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2-31 18:01:36castrato
〈1974青春日記〉(Outside Providence，1999)
半調子影說：〈1974青春日記〉(Outside Providence，1999)
導演： Michael Corrente（American Buffalo (1996)）
演員： Alec Baldwin， Shawn Hatosy，Tommy Bone
內容主要描述一個住在美國羅德島州的高中青年提姆的生活，在高中的最後一個學年因與朋友無照駕駛兼在車上「哈草」還撞到停在路邊的警車，結果被父親送進了康乃狄克州的寄宿學校，並在此認識了他後來的女友珍妮。提姆屢次觸犯嚴格的校規，差點畢不了業……
要說到70年代，就不得不先回溯在Beat Generation 後，60年代末在舊金山興起的嬉皮士(注1)運動理念與生活方式。「60年代美国文化」，按美国学界的划定以及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实际起止，指「一个从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的时期」。嬉皮士其所倡導的是一種個人的革命(注2)，從強調身體娛樂如公開吸毒、男女群居、迷幻搖滾等，帶來了身體意識的覺醒，而那些用和平方式反抗現存法律及傳統習俗等的做法均可以追溯至此。在本片裡的以提姆為主角的青少年在精神上有未必那樣的高度，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也同樣帶來一種反體制的效果，就此而言，商業化的中文譯名實在不如英文的原片名來得貼切，「1974」這樣一個日期或者有對當時整個文化反省的意味，但又是否能盛載電影背後的意義？
影片中提姆雙腳殘廢的弟弟、一隻只有三只腳又瞎了右眼的狗、以及提姆在家中被父親稱為「呆頭」的不雅稱號，似乎就在暗示著提姆這一代人在身體與心靈上的缺憾。開頭提姆叫弟弟拿「哈草」用的長筒而被父親發現一幕，由父親不知道長筒的用處就點出了兩代人生活上的差異所在。而提姆的父親總叫他「呆頭」，對於這種稱呼提姆顯然並不喜歡但卻無可奈何，這是父親在某種程度行使了父權的「語言暴力」或「權力話語」。而提姆與一群好友撞到警車，可以是一種觸犯到體制的表現，至於提姆在肇事之後，父親要他把蓄留的長髮剪短，並不理會提姆的申訴而把他送進寄宿學校，可以說是種父權的延續。其所異者，僅在於學校通過許多嚴苛的條規(規訓與懲戒)把「內在的暴力」輕易地就體制化、合理化了，通過表面的秩序加以隱藏，進而達到福科所說「全景敞視建築」式（panopticon）權力。如是觀之，提姆與他在康沃高中的一系列觸犯校規的行動，可以視為對體制的對抗，當然這種對抗未必是自覺的反抗，但必然是受到當時的思潮所影響。然而這種對抗對更多是以溫和的方式，通過強調/重夺個體身體的自由自主來顯示其不合理性，而不是從內部去破壞體制本身。然後的劇情是，提姆在這裡結識了珍妮然，這種交往在實質上多少有彌補提姆幼年時喪母之痛的缺憾作用。對於提姆對珍妮的愛與母愛之間的聯繫，在片中其實也有所暗示。例如珍妮曾經問起提姆母親的事情，然後接下來有一幕是提姆的父親向他說出其母親的死因，以及每當兩人相偎時，幾乎都是提姆依偎著珍妮的大腿，直接讓我聯想到的是米開朗基羅的「聖母哀子像」雕像，聖母瑪麗亞懷抱著受刑後的耶穌，或者是最原初的母親懷抱嬰兒的畫面。這種感情，又好比提姆自我的「救贖」(?)，也幾乎正是因為珍妮，提姆才可以順利的畢業。再者，提姆本來一直認為母親的自殺是其父親的過錯而不能原諒他，是以最後當這份感情的到穩定，原先心理的缺憾得到相應的「彌補」之後，最後父子和解的一幕才會有可能。
至於在片中，提姆有兩次與權力的「對話」，一次就是向父親，一次是向後來拒絕珍妮申請的大學校長。前者是父親態度改變的轉折，讓父親在最後成為人而不是體制權力的分化，片中父親關於其母親的事對提姆所說：「除非你能親身體會，否則你不會原諒我，對嗎？」，也暗示著其實提姆本身在看示追求自由的反抗同時，又何嘗不是因著「自己的話語」造成自我的偏見；後者則是則是要求校長以人的角度回歸看待事件，而不是依照體制的程序。在既定的體制下，提姆被祕書拒絕會見校長而另想辦法，以及從窗口而不是正門進去，都可視為對體制反抗的隱喻。
