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5-14 20:04:58藍衛兵
* 槍聲後的新民主啟蒙（上） 唐諾
2004-05-06╱中國時報╱第E7版╱人間副刊╱？唐諾
台灣較狹義的民主啟蒙發生在近三十年時間內，就一個龐雜的社會工程而言的確還迫促了些，因而，我們民主的相當程度不完備是有理由的，只是不該粗陋到這種地步，而且還要自我陶醉。
二○○四年總統大選的兩顆詭異子彈，瞬間改變了很多事情，其中最深刻的，極可能是我們對台灣民主現狀的理解──兩顆子彈毫不留情的打出了台灣民主機制脆弱而且粗糙的原形來。
幾乎每個人，嘴上或者內心裡的，都曉得我們的民主是出事了，這很特別，因為民主機制的危機，一般來說總是抽象的、深層的，按理講大部分人日用而不覺察才對，今天卻以如此普通、如此暴烈的樣態直接浮到每個人眼前來，這個不尋常的現象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我們的民主不只是出事，而且事情大了；不僅事情很大，而且災難還是明白而立即的。
很多人分別看見了不同的病徵：
比方說，我們所謂的民主社會，今天一刀剖成兩個「50/50」的準內戰格局，兩邊幾近完全無法對話，因此民主的以理說服不存在了，只剩返祖式的以力消滅。
比方說，我們的民主運作，既無視於道德約束，就連法律亦無力規範甚至只充當政爭奪權的工具，沒有道德沒有法律的民主，歷史經驗裡的最可能結果便是法西斯。
比方說，我們的民主行為，一直被簡化到只剩投票，一種熱病的、賦全部希望於一擲的，超高比例已達不正常程度的投票。而且，人們投票不為著檢驗權力、防禦自身和社會，反倒拿來做為獻祭的供品，作為重新鑄造權力大神的磚瓦。我們投票，但毋庸更接近是宗教，甚或進行革命，尤其，我們又莫名其妙選擇了幾乎等於四年革命一次的美式總統制。
比方說，我們的民主防禦機制，就在投完票那一剎那便宣告終結，往後漫漫時日裡我們再無其他可抵抗當權者。拜過去十年努力之賜，我們已成功的污名化甚至徹底癱瘓了民主社會每天每時監督制衡權力的最重要兩大利器，那就是代表最高民意的國會和號稱第四權、號稱永恆在野的傳播媒體，於是我們又只剩街頭可走，而且頻率和人數不斷在刷新之中。
比方說，我們民主實踐的最主體溝通工具，亦即民主社會賴以協調、討論、談判、批評宣告和承諾的語言，已被污染到聲名狼藉的不堪用狀態，除了謊言和詭辯，再無其他內容可言。語言，極可能是我們民主實踐過程中受創最慘的部分。
還有一大堆比方說，不及備載。因此，每個人都茫然的問，我們到底怎麼啦？我們怎麼會搞成這樣？然後我們該怎麼辦？
然而，在往下問之前，還有一個比方說我們一定得先確定，那就是我們此時此刻台灣民主發展程度的真正真相。長期以來，我們喜歡隨道聽塗說自詡我們的民主成就，胡言亂語什麼民主奇蹟哪個又是民主之父之子的，我們跟著那些討好選民的政治人物講台灣的老百姓多理性、多冷靜、多正義感、多有民主素養、永遠會做最睿智的決定云云（即便在最成熟的民主社會，這也是最糟糕的幻想）。而今天，事情的真相是只要催眠以一點點虛幻的國族激情，再加上兩顆天外飛來的子彈，我們的理性當場就消失了，我們昨天前天的記憶完全拋諸腦後，我們的政治人物就算爆發十件二十件醜聞或不法之事（正常民主社會中每一樁都足以構成永久結束政治生命的政治自殺行為）也無所謂，於是，我們四年一次最重要的大選等於是一次對政治人物惡行的特赦，一次漂白，我們不是投票護衛自己的權益，而是變相的在鼓勵政治人物放心犯更大的錯，幫他們侵犯我們的權益。
