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李柏特（Mark Lippert）二月二十七日指出，台灣在美國的再平衡策略中有其角色，美台在這方面的溝通非常順暢。筆者認為，無論是在台美關係或兩岸關係上，我方在融入再平衡政策的過程中都應採取正面的立場，才符合我方的最大利益。

    　在台美關係上，我方在融入此一戰略的過程中採取的立場應為，台美關係是台北涉外關係的重要一環，沒有堅強的台美關係，我方安全都將受到威脅，遑論其他。談判的後盾是實力，軍事力量當然也是我方實力之一，沒有美國的安全承諾與軍售，我方將不會有信心與對岸談判，更不用說享有兩岸改善關係的經濟利益。

    　李伯特在華府喬治城大學舉行的「再平衡政策年度評估」研討會上指出，美國的台海政策是長久一貫的，這個政策的基礎是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以及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三個聯合公報。在問及台灣在再平衡政策中的適當角色時，他答稱，美方和我方駐美代表金溥聰有過很好的討論，討論的內容是我方如何融入這一政策之中。

    　他指出，再平衡政策是歐巴馬總統的策略選擇，而且政府各部門的共識是把這件事列為優先任務，因此無論是預算危機、人事變動等，再平衡政策都將以當前的形式繼續運作。他強調，前國防部長潘內達（Leon Panetta）二○一二年在亞洲安全峰會香格里拉對話中，談再平衡亞洲戰略時提到台灣，五角大廈將繼續遵循這項指針來運作，這是美方處理我方在再平衡政策中的重要依據。

    　由於美國和歐盟正計畫推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TTIP）的談判，加上歐盟正與日本談判「自由貿易協議」（FTA），美國也將與日本談判「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TPP）協議，顯示美國、歐盟與日本這三大經濟體將在未來數年聯手為全球經濟與貿易制定新的規範、規則與規定。影響之深遠將遠遠超過美國在二次大戰末期建立「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主導戰後世界金融制度之規模。

    　近年以來，一方面因為我方經貿倚賴中國大陸日深，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高達四十％，對美國的出口則只有十一％，形成極度不均衡，甚至已到影響國家安全的程度。在一九九六年簽訂的「資訊科技協定」中，我方早已是規範、規則與規定的制定者之一。未來我方若能在融入再平衡政策的過程中，讓美方同意我方透過ITA的模式，或跟進日本參加TPP的模式，透過先談判再承諾的方式，成為規範、規則與規定的制定者之一，不僅將遠比重啟台美之間「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的談判更具積極意義，也更能讓國人認同經貿制度進一步自由化的好處。

    　在兩岸關係上，我方在融入再平衡政策的過程中應採取的立場應是：兩岸關係應容許歧見，但卻不容兵戎相見；可以和而不同，但不可道不同不相為謀。正如美國主管亞太事務的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雲恩（Joseph Yun）二月二十六日在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檢視亞洲再平衡政策」聽證會上所言，美國再平衡亞洲政策的重心是美國在亞洲發展經濟及貿易關係。美方對中國大陸展開大規模高層接觸和民間往來，長期目標在建立穩定關係。他特別指出，如將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解釋為圍堵中國大陸是誤導的說法。

    　李伯特也表示，再平衡亞洲政策並非圍堵中國大陸，美中之間穩固的雙邊關係也是再平衡政策的一環；同樣地，讓兩岸之間持續維持穩固的關係也是我方融入再平衡亞洲政策的重要關鍵。因此，在可見的未來，兩岸的發展必需以「九二共識」或「一中各表」為根據，以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主流民意為依歸。不僅台灣出口的四十％以大陸為市場，而且兩岸的民間交流、文化、風俗、社會的臍帶關係，都使兩岸密不可分。儘管如此，兩岸關係不能躐等以進，更不能一蹴而幾，只能循序漸進，讓兩岸和平發展關係逐漸邁向制度化。

    　簡言之，我方在融入再平衡亞洲政策的過程中應採取的立場是，台美關係與兩岸關係是我方推動對外關係的兩大柱石，不可偏廢，缺一不可。（作者為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