在片中，提姆的父親常與他的夥伴們一同圍在桌子上打牌，總共出現了三幕。第一個幕是在開頭，他們一面打牌一面討論尼克森事件，這裡就讓觀眾從對談了解父親一輩人的保守思想，如仍保有狹隘的種族觀念。而在這幕裡有一個很有趣巧妙的佈置，就是在他們圍桌打牌的同時，旁邊的電視機也同時播放著一群人在打牌的畫面，這或許就暗示著電視或傳播媒介的「語言暴力」已深化入父輩，內化成其思想而他們卻毫不自覺，是以後來提姆叫父親不要在大廳廣眾下叫他「呆頭」一幕，可以說是自覺自主的精神表現以對抗某種「語言暴力」；第二幕打牌的場景出現在聖誕節的時候，卻是在提姆為自己「正名」之前，這幕通過把一個同性戀的牌友趕走的情節，除了同樣為了是表現出父輩一群人的保守思想，也為第三幕牌局的暗示作了一個引子；第三幕的牌局出現在影片末段，當時被赶出去的同性戀牌友又回到來與大家一同大牌，這裡的由原先的排斥到現在的接受就暗示著父輩一群人在思想已有所轉變，妙的是這一幕是在該同性戀針對一副牌局說出：「這算我的錯嗎？」一句中結束。
另外，電視機在影片的同樣也出現有三次之多，第一次就是剛才所說的父親與牌友在打牌時，電視出現了同一個畫面。第二個則是聖誕節的時候，一家人在相聚，父親在一旁看電視節目播出的一個身材抱歉的女子在跳芭蕾舞。這裡，父親雖然認為那舞者長得胖，但卻仍跳得不錯。第三幕則是在提姆向父親「正名」及質問母親的死因後的第二天，提姆要求父親送他到車站，但是他父親卻要他自己撘便車，接著鏡頭轉到父親所看的電視正播到一個人正靠著沙發坐著的畫面，與現實中提姆父親的姿勢完全一樣。這幕場景中，提姆的父親雖然向他說出了自己的心聲，並有拉近彼此距離的行動，但只是言語的表述而已，就行動而言仍受到電視的「宰制」(注3)。從電視機出現的三幕場景之中，暗示著提姆的父親也不過是整個體制下的其中一人。其父親是相對於提姆的上位者，可是在提姆父親的之上，其實仍有一個莫名的上位者無所不在的管轄著一切(注4)，提姆的父親也只是深受到這種「語言/話語的暴力統治」而不自覺。所以當電影最後一幕父親與提姆和解之後，在車上說出同一句話時，也正暗示了父親已從體制裡上位者的身份，還原成為一個「人」的身份了。這種對人的「還原」，也正是其可貴之處。至於片名，何以叫＜Outside Providence＞？相信其中有一幕片段可以作為解釋，那是提姆與其友人在開狂歡會的時，他的朋友毒蟲(注5)問提姆的弟弟牆上的一幅圖像的意思時，提姆的弟弟回答：「有一個人，回頭看他自己的生命，看見沙灘上的兩雙腳印，很像上帝一直在陪著他走著。但他再仔細一看，在他最困難時，卻只剩一雙腳印。他就對上帝說：我最需要你時，你為何棄我？上帝說：不是的，傻瓜！你只看見一雙腳印，是因為我背著你走。」或許是以行路者可喻提姆，上帝則喻其父親，一如現實中的提姆必須與父親「對話」才能達致彼此的溝通（進而衝擊／瓦解其傳統／主流思想），卻要小心不被其納入／收編權力的結構當中成為權力中心的分化。而所不同者，上帝是絕對的、無誤的權力，提姆的父親不是。
至於反體制？歪曲人的體制依然存在，那仍是需要持續去抗爭的，卻已不是以對抗什麼人為最終的目標（權力無所不在,沒有誰可以是「最高權力」的擁有者。但體制的維護者，往往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是以又不得不以對抗某些人為手段）。「我所探求的不是一個日期，而是一個象徵，一個轉捩點，一個我們被歪曲的道德歷史進程中的隱秘時刻。」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在《伊甸園之門—60年代美國文化》中如是說。