這就是我們一定要先確認的事實，那就是我們低落的民主水平，低落的民主程度。但凡我們還沒對台灣的民主未來絕望，但凡我們一天還不虛無的選擇移民逃走，我們就得非正視如此真相好依此做出正確的反省和修護。畢竟，我們是沒辦法更換一組更好的、更具公民素養的人民，我們的民主仍待仰賴這些人一次又一次做成決定並集體承受其後果。
先認清事實，這是我們接下來所有要做之事的前提。
●首先，理解民主的缺陷及其限制
民主，是不完美社會的產物，奠生於人對完美神話和唯一真理之夢的破毀，因此，民主自身當然不會完美，真正理解民主的人，對民主實踐愈有長期豐碩經驗的社會，愈知道民主的諸多限制及其缺陷，一個社會對民主的限制和缺陷認識得愈深刻，通常也代表了它民主程度的愈深化，其民主的實踐也愈安全。這構成了丈量民主發展程度的極有效指標。
今天，我們台灣所做的正好完全背反。我們動不動口號式的把民主上綱到不容懷疑、無法討論之處，所有的是非善惡和人的價值信念當之披靡的至高之處，這已經不是民主了，而是掛著民主招牌卻毫無實質內容的圖騰，是另一個改取民主之名的神，這恰恰好是民主要全力抵抗的東西，因為很顯然有人要假借民主之名做壞事了。
千萬千萬別去神聖化民主，而是去充分的談論它理解它甚至質問它。當前世界，被籠統歸為實行民主的國家已超過了一百個，絕大部分猶掙扎於各式各樣的困境泥淖之中，這半點也不奇怪，這只是再清楚不過告訴我們，民主不會保護我們，全能的神一樣幫我們解決所有的難題包括感冒該吃什麼藥；相反的，民主是需要我們認真保衛並時時修護的脆弱東西，其真正的意涵是代表我們對一個更公義更安全社會的瞻望、建構和尋求（因此可想而知有多艱難不是嗎？）民主的實踐更從不是一個門檻或一條自動步道，你跨過去就完成或自動帶我們朝歐美那樣成熟的民主社會奔去，它毋庸更接近一種永恆的進行式，而且發展過程中有著高度的不確定性和每個階段的歧路和誘惑，它可能停滯不前、可能反挫、倒退甚至腐朽崩毀，也可能質變走向集權專制，而且，通過民主形成的集權專制，還會是一種人類歷史上最壞、最殘酷的專制形式，因為它有民主合法性程序撐腰，而且往往形成多數人壓迫少數人集體性迫害。這一點，人類在幾千年前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時代就知之甚詳，用小彌爾在他《論自由》這部民主經典書中的話來講是：「可是深思熟慮的人，還發覺當社會本身成為暴君時──社會集體的對付組成的各個分子──其專制的方式就不會局限於政治官員的一切可能作為。社會能夠執行……就要比很多政治壓迫更為可怕，因為縱然這種專制通常並不用嚴厲的刑罰為後盾，卻很少有逃避的餘地，更深入生活的各項細節，而且奴役到人的心靈，因此僅是防衛官吏的專制並不夠，還要防衛輿論和感情的專制。」
如何？這是一百五十年之前的話，但像不像對著我們台灣今天的民主困境說的？
●其次，弄清權力本質
其次，我們有必要在此重新認識一下民主架構下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最基本關係，也就是民主架構下的權力本質。
扼要的說，施行民主，我們改變的只是權力的主體性，把權力由統治者手中拿回到一般人民手中，從而也「翻轉」了權力授予和控制的形式；也就是說，改成由下而上了，統治者的權力係來自人民的同意，也得受人民的監督和節制，定期的或必要時人民可收回或轉而授予他者。
