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對日本推理小說的蓬勃向榮很感好奇，是甚麼契機讓這個民族如此熱衷於此種類型文體，創作不斷，名家輩出？推理小說，或偵探小說，或犯罪小說的源頭是在英國：十八世紀的英國倫敦有一所著名的新門監獄（Newgate prison），位於新門街及奧卑利街的角落，始建於十二世紀，直到二十世紀才拆卸。監牢本身是人間煉獄，卻因為收錄牢內重犯各類罪行的《新門曆誌》的出版而聲名大噪，小說家戲劇家們看出書中豐富的素材寶藏，常人又愛窺秘，於是紛紛從中取材，加上想像、誇張、修飾、融合和整理，竟爾發展出一個獨特的小說類型──“新門小說”（Newgate Novel），下啟偵探、犯罪等類型小說的書寫。

        鼻祖是英國人（然普遍公認偵探小說的直系祖先是美國作家Edgar Allan Poe），Sir Authur Conan Doyle和Agatha Christie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或者說福爾摩斯和白羅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但近代日本人的推理小說創作成就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偵探小說又名Whodunit，但現代推理小說已不滿足於設計案件讓讀者猜謎推理找出兇手（讓讀者參與解謎是本格派的堅持），小說家伸出觸角，旁及社會議題、科學幻想或人性書寫。謎題也一再推陳出新，不再只是揪出真兇，讀者的任務有時變成了拼湊作案手法，甚至猜想犯罪動機。故事主角也不再拘限於偵探或警探，變成科學家、中學生、家庭主婦等各種人，甚或沒有主要解謎人。

        推理小說和武俠小說一樣被歸類為通俗文學，可能因娛樂性太豐富吧。大部分傳統的推理小說的確只有娛樂的企圖，但現代推理小說演變而為探討犯罪心理及社會議題，謎題解開之後讀者沒有鬆一口氣，反而會皺着眉頭思考。就此而言，也有着正統文學的功能。

        扯得太遠，近年來人氣高企的東野圭吾是我接觸的第二位日本推理小說作家。第一位是赤川次郎，那時候才剛升上中學，在圖書館看得最多的就是他；赤川次郎的書很“輕”，行文都是短短的，一句一行，很易讀，一個下午可以看好幾本，大概看得太快，也忘得快。赤川次郎的推理組織力不强，不比東野圭吾，在題材和形式方面勇於創新，設置詭計屢見巧思，更重要的是有深入探討嚴肅命題的識見，怪不得近年大受歡迎。

        東野圭吾的作品多次獲直木獎提名，直到《容疑犯X的獻身》才奪標，資深推理迷都說肯定來得太遲，成名得太晚。但這終歸只是錦上添花，真正好的作品好的作家不會因失落獎項而受到懷疑。

        《容疑犯X的獻身》是東野自己說的：“這是我能想到最純粹的愛情，最好的詭計。”的確如是。大部分時候接觸日本的影視文學作品，都强烈感到至柔至暴兩種矛盾元素的激烈交撞，二戰時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社會學名著之名“菊花與劍”真的是對日本價值觀最精確的概括，而這種精神在《容》片中更發揮至淋漓盡致的境地：為了愛一個人，作出的犧性能有多大？以愛之名，能行多深之惡？但惡之花最後卻結出純愛之果。如此偏激、唯美、二元對立，就是日本文化的根柢。

       《容》中的殺人犯不僅不是窮兇極惡令人厭憎之輩，反而楚楚可憐，得到讀者和觀眾的同情理解，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們的犯罪出於不得已，造成這一切悲劇的根源，是不公正的命運。

        我是先看電影再讀原著，沒有覺得電影更好或原著最高，各有千秋吧，電影雖然添加不少沒相干的枝節，而且被宣傳引導至錯的方向（以為那是神探伽俐略的終極電影版的大有人在），但演員的演出完全蓋過缺點；小說精簡、內歛而深入，感情描寫恰到好處。

        即使你我並不太相信這樣的感情處事，但都會認同反抗不了自身命運的那一份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