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5-24 02:38:02cinemaker
詹宏志的星塵往事
星塵往事——讀黃建業新書喚起的回憶／詹宏志
1.甜美如初
才幾年吧？幾個朋友奔相走告，笑說黃建業一反常態寫了一篇「感傷」的文章。朋友指的是黃建業為自己的評論文集所寫的序，文中竟懺悔錄式地說：「一個夢轉成現實，卻發現它不再甜美如初。」
他在文中自承「在這兩年間自己已變成一個『保守派』，這種轉變是在如此的強烈自覺下完成」；他的筆下出現「在寫作評論的某些時候，會彷彿感到筆尖下是一封愛恨交纏的情書」這樣難得一見的激情口吻；我們甚至讀到「真是『結構』與『解構』齊飛，『鏡像』共『本文』一色」之類帶有諷刺攻擊的語句。
是啊，我們都很驚訝！我們認識十多年的黃建業是一位永遠耐心微笑、不慍不火的「影評紳士」，他的文章永遠是寬容、了解、委婉、大視野的代名詞，即使在最苛責的評論文章裡，他也永遠從大架構談起，曲曲折折來到嚴厲的結論，大部分的「罪行」早已被原諒了。
但是，我們在驚訝中又覺得完全明白，我們開他的玩笑同時也自知不過是自嘲之詞，他的「感傷」文章道出了我們同一世代的共通情懷：一個舊日電影情感的消逝，昔日簡單純潔的電影情感如今已渲染了如許現實色彩，早時一同觀影論影的青春友人如今立場各殊顯得有點緊張，甚至漸行漸遠……，是呀，黃建業提起那個夢，曾經甜美如斯……。
2.純真年代
當時讀完黃建業的那篇文章時，我確實曾有衝動去寫自己的一段心情，如何從一個旁觀的新聞編輯竟成為新電影運動的支持者，再而成為電影宣言的起草人，最後竟成為電影導演的資金募集者、合約談判人、國際交易交涉人，甚至是影片上市的行銷人——這一場無意間，因著一個夢的驅策，跌落到陌生地球上卻發現不再甜美如初的情節，如果我告解地寫下來，篇名可能就要叫做：〈奇愛博士：我如何學會停止憂慮轉愛廣告〉。
就像每一部電影都隱藏一段消逝的時光，這個故事也包含著一段逝去的純真年代。時序上也許要退回到一九七九年，我在一家小報館副刊上想要開闢一個認真誠實銳利的影評專欄，某些指標引領我找到劉森堯與黃建業；或許後來的歷史發展使我們都成為同一個世代的人，但當時年輕的黃建業身為末代《影響雜誌》的重要影評人，曾為讀者的我卻是以尋覓「前賢」的心情去拜訪他的。
我的編輯工作與黃建業來往直至一九八二年，然後我的編輯伙伴陳雨航則與他持續了近十年的編者作者關係，自工商時報、中國時報、四百擊、遠流電影館，流水般沒有中斷。我們眼睜睜看著黃建業從「我們的朋友」成為「青年導師」，在一篇篇文章的往返中，沙漏流失，我們都側面地見證了一個時代。
回想起來，黃建業十幾年來專心一致的寫作，其實「決定」了我個人部分的命運。正因為在我的版面上有一個高水準而立場超然的影評專欄，使得當時年輕前進的影評家因尊重而聚集，也因而使我有機會在財經報紙上開創一個以影劇產業為中心的新型版面，更因而才結識了後來在新電影運動中嶄露頭角的重要旗手，又因此邊緣地參加了一場革命，最後不得不陷入其中最實務的部分，一切彷如黃建業所說的「一個夢轉成了現實」。
3.無知則勇
如果黃建業（以及後來者）的文章不是那麼有魅力地吸引著我的興趣，讓我不自覺地在電影領域裡拋擲力氣，也許這些力氣就會轉到「別處」，後來這些生命的軌跡就不會相同。——那時候，在我的閱讀版圖裡，還沒有焦雄屏、陳國富等後來者的名字，當然更沒有今日新世代電影文章家的聲音與身影……。
黃建業是「古典的」電影文章家，行文重法度，著眼重人文，至少一開始吸引我的興趣的，是黃氏文章的「氣質」，而非電影的題材。後來我們的見識隨著年歲與黃建業等人文章的篇數成長，慢慢有些人的文章我們已不能滿足，他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了；然而黃建業的文章卻一直還在我們心中同一個位置，像「披頭」的歌詞說的：「像百萬個太陽，召喚我向前再向前……。」
我後來試著寫過不成功的電影文字，試著追逐電影傑作的觀賞與理論對證，試著聲援有才氣有誠意的電影工作者，甚至試著介入電影製作計劃之中，……這一切行動當然不過是無知之勇，但其中若有感情邏輯，黃建業文章的啟蒙之效，應是我如今可以追想的根源吧？