但民主並不能改變權力的本質，權力的本質依然是強制的、暴力的、侵犯的、壓迫的；權力所做的事在任何一種統治形式仍差不多，一樣是徵稅、威嚇、懲罰或遂行戰爭殺戮。也就是說，民主的統治者和非民主的統治者，從權力的角度看並無不同，真正有意義的差別，只在於民主統治者的有效時限和受到合法性的監視和糾正罷了，也因此，一個號稱施行民主的社會，並沒把統治者自動由豺狼變成小白兔，並不自動去除權力的危險性，民主架構頂多是個鬆垮垮的籠子，意圖把那隻豺狼關到裡頭去，權力的豺狼每時每刻都想衝出來，它也的確有足夠的利器弄壞籠子衝出來，因此民主沒高枕無憂這等好事，一旦放棄對權力的監督和控制，民主所剩的，不過是個空盪盪的虛名而已。
這上頭，台灣的民主程度似乎一直停留在「口腔期」。很少有一個民主社會，像我們這樣愛把諸如「人民是頭家」這類催眠式的話長掛口中，而且光這樣的精神自慰就完全滿足了。
二○○四年大選讓我們清楚見識到所謂的「頭家」是什麼個德行──大選期間，我們的醫界、學界、法界、環保、婦女、勞工等等團體爭先恐後跳出來，但跳出來不是就自身專業或權益對候選人檢驗和要求，而是如近百年前洪憲帝制時的簽名擁護。說真的，人類歷史上我們還沒見過老闆是這麼當的，有這樣的老闆大人，世界上還會有勞資糾紛嗎？還需要有工會和勞基法嗎？還哪裡有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萌生的任何餘地？我們一定是置身在天堂了不是嗎？
因此，把「頭家」一辭扔回到經濟僱傭世界去吧，被統治者沒那麼威風，讓我們正正道道的使用「公民」這個辭，並真的去確認它所攜帶的權益和義務，扮演好這個角色。
●沒走完的昔日民主之路
知道了民主之路的艱難和未完成，也確認了我們現代公民的基本位置及其權力，我們現在可以來簡單回溯我們這一趟歪七扭八的民主啟蒙之路了，以便找出我們省略了什麼、錯失了什麼、被心懷不軌的人利用了什麼？──災難只有一個可能的正面意義，是它所獨有的，那就是帶來反省，逼迫人非反省不可，它冷酷的提供反省的能量，也同時指引了反省的正確方向。
對肯於反省的社會而言。我們是嗎？
台灣較狹義的民主啟蒙發生在近三十年時間內，就一個龐雜的社會工程而言的確還迫促了些，因而，我們民主的相當程度不完備是有理由的，只是不該粗陋到這種地步，而且還要自我陶醉。
我們的民主之路有相對而言不壞的社會基礎，那就是和民主有相當親和性的現代自由經濟社會發展，其中特別有意義的是所得的相當均勻程度提升，以及環繞此一核心的社會相關進展，包括人的教育程度，包括資訊的普遍需求及供應，走在政治發展前頭的相對厚實自主社會力量。這是台灣民主之路啟動之前就具備的優勢，只是今天我們不太願意提起而已，只因為會相對減損到「民主奮鬥人士」的神聖光芒。其實，在普世性的社會、歷史的嚴肅反省和研究上，這個社會集體所完成的基礎要件，通常被視為更決定性的力量，甚至某種程度而言，還促發了人的行動並大舉提升他完成的機率（固然不必要如馬克思所說那樣把人的自主性動性當成是派生的）。而如此比較正確的反省，和有助於我們現代公民位置的確認，有效抵抗政治人物所創造的虛構「債權」──台灣的政治人物一直在向台灣人民討債，尤其一到選舉，說民主是由他們「創造」所賜與我們的，是我們欠他們的，不僅用來勒索權力不完，還可用來抵銷他們所有不道德和不法的罪行，這其實已構成地下錢莊的操作模式了。
台灣這一波民主之路開始得尚稱平順，的確結合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雙管力量，前者以蔣經國為代表，後者，則以民進黨前身的黨外為代表。當然這只是為求方便的代稱，其中還大有討論的餘地。