1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上這樣解釋嬉皮士：「hippies。指生活在既定的社會之外的不順從的年輕人。其特點是他們尋找一種非唯物主義的生活方式，偏愛奇異服裝和髮型，常服用引起幻覺的麻醉劑或大麻。嬉皮士一詞始見於20世紀60年代」。而《現代英漢綜合大辭典》則說，嬉皮士是「60年代美國青年中出現的頹廢派，他們反對社會現狀，以奇裝異服、蓄長髮、群居、吸毒等來發泄對社會的不滿」。
2 他們對社會不滿，主要是父輩在50年代的麥卡錫時代做了沉默的幫兇，以及越戰的不人道與不公正。而我們今日所說的「麥卡錫主義」就是指在「沉默的50年代」，一股反共反民主的政治合流。提姆認為父親對母親的死應有所負責，差可比擬。
3 在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 1964年發表的《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看來，現代工業社會是新型的極權主義社會，表現在利用科技手段制服離心的社會力量。因工業社會的一體化和極權化使人產生「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整個生產機構以及它所生產的商品和所提供的服務，構成一種強加於社會全體成員之上的社會制度。」交通、通訊、日用消費品和文娛產品「強烈地影響和規定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以及他們的情緒和觀點」，而消費產品的普及起了「教唆和操縱」的作用，人們感覺到生活的美好喪失鬥志，「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因此產生。單向度性表現在對物質消費的態度上。現代工業社會創造的物質財富滿足的是人的「虛假需求」——強加於個人的需要。「人們滿足了這種種需要，卻付出了不再追求自由，不再否定和批判現有制度，不再嚮往和追求某種更美好的生活方式這樣一個沉重的代價」
4 福科（Faucault）認為現今的權力是「全景敞視建築」式（panopticon）“的，先是監獄、學校、工廠、醫院與軍營，然後再逐漸往社會各層面散佈。同時，這些社會機關的權力與知識融為一體，醫生、老師、懲教人員都有著其專長的知識，所以醫院有權監護病人、學校有權監督學生、監獄有權監視犯人；不同權力的規訓與懲罰又產生了不同範籌的知識。傅柯認為，現代權力機制對整個社會進行規訓，將社會上所有的人力資源作切實而有效的運用。隨著社會逐步地規訓化，整個社會藉由權力中心分化成學校、工廠、醫院、軍營及其他若干社會機構較小的權力點，沒有明顯的權力來源，加上令人難以察覺的細微的施力過程，使受力者所能反饋的反作用力陷於迷惘而無力，權力更能無所顧忌。雖然權力中心被分化，但權力中心卻仍存在，且默默在各權力點背後支持運作，這個隱藏的中心就是國家，國家是在各種權力關係(許許多多不同的社會關係、論述，如父權制、宗教、家庭.....等等)的基礎上運作的，但國家是做為權力施行的某個出口，而非「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對福科柯而言，沒有什麼是所謂的「最高權力」，也沒有任何人或任何團體可以握有權力。權力散佈於各種社會關係之中如毛細管般無所不在。而受力者仍會產生反作用力，只是找不到反饋的對象罷了。這反抗力量必須消除才不會反撲權力來源，而這個重責必須交給監獄制度來完成。(《規訓與懲戒》)
5 順便一提，毒蟲在片中是因車禍死去，其中有一幕哀悼會上，他的朋友就曾往火堆裡投了一本Hunter S. Thompson的小說＜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主要反映了反映六七十年代美国吸毒和流行文化。在本片上映的前一年即1998年，曾改編成同名電影，從網上得知該片的內容主要說：一個的年輕人和他的律師一起旅行來到拉斯維加斯尋找他們的「美國夢」。他們帶上了大量的毒品和酒精準備在路上享用。在路上，他們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員警，記者，賭徒，比賽者和搭便車人。但他們尋找的不確定的「美國夢」，最後由於毒品和酒精而演變成充滿恐懼和憎恨的噩夢……
