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D大調第三號交響曲「波蘭」，作品29

Symphony No.3 in D Major, Op. 29

第三號交響曲是柴可夫斯基六首交響曲中，被演奏機會最少、知名度也是最低的一首。

但此曲卻有幾個關鍵特色：特色一，它完成於1875年，這一年柴可夫斯基完成兩首重要作品，一首是第三號交響曲，另一首就是舞劇「天鵝湖」。特色二，這是他六首交響曲中唯一一首用大調寫成的作品。特色三，第三號雖與一、二號都被歸類為他的早期交響曲，但與前兩首濃厚的國民樂派風格不同，第三號可以說是從國民樂派走向絕對音樂，作曲家自我風格的轉型的代表作。

當年在莫斯科音樂院擔任教授時，每到暑假柴可夫斯基就會拿筆來寫曲。1875年夏天學校期末考後，他先前往友人西洛夫斯基（Vladimir Shilovsky）的領地，一個叫霧索瓦（Usovo）的鄉間，6月5日開始起草此曲。很快的速度ㄧ個月內就完成，之後又到另一位朋友N. D.康都拉柴夫所在烏克蘭的尼日（Nizy），花了十天的時間編寫後最後兩個樂章的管絃配器。

之後在莫斯科與基輔稍事休息後，又轉往妹妹亞蕾珊朵拉的婆家，也就是威爾波夫加（Verbovka）地方，在家人的陪伴圍繞下，用兩週的時間，於七月底完成前三樂章的管絃樂。同時準備開始下一首委託創作芭蕾舞劇「天鵝湖」。

第三號交響曲五個樂章的形式安排，在當時算是相當特殊。有評論者表示，五個樂章缺乏前後呼應的統一性，與其說是交響曲，還不如說是組曲來得比較貼切。尤其第二樂章放圓舞曲、第三樂章慢板、第四樂章詼諧曲的組合安排，格外神似組曲。

事實上，困擾著柴可夫斯基本人一生的，不光只有婚姻、感情的問題而已，關於作曲的形式與技法的選擇，也一直令他感到不安。他在晚年寫給友人的信中承認，「由於自己對於把握運用音樂形式的技術相當拙劣，這點讓我終生困擾，我自己所寫的作品，大多是粗糙之作，只要識貨的人一眼就可以看穿。」不過也有人認為，第三號交響曲樂章與樂章之間的對比關係十分協調，包括主題與調性，包括整體的構思都有很高的水準。

因此柴可夫斯基本人對於這首作品還頗為滿意，在1875年首演過後，他寫給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表示，「此曲雖然沒有特別的風格旨趣，但技法上我自認為有進步，尤其對於其中的第一樂章以及兩個詼諧曲，感到非常滿意。」曲子完成後獻給他的朋友西洛夫斯基，柴可夫斯基正是在他家起草這首交響曲的。

第一樂章，序奏與甚中庸的快板（Allegro moderato assai）、送葬進行曲的速度（Tempo di marcia funebre），d小調、44拍子，轉入燦爛的快板（Allegro brilante）、D大調、44拍子。

序奏為送葬進行曲，在低音撥弦配著大鼓的敲擊聲中音樂緩慢地前進著，其間夾著銅管與高音弦的交錯對話，速度也逐漸加快進入主部。

第一主題有舒曼風格，由木管與弦樂群精神抖擻地合奏出，優雅柔美第二主題則是雙簧管在b小調上吹出。發展部時，第一、二主題充分進行混合展開，到了再現部第二主題轉入e小調，以堆疊累積的手法音樂達到結尾高潮。

第二樂章，德意志風格單純而中庸的快板（Alla tedesca Allegro moderato e semplice），降B大調、34拍子、複合三段體、從容的圓舞曲。

Alla tedesca就是德意志風的意思，指的是圓舞曲或是其原型的蘭德勒舞曲。主部主題有著濃厚的東方色彩，由弦樂群撥奏與木管帶出的圓舞曲的旋律，更令人印象深刻，其中的部份樂念曾出現在他哈姆雷特的配樂第二幕間奏曲中。中段則是由急促細碎的樂念所構成，這是個管絃色彩濃厚，流暢感勝於戲劇性的三段體。