蔣經國，尤其是晚年的蔣經國，是典型的開明專制者，他做對了不少事，一方面在上述的社會要件鑄造上有其貢獻，另一方面他也讓民主在不大的社會代價（美麗島事件那種程度的流血，放在人類任何的民主歷程上絕對都是最輕微的災難了）下開始啟動。但這裡，我們關心的不是功勳，而是隱藏的代價，我們冷酷些引用彌爾的看法來說，因為蔣經國相對的開明讓我們省略了什麼，彌爾特別要我們留意開明專制弊病的，不是開明專制一代而終和產生不了後代的延續問題，而是它「更能鬆懈和減弱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努力」，它家父長的統治本質訓練不了人民的現代公民意識，而它的成效更讓人民覺得不需要自主，於是困難或災難加身時，或者去緬懷一個幫你料理一切的昔日統治者（如某些泛藍軍的心理），或者想讓統治者更大權力來鑄造一個幫你解決一切的新統治者（如某些泛綠軍的心理）。
其次，便是民進黨這般我們大家都快會背的發展史了，台灣上一波最主體的啟蒙之路。同樣的，功勳的部分從略，還想知道的人也不妨去問呂秀蓮副總統，她很願意講的，可能是最愛講的一個了。
這裡想扼要提出來的，是此一民主啟蒙之路一個影響深遠的現象，那就是它特殊化了自身──特殊化指的是其民主普遍性意義及其內容的隱沒，也指的它有意自外於人類積累了數百年的民主傳統、真實經驗和思維成果，以得到完全的行動自由。
記不記得二○○○年上回大選開票之夜的一個有趣電視畫面？當時陳水扁確定獲勝，國民黨第一次下台，一群年輕的知識份子個個感慨萬千，既有目標達成的狂喜和疲憊，也包含了成功之後的失落感乃至失業感，怎麼民主之路這樣子就成功了？這麼快就走到終點了？
（唐諾，台大歷史系畢業，曾參與創辦文學雜誌《三三集刊》，現任城邦集團臉譜出版公司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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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一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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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較狹義的民主啟蒙發生在近三十年時間內，就一個龐雜的社會工程而言的確還迫促了些，因而，我們民主的相當程度不完備是有理由的，只是不該粗陋到這種地步，而且還要自我陶醉。
二○○四年總統大選的兩顆詭異子彈，瞬間改變了很多事情，其中最深刻的，極可能是我們對台灣民主現狀的理解──兩顆子彈毫不留情的打出了台灣民主機制脆弱而且粗糙的原形來。
幾乎每個人，嘴上或者內心裡的，都曉得我們的民主是出事了，這很特別，因為民主機制的危機，一般來說總是抽象的、深層的，按理講大部分人日用而不覺察才對，今天卻以如此普通、如此暴烈的樣態直接浮到每個人眼前來，這個不尋常的現象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我們的民主不只是出事，而且事情大了；不僅事情很大，而且災難還是明白而立即的。
很多人分別看見了不同的病徵：
比方說，我們所謂的民主社會，今天一刀剖成兩個「50/50」的準內戰格局，兩邊幾近完全無法對話，因此民主的以理說服不存在了，只剩返祖式的以力消滅。
比方說，我們的民主運作，既無視於道德約束，就連法律亦無力規範甚至只充當政爭奪權的工具，沒有道德沒有法律的民主，歷史經驗裡的最可能結果便是法西斯。