31/12/2003
導演： Michael Corrente（American Buffalo (1996)）
演員： Alec Baldwin， Shawn Hatosy，Tommy Bone
內容主要描述一個住在美國羅德島州的高中青年提姆的生活，在高中的最後一個學年因與朋友無照駕駛兼在車上「哈草」還撞到停在路邊的警車，結果被父親送進了康乃狄克州的寄宿學校，並在此認識了他後來的女友珍妮。提姆屢次觸犯嚴格的校規，差點畢不了業……
要說到70年代，就不得不先回溯在Beat Generation 後，60年代末在舊金山興起的嬉皮士(注1)運動理念與生活方式。「60年代美国文化」，按美国学界的划定以及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实际起止，指「一个从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的时期」。嬉皮士其所倡導的是一種個人的革命(注2)，從強調身體娛樂如公開吸毒、男女群居、迷幻搖滾等，帶來了身體意識的覺醒，而那些用和平方式反抗現存法律及傳統習俗等的做法均可以追溯至此。在本片裡的以提姆為主角的青少年在精神上有未必那樣的高度，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也同樣帶來一種反體制的效果，就此而言，商業化的中文譯名實在不如英文的原片名來得貼切，「1974」這樣一個日期或者有對當時整個文化反省的意味，但又是否能盛載電影背後的意義？
影片中提姆雙腳殘廢的弟弟、一隻只有三只腳又瞎了右眼的狗、以及提姆在家中被父親稱為「呆頭」的不雅稱號，似乎就在暗示著提姆這一代人在身體與心靈上的缺憾。開頭提姆叫弟弟拿「哈草」用的長筒而被父親發現一幕，由父親不知道長筒的用處就點出了兩代人生活上的差異所在。而提姆的父親總叫他「呆頭」，對於這種稱呼提姆顯然並不喜歡但卻無可奈何，這是父親在某種程度行使了父權的「語言暴力」或「權力話語」。而提姆與一群好友撞到警車，可以是一種觸犯到體制的表現，至於提姆在肇事之後，父親要他把蓄留的長髮剪短，並不理會提姆的申訴而把他送進寄宿學校，可以說是種父權的延續。其所異者，僅在於學校通過許多嚴苛的條規(規訓與懲戒)把「內在的暴力」輕易地就體制化、合理化了，通過表面的秩序加以隱藏，進而達到福科所說「全景敞視建築」式（panopticon）權力。如是觀之，提姆與他在康沃高中的一系列觸犯校規的行動，可以視為對體制的對抗，當然這種對抗未必是自覺的反抗，但必然是受到當時的思潮所影響。然而這種對抗對更多是以溫和的方式，通過強調/重夺個體身體的自由自主來顯示其不合理性，而不是從內部去破壞體制本身。然後的劇情是，提姆在這裡結識了珍妮然，這種交往在實質上多少有彌補提姆幼年時喪母之痛的缺憾作用。對於提姆對珍妮的愛與母愛之間的聯繫，在片中其實也有所暗示。例如珍妮曾經問起提姆母親的事情，然後接下來有一幕是提姆的父親向他說出其母親的死因，以及每當兩人相偎時，幾乎都是提姆依偎著珍妮的大腿，直接讓我聯想到的是米開朗基羅的「聖母哀子像」雕像，聖母瑪麗亞懷抱著受刑後的耶穌，或者是最原初的母親懷抱嬰兒的畫面。這種感情，又好比提姆自我的「救贖」(?)，也幾乎正是因為珍妮，提姆才可以順利的畢業。再者，提姆本來一直認為母親的自殺是其父親的過錯而不能原諒他，是以最後當這份感情的到穩定，原先心理的缺憾得到相應的「彌補」之後，最後父子和解的一幕才會有可能。
至於在片中，提姆有兩次與權力的「對話」，一次就是向父親，一次是向後來拒絕珍妮申請的大學校長。前者是父親態度改變的轉折，讓父親在最後成為人而不是體制權力的分化，片中父親關於其母親的事對提姆所說：「除非你能親身體會，否則你不會原諒我，對嗎？」，也暗示著其實提姆本身在看示追求自由的反抗同時，又何嘗不是因著「自己的話語」造成自我的偏見；後者則是則是要求校長以人的角度回歸看待事件，而不是依照體制的程序。在既定的體制下，提姆被祕書拒絕會見校長而另想辦法，以及從窗口而不是正門進去，都可視為對體制反抗的隱喻。
