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經濟重心的南移
【文／李文濤】
在5000年的歷史中，中國這塊土地上經濟發展千差萬別，很不平衡。社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在最與當時生產力相適應的地區成一個經濟重心，也即與其他地區相比，人煙稠，經濟發達，是國家和當時社會最主要的經濟重心。
第一個經濟重心形成於黃河中下游地區，這大多數學者認可的歷史事實。經濟重心是相對定的，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政治形勢的演變，必然也將尋找更適宜的發展區域，以擴大經濟重心的範圍乃至遷移。宛如江河流，中國歷史上的經濟重心大致經歷了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的歷程，最終在東南地區結聚成一個的經濟重心，並取代了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經濟地位。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經濟重心南移。
顯而易見，經濟重心南移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個重大事件，也是迄今為止經濟地理格局唯一一次巨大變遷，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和深遠響。
不僅展示了經濟演變的地理脈絡，是地域經濟開發史和北南經濟地位消長的主線，而且帶動了文化重心的南移。因此可以說是中國古史中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問題。
對於經濟重心的南移，古人有切身的感受，但並未加以研究，到了現代，才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
因此也以說，發現經濟重心南移史實是現代史學的一成果。正是這個問題的發現和深入討論，引發出一系列新問題，從而使經濟史研究進一步立體化，拓展出新天地。
經濟重心南移在經濟上的表現
經濟重心這一課題在上世紀40年代就提出了，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就提出了這一課題，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一書出版以後，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問題引起史學界的注意，討論漸次展開，不少學者就這個問題發表或簡或詳的意見。在張家駒先生研究同時，錢穆先生也在其著作《國史大綱》中也注意到經濟重心南移動問題。
錢穆先生認為，唐中葉以前，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主要依靠北方，也就是黃河流域。唐中葉以後，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偏倚在南方，即長江流域。這一個大轉變，以安史之亂為轉捩點，到北宋末南宋初年最終完成。
經濟方面，以漕運一事而言，漢朝初年只言運送山東的粟給當時首都長安；三國鼎立之時，一直到南北朝時期，出現割據鼎立的局面，可以看出當時北方糧食也能夠自給，不必依賴南方的糧食供應。
隋煬帝時期雖然開鑿了運河，把北齊、北周與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勢統一，東南、東北均可以通過水路到達。但是，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主要目的是出於軍事和政治的考慮，並不是北方要依賴南方糧食。
唐朝時期，江南戶口日益增多，國家在江南地區收取的租、調日增，於是，怎樣把江南的租調運到長安，就成一個擺在統治者面前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唐朝開始採用和糴法，命令江南諸州租調以轉化為布匹，以便於運輸到長安。可見當時朝廷只靠北方的糧食就足夠了。
在唐玄宗天寶八年前，朝廷諸道上供米粟較多的首推河南、河北；其次是關內與河東；又次是江南、淮南。就以此推測當時南北經濟情況，北方遠遠超過南方。
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唐中央能控制的就是東南藩鎮了，於是唐中央就只能以長江一帶的財賦立國。
直至以後河北、山東藩鎮割據，租稅不入中央，唐室的財政命脈，於是永遠依賴江南。
因此，由長江經黃河到長安的漕運，事關國家生死存亡。不過，當時其他北方藩鎮還能獨立發展，說明在唐、五代時期，北方並不依賴南方糧食供應。
但是從宋朝建國開始，當時的北方就逐漸依賴南方。
宋太祖在洛陽長期生活，一直都想把都城定於洛陽，但是這個想法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對，理由是洛陽距運河太遠，不利於朝廷將江南的財富運到都城。北宋定都汴京，其主要原因，就是為遷就漕運。
根據當時的規定，當時的漕運一共有4條運輸線路。
一是通過汴河運輸糧食，這條線路每年運輸米300萬石，後增至600萬石；菽100萬石。
這些糧食來自江南、浙東西、淮南、荊湖南北，自長江入淮河，再由淮河進入汴河到開封。
二是黃河，這條線路運輸粟50萬石，菽30萬石；糧食主要來自陝西，通過三門、白坡轉運黃河入汴。
三是惠民河，這條路線運輸粟40萬石，菽20萬石，主要來自來自陳州、蔡州等地，自閔河、蔡河入汴。
四是廣濟河，運輸粟12萬石，來自京東，自五丈河歷陳、濟及鄆。
由此可見宋代在全國統一的局面下，國家的財賦，開始正式大部偏重南方。耕、織為農事的兩大宗，粟米與布帛也是國家租、調的兩大類。蠶桑飼養與種植，在中國出現都很早，最初主要分布在中國北方。漢代幾個著名的絲織中心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
北魏實施均田制，還有規定種植桑樹「桑田」，可見當時種桑養蠶、調絲織帛，是北方農民之中極為普遍的副業。
隋代以清河絹為天下第一；唐代在種植桑樹的地區向要國家交納作為稅收的絹，種植麻的地方則交納布。
開元二十五年，要江南諸州納布折米，可見當時江南諸州沒有大規模種植桑樹。
江南人的絲織技術，主要是北方人傳授的。唐代全國各州郡貢絲織物數量，以定州為第一，如亳、滑州為當時絲織要地。總而言之，重要的蠶桑織作中心，在北方而不在南方。
五代河南、北都要徵收散蠶鹽錢，後晉還能每年向契丹交納絹30萬匹，可見北方絲織業還是很發達。
在北宋時期，北方汴京一帶的絲織業也很發達，這一時期南方絲織也雖然有所發展，但是其品質還是以北方為高。但是就其產值來講，南北雙方很難有高下，因為南方主要供出口，由於需求量大，故而存在品質不高的現象。
宋金對峙以後，宋歲幣分銀絹二項，北方要求南方供應絲織品，可見在北宋末年南宋初時期北方絲織品漸漸地被南方超過。
陶瓷業也是北方農民很早就依賴的一種副業。唐代河南府就有貢瓷，到了宋代，精美著名的陶瓷業，尚多在北方。不過，北方的這些陶瓷產業，主要是供應宮廷需要的，南方陶瓷業因為外貿的需要大為發展。