比方說，我們的民主行為，一直被簡化到只剩投票，一種熱病的、賦全部希望於一擲的，超高比例已達不正常程度的投票。而且，人們投票不為著檢驗權力、防禦自身和社會，反倒拿來做為獻祭的供品，作為重新鑄造權力大神的磚瓦。我們投票，但毋庸更接近是宗教，甚或進行革命，尤其，我們又莫名其妙選擇了幾乎等於四年革命一次的美式總統制。
比方說，我們的民主防禦機制，就在投完票那一剎那便宣告終結，往後漫漫時日裡我們再無其他可抵抗當權者。拜過去十年努力之賜，我們已成功的污名化甚至徹底癱瘓了民主社會每天每時監督制衡權力的最重要兩大利器，那就是代表最高民意的國會和號稱第四權、號稱永恆在野的傳播媒體，於是我們又只剩街頭可走，而且頻率和人數不斷在刷新之中。
比方說，我們民主實踐的最主體溝通工具，亦即民主社會賴以協調、討論、談判、批評宣告和承諾的語言，已被污染到聲名狼藉的不堪用狀態，除了謊言和詭辯，再無其他內容可言。語言，極可能是我們民主實踐過程中受創最慘的部分。
還有一大堆比方說，不及備載。因此，每個人都茫然的問，我們到底怎麼啦？我們怎麼會搞成這樣？然後我們該怎麼辦？
然而，在往下問之前，還有一個比方說我們一定得先確定，那就是我們此時此刻台灣民主發展程度的真正真相。長期以來，我們喜歡隨道聽塗說自詡我們的民主成就，胡言亂語什麼民主奇蹟哪個又是民主之父之子的，我們跟著那些討好選民的政治人物講台灣的老百姓多理性、多冷靜、多正義感、多有民主素養、永遠會做最睿智的決定云云（即便在最成熟的民主社會，這也是最糟糕的幻想）。而今天，事情的真相是只要催眠以一點點虛幻的國族激情，再加上兩顆天外飛來的子彈，我們的理性當場就消失了，我們昨天前天的記憶完全拋諸腦後，我們的政治人物就算爆發十件二十件醜聞或不法之事（正常民主社會中每一樁都足以構成永久結束政治生命的政治自殺行為）也無所謂，於是，我們四年一次最重要的大選等於是一次對政治人物惡行的特赦，一次漂白，我們不是投票護衛自己的權益，而是變相的在鼓勵政治人物放心犯更大的錯，幫他們侵犯我們的權益。
這就是我們一定要先確認的事實，那就是我們低落的民主水平，低落的民主程度。但凡我們還沒對台灣的民主未來絕望，但凡我們一天還不虛無的選擇移民逃走，我們就得非正視如此真相好依此做出正確的反省和修護。畢竟，我們是沒辦法更換一組更好的、更具公民素養的人民，我們的民主仍待仰賴這些人一次又一次做成決定並集體承受其後果。
先認清事實，這是我們接下來所有要做之事的前提。
●首先，理解民主的缺陷及其限制
民主，是不完美社會的產物，奠生於人對完美神話和唯一真理之夢的破毀，因此，民主自身當然不會完美，真正理解民主的人，對民主實踐愈有長期豐碩經驗的社會，愈知道民主的諸多限制及其缺陷，一個社會對民主的限制和缺陷認識得愈深刻，通常也代表了它民主程度的愈深化，其民主的實踐也愈安全。這構成了丈量民主發展程度的極有效指標。
今天，我們台灣所做的正好完全背反。我們動不動口號式的把民主上綱到不容懷疑、無法討論之處，所有的是非善惡和人的價值信念當之披靡的至高之處，這已經不是民主了，而是掛著民主招牌卻毫無實質內容的圖騰，是另一個改取民主之名的神，這恰恰好是民主要全力抵抗的東西，因為很顯然有人要假借民主之名做壞事了。
千萬千萬別去神聖化民主，而是去充分的談論它理解它甚至質問它。當前世界，被籠統歸為實行民主的國家已超過了一百個，絕大部分猶掙扎於各式各樣的困境泥淖之中，這半點也不奇怪，這只是再清楚不過告訴我們，民主不會保護我們，全能的神一樣幫我們解決所有的難題包括感冒該吃什麼藥；相反的，民主是需要我們認真保衛並時時修護的脆弱東西，其真正的意涵是代表我們對一個更公義更安全社會的瞻望、建構和尋求（因此可想而知有多艱難不是嗎？）