在片中，提姆的父親常與他的夥伴們一同圍在桌子上打牌，總共出現了三幕。第一個幕是在開頭，他們一面打牌一面討論尼克森事件，這裡就讓觀眾從對談了解父親一輩人的保守思想，如仍保有狹隘的種族觀念。而在這幕裡有一個很有趣巧妙的佈置，就是在他們圍桌打牌的同時，旁邊的電視機也同時播放著一群人在打牌的畫面，這或許就暗示著電視或傳播媒介的「語言暴力」已深化入父輩，內化成其思想而他們卻毫不自覺，是以後來提姆叫父親不要在大廳廣眾下叫他「呆頭」一幕，可以說是自覺自主的精神表現以對抗某種「語言暴力」；第二幕打牌的場景出現在聖誕節的時候，卻是在提姆為自己「正名」之前，這幕通過把一個同性戀的牌友趕走的情節，除了同樣為了是表現出父輩一群人的保守思想，也為第三幕牌局的暗示作了一個引子；第三幕的牌局出現在影片末段，當時被赶出去的同性戀牌友又回到來與大家一同大牌，這裡的由原先的排斥到現在的接受就暗示著父輩一群人在思想已有所轉變，妙的是這一幕是在該同性戀針對一副牌局說出：「這算我的錯嗎？」一句中結束。
另外，電視機在影片的同樣也出現有三次之多，第一次就是剛才所說的父親與牌友在打牌時，電視出現了同一個畫面。第二個則是聖誕節的時候，一家人在相聚，父親在一旁看電視節目播出的一個身材抱歉的女子在跳芭蕾舞。這裡，父親雖然認為那舞者長得胖，但卻仍跳得不錯。第三幕則是在提姆向父親「正名」及質問母親的死因後的第二天，提姆要求父親送他到車站，但是他父親卻要他自己撘便車，接著鏡頭轉到父親所看的電視正播到一個人正靠著沙發坐著的畫面，與現實中提姆父親的姿勢完全一樣。這幕場景中，提姆的父親雖然向他說出了自己的心聲，並有拉近彼此距離的行動，但只是言語的表述而已，就行動而言仍受到電視的「宰制」(注3)。從電視機出現的三幕場景之中，暗示著提姆的父親也不過是整個體制下的其中一人。其父親是相對於提姆的上位者，可是在提姆父親的之上，其實仍有一個莫名的上位者無所不在的管轄著一切(注4)，提姆的父親也只是深受到這種「語言/話語的暴力統治」而不自覺。所以當電影最後一幕父親與提姆和解之後，在車上說出同一句話時，也正暗示了父親已從體制裡上位者的身份，還原成為一個「人」的身份了。這種對人的「還原」，也正是其可貴之處。至於片名，何以叫＜Outside Providence＞？相信其中有一幕片段可以作為解釋，那是提姆與其友人在開狂歡會的時，他的朋友毒蟲(注5)問提姆的弟弟牆上的一幅圖像的意思時，提姆的弟弟回答：「有一個人，回頭看他自己的生命，看見沙灘上的兩雙腳印，很像上帝一直在陪著他走著。但他再仔細一看，在他最困難時，卻只剩一雙腳印。他就對上帝說：我最需要你時，你為何棄我？上帝說：不是的，傻瓜！你只看見一雙腳印，是因為我背著你走。」或許是以行路者可喻提姆，上帝則喻其父親，一如現實中的提姆必須與父親「對話」才能達致彼此的溝通（進而衝擊／瓦解其傳統／主流思想），卻要小心不被其納入／收編權力的結構當中成為權力中心的分化。而所不同者，上帝是絕對的、無誤的權力，提姆的父親不是。
至於反體制？歪曲人的體制依然存在，那仍是需要持續去抗爭的，卻已不是以對抗什麼人為最終的目標（權力無所不在,沒有誰可以是「最高權力」的擁有者。但體制的維護者，往往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是以又不得不以對抗某些人為手段）。「我所探求的不是一個日期，而是一個象徵，一個轉捩點，一個我們被歪曲的道德歷史進程中的隱秘時刻。」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在《伊甸園之門—60年代美國文化》中如是說。
1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上這樣解釋嬉皮士：「hippies。指生活在既定的社會之外的不順從的年輕人。其特點是他們尋找一種非唯物主義的生活方式，偏愛奇異服裝和髮型，常服用引起幻覺的麻醉劑或大麻。嬉皮士一詞始見於20世紀60年代」。而《現代英漢綜合大辭典》則說，嬉皮士是「60年代美國青年中出現的頹廢派，他們反對社會現狀，以奇裝異服、蓄長髮、群居、吸毒等來發泄對社會的不滿」。
