十年和一百年的交會，輕易就錯手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