民主的實踐更從不是一個門檻或一條自動步道，你跨過去就完成或自動帶我們朝歐美那樣成熟的民主社會奔去，它毋庸更接近一種永恆的進行式，而且發展過程中有著高度的不確定性和每個階段的歧路和誘惑，它可能停滯不前、可能反挫、倒退甚至腐朽崩毀，也可能質變走向集權專制，而且，通過民主形成的集權專制，還會是一種人類歷史上最壞、最殘酷的專制形式，因為它有民主合法性程序撐腰，而且往往形成多數人壓迫少數人集體性迫害。這一點，人類在幾千年前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時代就知之甚詳，用小彌爾在他《論自由》這部民主經典書中的話來講是：「可是深思熟慮的人，還發覺當社會本身成為暴君時──社會集體的對付組成的各個分子──其專制的方式就不會局限於政治官員的一切可能作為。社會能夠執行……就要比很多政治壓迫更為可怕，因為縱然這種專制通常並不用嚴厲的刑罰為後盾，卻很少有逃避的餘地，更深入生活的各項細節，而且奴役到人的心靈，因此僅是防衛官吏的專制並不夠，還要防衛輿論和感情的專制。」
如何？這是一百五十年之前的話，但像不像對著我們台灣今天的民主困境說的？
●其次，弄清權力本質
其次，我們有必要在此重新認識一下民主架構下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最基本關係，也就是民主架構下的權力本質。
扼要的說，施行民主，我們改變的只是權力的主體性，把權力由統治者手中拿回到一般人民手中，從而也「翻轉」了權力授予和控制的形式；也就是說，改成由下而上了，統治者的權力係來自人民的同意，也得受人民的監督和節制，定期的或必要時人民可收回或轉而授予他者。
但民主並不能改變權力的本質，權力的本質依然是強制的、暴力的、侵犯的、壓迫的；權力所做的事在任何一種統治形式仍差不多，一樣是徵稅、威嚇、懲罰或遂行戰爭殺戮。也就是說，民主的統治者和非民主的統治者，從權力的角度看並無不同，真正有意義的差別，只在於民主統治者的有效時限和受到合法性的監視和糾正罷了，也因此，一個號稱施行民主的社會，並沒把統治者自動由豺狼變成小白兔，並不自動去除權力的危險性，民主架構頂多是個鬆垮垮的籠子，意圖把那隻豺狼關到裡頭去，權力的豺狼每時每刻都想衝出來，它也的確有足夠的利器弄壞籠子衝出來，因此民主沒高枕無憂這等好事，一旦放棄對權力的監督和控制，民主所剩的，不過是個空盪盪的虛名而已。
這上頭，台灣的民主程度似乎一直停留在「口腔期」。很少有一個民主社會，像我們這樣愛把諸如「人民是頭家」這類催眠式的話長掛口中，而且光這樣的精神自慰就完全滿足了。
二○○四年大選讓我們清楚見識到所謂的「頭家」是什麼個德行──大選期間，我們的醫界、學界、法界、環保、婦女、勞工等等團體爭先恐後跳出來，但跳出來不是就自身專業或權益對候選人檢驗和要求，而是如近百年前洪憲帝制時的簽名擁護。說真的，人類歷史上我們還沒見過老闆是這麼當的，有這樣的老闆大人，世界上還會有勞資糾紛嗎？還需要有工會和勞基法嗎？還哪裡有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萌生的任何餘地？我們一定是置身在天堂了不是嗎？
因此，把「頭家」一辭扔回到經濟僱傭世界去吧，被統治者沒那麼威風，讓我們正正道道的使用「公民」這個辭，並真的去確認它所攜帶的權益和義務，扮演好這個角色。
●沒走完的昔日民主之路
知道了民主之路的艱難和未完成，也確認了我們現代公民的基本位置及其權力，我們現在可以來簡單回溯我們這一趟歪七扭八的民主啟蒙之路了，以便找出我們省略了什麼、錯失了什麼、被心懷不軌的人利用了什麼？──災難只有一個可能的正面意義，是它所獨有的，那就是帶來反省，逼迫人非反省不可，它冷酷的提供反省的能量，也同時指引了反省的正確方向。