2 他們對社會不滿，主要是父輩在50年代的麥卡錫時代做了沉默的幫兇，以及越戰的不人道與不公正。而我們今日所說的「麥卡錫主義」就是指在「沉默的50年代」，一股反共反民主的政治合流。提姆認為父親對母親的死應有所負責，差可比擬。
3 在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 1964年發表的《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看來，現代工業社會是新型的極權主義社會，表現在利用科技手段制服離心的社會力量。因工業社會的一體化和極權化使人產生「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整個生產機構以及它所生產的商品和所提供的服務，構成一種強加於社會全體成員之上的社會制度。」交通、通訊、日用消費品和文娛產品「強烈地影響和規定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以及他們的情緒和觀點」，而消費產品的普及起了「教唆和操縱」的作用，人們感覺到生活的美好喪失鬥志，「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因此產生。單向度性表現在對物質消費的態度上。現代工業社會創造的物質財富滿足的是人的「虛假需求」——強加於個人的需要。「人們滿足了這種種需要，卻付出了不再追求自由，不再否定和批判現有制度，不再嚮往和追求某種更美好的生活方式這樣一個沉重的代價」
4 福科（Faucault）認為現今的權力是「全景敞視建築」式（panopticon）“的，先是監獄、學校、工廠、醫院與軍營，然後再逐漸往社會各層面散佈。同時，這些社會機關的權力與知識融為一體，醫生、老師、懲教人員都有著其專長的知識，所以醫院有權監護病人、學校有權監督學生、監獄有權監視犯人；不同權力的規訓與懲罰又產生了不同範籌的知識。傅柯認為，現代權力機制對整個社會進行規訓，將社會上所有的人力資源作切實而有效的運用。隨著社會逐步地規訓化，整個社會藉由權力中心分化成學校、工廠、醫院、軍營及其他若干社會機構較小的權力點，沒有明顯的權力來源，加上令人難以察覺的細微的施力過程，使受力者所能反饋的反作用力陷於迷惘而無力，權力更能無所顧忌。雖然權力中心被分化，但權力中心卻仍存在，且默默在各權力點背後支持運作，這個隱藏的中心就是國家，國家是在各種權力關係(許許多多不同的社會關係、論述，如父權制、宗教、家庭.....等等)的基礎上運作的，但國家是做為權力施行的某個出口，而非「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對福科柯而言，沒有什麼是所謂的「最高權力」，也沒有任何人或任何團體可以握有權力。權力散佈於各種社會關係之中如毛細管般無所不在。而受力者仍會產生反作用力，只是找不到反饋的對象罷了。這反抗力量必須消除才不會反撲權力來源，而這個重責必須交給監獄制度來完成。(《規訓與懲戒》)
5 順便一提，毒蟲在片中是因車禍死去，其中有一幕哀悼會上，他的朋友就曾往火堆裡投了一本Hunter S. Thompson的小說＜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主要反映了反映六七十年代美国吸毒和流行文化。在本片上映的前一年即1998年，曾改編成同名電影，從網上得知該片的內容主要說：一個的年輕人和他的律師一起旅行來到拉斯維加斯尋找他們的「美國夢」。他們帶上了大量的毒品和酒精準備在路上享用。在路上，他們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員警，記者，賭徒，比賽者和搭便車人。但他們尋找的不確定的「美國夢」，最後由於毒品和酒精而演變成充滿恐懼和憎恨的噩夢……
31/12/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