第三樂章，強有力的行板（Andante energico），d小調、34拍子、簡略的奏鳴曲式。

與傳統交響曲的安排相當不同，柴可夫斯基將慢板放在這首五樂章作品的第三樂章中間核心位置，呈現此曲獨特的形式。由木管帶動田園牧歌風的第一主題，而中低音弦樂深情大氣的下行第二主題在降B大調呈現，兩者形成對比，之後幾乎沒有發展部，再現部的第一主題也簡略了，構成這個精簡卻堅實的慢板樂章，其間法國號扮演著畫龍點睛的角色。

第四樂章，詼諧曲，活潑的快板（Allegro vivo），b小調、24拍子、三段體。

主部呈現細碎、輕快如跳舞般，也有如小鳥飛翔的樂念，中段的素材借用1872年為紀念彼得大帝誕生兩百周年以及全俄技術博覽會所寫的神劇。最後音樂發展到D大調，展現相當正經典雅的結尾。

第五樂章，終曲，熱情的快板（Allegro con fuoco）、波卡舞曲的速度、D大調、

34拍子，根據波蘭舞曲節奏形成的迴旋曲形式。

強而有力的波蘭舞曲輪旋主題出現後，第一插句是A大調充滿讚美性格且莊重的旋律。之後波蘭舞曲輪旋主題再度輪旋出現，第二插句則是b小調呈現孤寂、含蓄之感。在第三次輪旋主題之後，波蘭舞曲的主題巧妙地發展成賦格曲，成為本樂章最大特色，最後在全體樂團快速熱烈的急板總奏下，結束全曲。

1875年11月7日於莫斯科，由尼古拉魯賓斯坦指揮俄羅斯音樂協會莫斯科分部首演，首演權利金為300盧布。不過，此曲首演之後一直沒有獲得全然的好評，一來聽眾對柴可夫斯基的期待過高，二來在當時交響曲尚未蓬勃發展的俄羅斯來說，識貨者不多。

隔年，1876年2月此曲在聖彼得堡演出之後，柴可夫斯基熱情的擁護支持者拉羅希（Laroche）在《哥羅斯之聲》所寫的評論表示，「柴可夫斯基已無比勇猛的氣勢向前衝，在他的心交響曲中，形式與對位法的技法發展，比他以前任何作品表現來得優異。就此獨特作品所顯示的出色內容、多樣化形式、動人的風格和完美的技巧來說，不僅是俄國，更是全歐二十年來的代表作。」不過對於終樂章拉羅希卻批評，「隱藏於大膽、光輝的技法背後，多處音樂顯得相當乾燥乏味。」

拉羅西的意見卻被柴可夫斯基誤解為是惡評，加上聖彼得堡的觀眾反應也不好，他失望地寫信給弟弟表示，「報紙對我的反應冷淡，連我的好友拉羅西也是，他們都認為我的交響曲只是舊調重彈，毫無新鮮感可言。」（交響曲對俄國民眾來說仍十分新鮮，柴可夫斯基更是他們倚重譜寫這類曲子的高手，因此人們對他的交響曲期望很高，顯然這首第三號新曲當時未能滿足他們。）

相同的立論也出現在庫宜（Cesar Antonovich Cui，1835-1918）為《聖彼得堡通訊》所寫的評論上，「終樂章是最差勁的一個樂章，第四樂章也缺乏音樂內容。」但庫宜對其他三樂章讚美有加，也承認，「全曲極富趣味性，充滿作曲家的才華，但聽眾對柴可夫斯基的期許更高。」

至於第三號交響曲為什麼會被暱稱為「波蘭」（the Polish），是因為最後樂章一開始的波蘭舞曲節奏（Tempodi Polacca）而得名，這是當年曼斯爵士（Sir Augustus Manns）在倫敦水晶宮（Crystal Palace）演出此曲時，所取的不太恰當的綽號，不過卻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