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有六個台灣科學家在英國的環境污染學術期刊上，發表台灣沿海牡蠣受污染的情況，研究報告指出，如果一個人一天吃139克牡蠣，連續吃30年就會致癌。新聞報導後引起民眾恐慌，一下子牡蠣滯銷，牡蠣農抗議、官員與民代紛紛保證牡蠣無毒、科學家澄清研究結果，但沒有人對污染問題發表意見。

這則新聞弄得每一方都不愉快，無論是官方、牡蠣農、科學家、媒體，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錯都在別人，最後不了了之，沒有人再深究台灣的環境污染問題。這是則有趣的新聞案例，牽涉著科學、社會與媒體的互動，以及彼此相互利用衍生出來的關係。

首先，令人好奇的是這則新聞是怎麼來？一般來說，台灣大部分對科學的報導，除了外電報導以外，多半都是科學界或學術機構主動發布告訴媒體，媒體很少有能力或有機會自行在國際期刊上發現台灣學者的文章。

不過，這次最早報導牡蠣有毒的是中時晚報的環保署記者，而且看起來這個記者是自行在該期刊中發現報告，或許他無意中在環保署取得該期刊。因此在最原始的報導中，記者只引述報告內容，沒有其他的消息來源做為佐證，但他其實並沒有刻意誇張，只是標題為「台灣牡蠣致癌風險是美國的500倍」。就實務上來看，我覺得這樣的報導，雖然不甚完美，但在現今記者一昧仰賴新聞對象給新聞的情況下，卻很值得鼓勵。

然而在媒體報導之後，引起大眾擔心牡蠣有毒。發表該報告的科學家才說，澄清這個研究結果是用「極大值」的假設來看，這次事件是媒體翻譯論文錯誤，他過去十多年只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文章，而不在國內提起，希望社會也能藉此得到機會教育，以後讓學術研究回歸學術。

這實在很弔詭，科學與社會原本就不該像楚河漢界一樣，劃分地清清楚楚，科學對社會負有一定的責任。如今這名科學家自承他的報導，是用於發表在國際期刊上，並不是給國人看的，以後非學術人士請勿閱讀。這種說法真的很差勁，如果研究者發表的文章不准外界看，只讓學術期刊登載，只為了個人學術升等，對社會有何助益。

實際上，國內媒體對於學術的報導，多半都是被動採訪，有很多學術界人士主動訴諸媒體，發表他的「研究成果」。在這種情況下，記者不可能不報導，但要求記者在有限時間內，做不同面向的交相查證其實很不容易，記者能有機會報導好的反證是可遇不可求，而且這也受記者的預設認知影響。

例如，前陣子大陸人士張穎來台表演「隔空抓藥」，被媒體識破，有人讚許媒體在這次新聞的表現，我覺得這也是基於記者本身的認知，不相信有這樣的特異功能，才會找機會、找反證來識破她的把戲。

但在牡蠣科學家事件裡面，我想記者一開始並沒有能力質疑報告的好壞，但媒體擴大報導後，為何沒有把議題的焦點轉到台灣的環境污染？

我想，這是因為媒體失去事件論述的主導發言權，當事件其他參與者的利益涉入後，包括牡蠣農以生產者角色維護他們的利益，及政府站在管理者角色展現規訓的權威，二者並相互結合，奪去發言的正當性，於是媒體與科學家都失去主導議題發展的機會，牡蠣如何被污染也不再被討論。

最近我常覺得當社會上出現某些問題時，很多人都怪罪於媒體。我並不是要替媒體辯護，只是在媒體工作一段時間後，更明白媒體的運作邏輯後。我認為很多事不能單怪記者，因為媒體的影響力不等同於記者個人的影響力，很多時候媒體呈現出來的報導，不是記者個人決定的。無論是政治、經濟或是社會其他力量，都試圖操縱或影響媒體的報導方向，媒體只是一個運作的場域，而不是記者獨自生產出來的作品。

因此，如果媒體出了問題，那不是記者個人的錯，而是所有的外界環境都該深思，究竟是那些因素造成的結果，不該一昧要媒體承擔所有錯誤的根源。如果人們多一點反省，少一點交相指責，或許我們會更瞭解許多事情的運作邏輯，才能真正發覺問題出在那裡。


Ps. 怕大家看了文章覺得太嚴肅，所放一張可愛小狗圖片輕鬆一下。小狗究竟長什麼模樣？透過不同的放大鏡看起來都有不同面貌，任何事件不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