我不是唯一的例子吧？一切好的創作者評論者思想者，他們對同世代與後來世代的人的影響，有時不可想像其力量，讀而有感的人為之生為之死，為之改變人生軌道，驅車至西伯利亞，這些例子我們早已多所聽聞吧？
4.亂世忠魂
為什麼閱讀新刊著作要提起星塵舊事？因為黃建業這本新書是《楊德昌電影研究》，是第一本中文的電影作者專論。再一次，黃建業證明他還在我們心中同一個位置，他還在這裡，不管電影景氣不景氣，不管新時代的吵雜亂象，他還是專心而緩慢地集成了一本作者研究。
這件事可能比二十個金馬獎還重要，一個電影作者是否能「從這裡到永恆」，端看各個世代投入的詮釋活動而定。
有一年，焦雄屏為了那年金馬獎評審精神的淪喪而四處奔走，希望喚起政府單位的注意，顯然得到的回應是不解與不悅。我提出一個弱勢團體自救的看法，我不贊成到金馬獎裡去角逐影響力，而是遠離它換一種極端背反的工作，我建議出版一種類似「年度小說選」的「年度電影選」；它與金馬獎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沒有一時的熱鬧風采，卻有機會得到較深入的研究，長期而言，一部受到研究的電影極有可能比一夜風流的得獎電影更傳之久遠。我當時衝口說出一句驚人之語：「他們有盛會，我們有墓碑。」
這個念頭後來形成「中時晚報電影獎」的部分緣由，一個與金馬獎十分不同的美學觀念指向的電影獎；但我仍然覺得不夠，「文字投入」不夠，不能真的使獲獎的作品有足夠的反覆反省詮釋，不能行遠，不能免於腐朽，未鐫墓碑之故也。
又一次在柏林影展，我看著書店裡一本一本精美的各國導演專論，感慨地對焦雄屏說：「我們還欠侯孝賢一本書，一本老老實實涵蓋基本資料與作品個論的專書。」
這樣的想法與感嘆，終於在黃建業的新書裡得到補償。在情感上，我私人另有感懷，這本書的研究者是我初讀評論文字的啟蒙者，這本書的被研究者是我結識十四年的朋友；十四年前，楊德昌剛從美國回來，我們因《一九○五年的冬天》一片而相識，當時他兩手空空，未拍任何電影，提到荷索時說完「哇操」之後就激動得難以為繼，如今他是名滿國際的電影作者了……這本書的出現，不啻昔日單純愛影朋友一次reunion。
但是，黃建業豈不是早說，「此時，才殘酷地認知到十多年簇擁的電影情感和夢，已然老去」呀。是啊，此刻我體力未衰，卻感到內心疲乏，星塵往事，如露如電，又是怎麼一回事？
按：這篇文章原來是詹宏志為黃建業《楊德昌電影研究》一書所作的序。
1.甜美如初
才幾年吧？幾個朋友奔相走告，笑說黃建業一反常態寫了一篇「感傷」的文章。朋友指的是黃建業為自己的評論文集所寫的序，文中竟懺悔錄式地說：「一個夢轉成現實，卻發現它不再甜美如初。」
他在文中自承「在這兩年間自己已變成一個『保守派』，這種轉變是在如此的強烈自覺下完成」；他的筆下出現「在寫作評論的某些時候，會彷彿感到筆尖下是一封愛恨交纏的情書」這樣難得一見的激情口吻；我們甚至讀到「真是『結構』與『解構』齊飛，『鏡像』共『本文』一色」之類帶有諷刺攻擊的語句。
是啊，我們都很驚訝！我們認識十多年的黃建業是一位永遠耐心微笑、不慍不火的「影評紳士」，他的文章永遠是寬容、了解、委婉、大視野的代名詞，即使在最苛責的評論文章裡，他也永遠從大架構談起，曲曲折折來到嚴厲的結論，大部分的「罪行」早已被原諒了。
但是，我們在驚訝中又覺得完全明白，我們開他的玩笑同時也自知不過是自嘲之詞，他的「感傷」文章道出了我們同一世代的共通情懷：一個舊日電影情感的消逝，昔日簡單純潔的電影情感如今已渲染了如許現實色彩，早時一同觀影論影的青春友人如今立場各殊顯得有點緊張，甚至漸行漸遠……，是呀，黃建業提起那個夢，曾經甜美如斯……。
2.純真年代
當時讀完黃建業的那篇文章時，我確實曾有衝動去寫自己的一段心情，如何從一個旁觀的新聞編輯竟成為新電影運動的支持者，再而成為電影宣言的起草人，最後竟成為電影導演的資金募集者、合約談判人、國際交易交涉人，甚至是影片上市的行銷人——這一場無意間，因著一個夢的驅策，跌落到陌生地球上卻發現不再甜美如初的情節，如果我告解地寫下來，篇名可能就要叫做：〈奇愛博士：我如何學會停止憂慮轉愛廣告〉。
