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瞭解光復前後的台灣民情風尚，讀《林衡道先生訪談錄》，有這麼一段：「明治時代到大正時代，是日本人愛慕英國維多利亞王朝的時代……所以這個時期的建築幾乎都是英國式樣的紅磚建築，例如台灣總督府（今總統府）、台灣總督府公賣局（今公賣局）、台北醫院（今臺大醫院）。此外也有模仿英國都鐸王朝時代的建築物，例如北門外的鐵路管理局建築、新北投的公共浴場（光復後改建成三民主義青年團北投支部，現為警察局宿舍）；也有少數模仿希臘式的建築，如台灣總督府博物館（今省立博物館）。日本的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所模仿的是英國劍橋大學與牛津大學的哥德式建築形式，台北高等學校（今師範大學）也同樣模仿歌德式……總督官邸（今台北賓館）是法國式的後期文藝復興建築……台北州廳（今監察院）則是德奧式建築……。」

平凡無奇的資料，但一口氣讀下來，卻強烈感覺到文明如何在模仿中匍伏前進，掙扎著奮鬥著模仿著拋棄著然後走出自己的風格，或者沒有，說實在創新總不是那麼簡單。整個城市建築堆砌著各種模仿的痕跡：對祖先的模仿、對中國的模仿、對西方世界的模仿、對日本的模仿……。

不知道有沒有像我這樣，讀著從模仿中緩慢前進的文明身影，感到個人實在渺小，渺小得叫人倒吸一口氣。

個人一點點想法，或許超越昨天的自己一點點，或者沒有，放大來看，又算什麼？一個人，真能創造得了什麼？意識住在歷史的牢籠、過去的牢籠、家族的牢籠、社會的牢籠，層層牢籠一舉手一投足一開口一寫字都是模仿的集合體。也許談創作未免太沉重，還是一種太自大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