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5月14日


由於二二八事件的影響，早期台灣民眾對外省人有一種「類屬性」的怨恨，亦即不是針對個人而是對整個外省族群的排斥。相對的，政府遷台後也對本地人抱有疑慮態度，在政治安排上一直不免有省籍的考量。此外，因為政治上的優勢也會擴散到其他的社會或文化層面，使台灣本土性文化受到壓抑。


本土化徒增族群衝突
八○年代以後的台灣反對運動，因而都帶有「台灣民族主義」的色彩，一九八八年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一九九二年國會全面改選、一九九五年總統直選，都已使台灣民眾透過選舉可以參加的政治層次完全不再有族群不平等政治權力結構的現象。
理論上說，基於政治權力分配不平等的現象而導致要求政治權力結構「本土化」的政治訴求應該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應是「民主深化」才對。因為民主深化代表一種公平的、理性的、平等的社會權力分配規範，以及一種新的核心價值實踐準則。但是民進黨仍不斷操作本土化議題，推動隱性台獨的新國家運動，並且多次成功的爭取到「福佬族群」的選票，但也製造了國家認同的矛盾。換言之，本土化一旦被視為工具而凸顯台灣民族主義本位，就會成為政治對抗的意識形態基礎，會被用來界定或區分「我們」、「他們」的圖騰符號，以致產生族群優勢、優先性、正當性及排他性等現象，違反民主精神，並會帶來族群動員與衝突的代價。
大選前後台灣社會民心呈現出的兩極化割裂現象，民進黨長期操作狹隘化的本土議題難辭其咎。以窄化的來台時間及地緣因素作為決定「本土成員」範圍的核心元素，就是狹隘的本土化意識形態。事實上，台灣各族群除了原住民，無論先來後到，從血緣、語言、文化到宗教都是廣泛的同一來源，也都來自中國大陸，所以刻意強調台灣民族主義，顯然只是一種政治權謀訴求、政治動員手段而已。
近來，民進黨若干青壯派立委欲提出「新文化論述」，以整合國家認同的矛盾與修補族群裂痕；而國民黨策略論述小組也醞釀提出「新民主主義」論述，以促進社會大眾對「中華民國與台灣」之間的關聯、定位、內涵與價值的共識。如果雙方都能以建構更具包容性的國家認同為己任，藉由提出內部已溝通認可的明確理念進行誠意對話，應可發揮一定程度的「化異求同」作用，對於療選舉傷，止割裂痛，也應有相當的彌補功能。


制憲說淪為操作工具
問題是，從綠營已透露的部分新文化論述內容而言，包括「民進黨是中華民國的執政黨」、「中華民國的國號有安定兩岸的作用」、「現在沒有改變國號的國際環境」、「中華民國是許多比例的外省與本省人的情感依歸」、「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核心」，都和國民黨近些年的主張差異不大，但民進黨的最高權威陳水扁總統仍堅持推動二○○六年制憲公投，以達到其實質上「去中華民國化」的企圖；並因引爆基本教義派立委的痛批而妥協修正，新文化論述顯然可能淪為綠營階段性的語意政治操作的另一把工具而已。
就內涵訴求而言，如果新文化論述的理念是要為台灣大眾設立一種共同立場，從而調和當前國家嚴重陷入認同迷惘、願景失落的問題，並尊重包容多元社會及文化的需求，使各種異質群體產生共同認可的意識、價值及利益的一種紐帶，也就是消除狹隘的本土化所製造的後遺症，那麼，與新民主主義架構的語意內涵就有本質性的合流可能。
因為新民主主義的訴求主軸必然是為全體社會大眾塑造集體認同，也就是以「民主深化」來促進生活在此地的成員間的互信、互容、互尊，產生共同心理狀態，強化「同一」的感覺及結合的意志。
新民主主義要強調的終極價值是：生活在台灣的所有人民的意志結合，是由於我們共同認可的民主體制、憲政規範、生活模式、集體利益及建設台灣等目標。深化台灣全部成員共同感與共同立場的形成，「民主」顯然是最大公約數。綠營朋友以為然否？



李利國
作者為國民黨前大選論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