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阿媽的狀況讓她的五個孩子都不好過。除了每個月要負擔瓦蒂的薪水，還要定期帶阿媽去榮總做檢查、拿藥之類的。而在這些之外，早在阿媽的病情還不是這麼嚴重的時候，姑姑伯伯就一再試著用各種方式挽留阿媽的記憶，但是這些努力卻成為阿媽記憶剝落的最明顯證據。本來只是常搞錯每個孫子的名字，這個時候沒有人真的非常在意，畢竟可以算是她那個年紀的老太太都會有的現象，甚至達觀一點的人還能將其視做一種好福氣的象徵。但是當阿媽連自己孩子名字都叫不出來的時候，大家就開始意會到這事態嚴重了。自此以後，我們最常對阿媽做的「訓練」是指著自己問她是誰。印象中阿媽從沒猜對過，甚至是病情沒那麼嚴重的時候也是一樣。差別是一開始阿媽還會對我們一再的詢問找出因應之道，像是我們問她：「阿媽，我是誰？」「阿你是誰還要問我喔。」這時大家難免都會莞爾。但是即使如此，那個時候的阿媽還是可以分辨出哪些是親人哪些是真正的陌生人，倚仗的也就僅有一點點下意識的熟悉。當然，這樣的熟悉常常會出現令人哭笑不得的誤差，像是阿媽就曾指著電視上的李登輝前總統說是以前的同學之類的。現在看起來，我們對那個時候的阿媽實在不該苛求太多，這對現在的我們來說已經算是一個可望不可即的目標了。

　　從此以後每況愈下，親人的臉孔逐漸成為陌生的記號，之所以沒在這麼多陌生人前表現出驚恐的情緒，我想還是因為遺忘。忘了該驚恐，忘了其實應該很重要的安全感，忘了自己其實是確實存在於此的一個生命實體。阿媽可以忘，對我們來說，怎麼可能忘？畢竟是這樣一個枝繁葉茂家庭的源頭，何況現在這個縮在椅子裡的腐朽生命，曾經在那個如此艱難的年歲堅強的支撐起一整個家庭。她的孩子，以及她孩子的孩子，是不可能在自己的記憶中抹去這個部分。

　　我們刻意遺忘，不然太殘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