宮廷陶瓷是精緻，故而十分有名；外貿陶瓷稍顯粗糙，故而名氣很小，有些陶瓷窯址甚至默默無聞。但是，就其產值和給當地經濟的影響方面而言，北方不能超過南方。到了元明時期，即使是宮廷所用精美的陶瓷業，都全部轉移到江南。
就政區分割而言，自唐至宋的政區設置，因為南方經濟越來越發達，人口也越來越多，能養活越來越多的官僚，故而縣級的政區設置也越來越多。
北方縣的設置由於經濟和人口因素反而合併。開元州郡等級，所謂六雄、十望都在在北方；
當時望縣有85個，而南方只有20縣。
宋代北方戶口，即遠遜南方。
隋唐時，江浙閩中戶口不滿30萬戶；
自唐以來，戶口日益增長，五代至宋，增至500萬戶。
而中原戶口的數量，逐漸減少。
宋神宗時候，天下分為23路，淮水、漢水以北有8路、以南有15路。
天下戶口總供有1650萬，而淮、漢以北才500餘萬戶，淮、漢以南，有1150萬戶左右，南方大概占總戶數的三分之二。
經濟重心南移文化上的表現
從中國文化的起源看，黃河、長江流域都是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從中國文化發展的進程中，黃河、長江流域等不同地區的發展水準，在不同時期卻存在一定的差異。
一般認為，在中國上古時期的時代，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經濟文化發展不相上下，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都發現了大量的古文化遺址。
進入銅器時代之後，銅器比較適應北方耕作，所以，在先秦時期，傳統經濟、文化的重心，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確立，隨之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進入鐵器時代之後，鐵器的品質有利於南方的開發，經濟重心逐漸向長江流域的南方地區轉移。
但是，長江流域是何地區、又究竟何時最終取代了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中國傳統經濟、文化的重心地位，學術界卻存在各種不同的意見。在其南移的時間上，有自秦漢至明清等不同時期多達十餘種觀點。在其南移的具體地區上，有籠統的南方說和長江流域地區說等多種意見。
甚至有人認為，直至明清，中國傳統經濟、文化的發展水準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自然也就不存在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現象。
眾所周知，文化狀況是經濟發展水準的一個縮影。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必然在文化上有一定的表現。
在北宋前期，文化重心在還在北方，當時政治上人才基本上都是北方人所占據，
所以陸游就說過：「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
陳傅良也認為：「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仲淹）公起吳，杜（衍）公起越，歐陽（修）公起廬陵，孫公起富春（浙江富陽），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皆一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
陳傅良是溫州人，溫州人才在南宋時期的官場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溫州地區學子中舉並進入太學還是在元豐九年的事情，這個大概可以反映出在北宋事情，北方人在官場仍然占據比較主要的地位。
在北宋前期，在哲學家、藏書家以及書院分布的情況來看，北方仍然占據有優勢，比如，哲學家的周敦頤雖然是湖南人，但主要生活在北方；北宋早期的儒學代表人物石介、孫復等人都是北方人。書院的分布來看，南北各有特點，此時北方書院有應天書院等，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北方仍然是文化重心。
所以，葛兆光就認為北宋有3個中心：政治中心在開封；經濟中心在南方；文化中心在洛陽。
到了北宋中後期之後，文化重心逐漸南移。
在政治上，南方人才逐漸占據優勢，比如，歐陽修、王安石等人基本上是南方人。
文學上，南方人更是占據優勢，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宋代的六大家全部都是南方人，尤其是江西出來不少大家，南宋楊萬里指出「切觀國朝文章之士，特盛於江西」。
為什麼說中國傳統經濟重心是在南宋初年而不是在其他時期最終完成了這個轉移呢？
我們認為，在中國古代史上，判斷一個地區是否能作為全國的經濟重心的基本依據，主要是看它在傳統農業經濟方面的實力與發達程度如何。
如果某一地區的農業經濟實力與發達程度、包括農業經濟及其相關行業的發展數量與品質指標，在當時國民經濟生活中都占有顯著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同時其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且封建政府在經濟上倚重它，並在政治上有明顯的反映的話，那麼，這樣的地區就可稱為全國的經濟重心區。
按照這個判斷原則和標準，很明顯，傳統經濟重心只是到了南宋初年而不是在其他時期才最終完成了這種轉移。
其主要表現是：在「南宋時期，以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與四川盆地為代表的廣大南方地區，不論是從人口、政區、賦稅的多寡與分布來看，還是從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水準及其所占的比例變化來看，南方地區都超過了北方地區而居於明顯的優勢，從而表明自先秦以來，以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為代表的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完成了從北方向南方的轉移」。
而在此以前的唐朝中後期或其他時候，雖然南方地區有時也有過某一項或某數項經濟指標超過了北方中原地區，但那只是個別的或暫時的現象，既不是綜合經濟指標的反映，也缺乏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和穩定性。而且在南宋以後，南方作為傳統經濟重心的地位一直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續性發展，並影響至今
。隨著中國傳統經濟重心區南移的最終完成，傳統文化重心區也在同一時期最終完成了由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向長江流域東南部地區的轉移。
南宋時期，長江流域中下游的東南地區，在成為中國政治中心的同時，又成為傳統經濟發展的重心地區。與此相伴隨，傳統文化重心區也從黃河流域中原地區轉移到長江流域的東南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