對肯於反省的社會而言。我們是嗎？
台灣較狹義的民主啟蒙發生在近三十年時間內，就一個龐雜的社會工程而言的確還迫促了些，因而，我們民主的相當程度不完備是有理由的，只是不該粗陋到這種地步，而且還要自我陶醉。
我們的民主之路有相對而言不壞的社會基礎，那就是和民主有相當親和性的現代自由經濟社會發展，其中特別有意義的是所得的相當均勻程度提升，以及環繞此一核心的社會相關進展，包括人的教育程度，包括資訊的普遍需求及供應，走在政治發展前頭的相對厚實自主社會力量。這是台灣民主之路啟動之前就具備的優勢，只是今天我們不太願意提起而已，只因為會相對減損到「民主奮鬥人士」的神聖光芒。其實，在普世性的社會、歷史的嚴肅反省和研究上，這個社會集體所完成的基礎要件，通常被視為更決定性的力量，甚至某種程度而言，還促發了人的行動並大舉提升他完成的機率（固然不必要如馬克思所說那樣把人的自主性動性當成是派生的）。而如此比較正確的反省，和有助於我們現代公民位置的確認，有效抵抗政治人物所創造的虛構「債權」──台灣的政治人物一直在向台灣人民討債，尤其一到選舉，說民主是由他們「創造」所賜與我們的，是我們欠他們的，不僅用來勒索權力不完，還可用來抵銷他們所有不道德和不法的罪行，這其實已構成地下錢莊的操作模式了。
台灣這一波民主之路開始得尚稱平順，的確結合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雙管力量，前者以蔣經國為代表，後者，則以民進黨前身的黨外為代表。當然這只是為求方便的代稱，其中還大有討論的餘地。
蔣經國，尤其是晚年的蔣經國，是典型的開明專制者，他做對了不少事，一方面在上述的社會要件鑄造上有其貢獻，另一方面他也讓民主在不大的社會代價（美麗島事件那種程度的流血，放在人類任何的民主歷程上絕對都是最輕微的災難了）下開始啟動。但這裡，我們關心的不是功勳，而是隱藏的代價，我們冷酷些引用彌爾的看法來說，因為蔣經國相對的開明讓我們省略了什麼，彌爾特別要我們留意開明專制弊病的，不是開明專制一代而終和產生不了後代的延續問題，而是它「更能鬆懈和減弱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努力」，它家父長的統治本質訓練不了人民的現代公民意識，而它的成效更讓人民覺得不需要自主，於是困難或災難加身時，或者去緬懷一個幫你料理一切的昔日統治者（如某些泛藍軍的心理），或者想讓統治者更大權力來鑄造一個幫你解決一切的新統治者（如某些泛綠軍的心理）。
其次，便是民進黨這般我們大家都快會背的發展史了，台灣上一波最主體的啟蒙之路。同樣的，功勳的部分從略，還想知道的人也不妨去問呂秀蓮副總統，她很願意講的，可能是最愛講的一個了。
這裡想扼要提出來的，是此一民主啟蒙之路一個影響深遠的現象，那就是它特殊化了自身──特殊化指的是其民主普遍性意義及其內容的隱沒，也指的它有意自外於人類積累了數百年的民主傳統、真實經驗和思維成果，以得到完全的行動自由。
記不記得二○○○年上回大選開票之夜的一個有趣電視畫面？當時陳水扁確定獲勝，國民黨第一次下台，一群年輕的知識份子個個感慨萬千，既有目標達成的狂喜和疲憊，也包含了成功之後的失落感乃至失業感，怎麼民主之路這樣子就成功了？這麼快就走到終點了？
（唐諾，台大歷史系畢業，曾參與創辦文學雜誌《三三集刊》，現任城邦集團臉譜出版公司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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