就像每一部電影都隱藏一段消逝的時光，這個故事也包含著一段逝去的純真年代。時序上也許要退回到一九七九年，我在一家小報館副刊上想要開闢一個認真誠實銳利的影評專欄，某些指標引領我找到劉森堯與黃建業；或許後來的歷史發展使我們都成為同一個世代的人，但當時年輕的黃建業身為末代《影響雜誌》的重要影評人，曾為讀者的我卻是以尋覓「前賢」的心情去拜訪他的。
我的編輯工作與黃建業來往直至一九八二年，然後我的編輯伙伴陳雨航則與他持續了近十年的編者作者關係，自工商時報、中國時報、四百擊、遠流電影館，流水般沒有中斷。我們眼睜睜看著黃建業從「我們的朋友」成為「青年導師」，在一篇篇文章的往返中，沙漏流失，我們都側面地見證了一個時代。
回想起來，黃建業十幾年來專心一致的寫作，其實「決定」了我個人部分的命運。正因為在我的版面上有一個高水準而立場超然的影評專欄，使得當時年輕前進的影評家因尊重而聚集，也因而使我有機會在財經報紙上開創一個以影劇產業為中心的新型版面，更因而才結識了後來在新電影運動中嶄露頭角的重要旗手，又因此邊緣地參加了一場革命，最後不得不陷入其中最實務的部分，一切彷如黃建業所說的「一個夢轉成了現實」。
3.無知則勇
如果黃建業（以及後來者）的文章不是那麼有魅力地吸引著我的興趣，讓我不自覺地在電影領域裡拋擲力氣，也許這些力氣就會轉到「別處」，後來這些生命的軌跡就不會相同。——那時候，在我的閱讀版圖裡，還沒有焦雄屏、陳國富等後來者的名字，當然更沒有今日新世代電影文章家的聲音與身影……。
黃建業是「古典的」電影文章家，行文重法度，著眼重人文，至少一開始吸引我的興趣的，是黃氏文章的「氣質」，而非電影的題材。後來我們的見識隨著年歲與黃建業等人文章的篇數成長，慢慢有些人的文章我們已不能滿足，他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了；然而黃建業的文章卻一直還在我們心中同一個位置，像「披頭」的歌詞說的：「像百萬個太陽，召喚我向前再向前……。」
我後來試著寫過不成功的電影文字，試著追逐電影傑作的觀賞與理論對證，試著聲援有才氣有誠意的電影工作者，甚至試著介入電影製作計劃之中，……這一切行動當然不過是無知之勇，但其中若有感情邏輯，黃建業文章的啟蒙之效，應是我如今可以追想的根源吧？
我不是唯一的例子吧？一切好的創作者評論者思想者，他們對同世代與後來世代的人的影響，有時不可想像其力量，讀而有感的人為之生為之死，為之改變人生軌道，驅車至西伯利亞，這些例子我們早已多所聽聞吧？
4.亂世忠魂
為什麼閱讀新刊著作要提起星塵舊事？因為黃建業這本新書是《楊德昌電影研究》，是第一本中文的電影作者專論。再一次，黃建業證明他還在我們心中同一個位置，他還在這裡，不管電影景氣不景氣，不管新時代的吵雜亂象，他還是專心而緩慢地集成了一本作者研究。
這件事可能比二十個金馬獎還重要，一個電影作者是否能「從這裡到永恆」，端看各個世代投入的詮釋活動而定。
有一年，焦雄屏為了那年金馬獎評審精神的淪喪而四處奔走，希望喚起政府單位的注意，顯然得到的回應是不解與不悅。我提出一個弱勢團體自救的看法，我不贊成到金馬獎裡去角逐影響力，而是遠離它換一種極端背反的工作，我建議出版一種類似「年度小說選」的「年度電影選」；它與金馬獎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沒有一時的熱鬧風采，卻有機會得到較深入的研究，長期而言，一部受到研究的電影極有可能比一夜風流的得獎電影更傳之久遠。我當時衝口說出一句驚人之語：「他們有盛會，我們有墓碑。」
這個念頭後來形成「中時晚報電影獎」的部分緣由，一個與金馬獎十分不同的美學觀念指向的電影獎；但我仍然覺得不夠，「文字投入」不夠，不能真的使獲獎的作品有足夠的反覆反省詮釋，不能行遠，不能免於腐朽，未鐫墓碑之故也。
又一次在柏林影展，我看著書店裡一本一本精美的各國導演專論，感慨地對焦雄屏說：「我們還欠侯孝賢一本書，一本老老實實涵蓋基本資料與作品個論的專書。」
這樣的想法與感嘆，終於在黃建業的新書裡得到補償。在情感上，我私人另有感懷，這本書的研究者是我初讀評論文字的啟蒙者，這本書的被研究者是我結識十四年的朋友；十四年前，楊德昌剛從美國回來，我們因《一九○五年的冬天》一片而相識，當時他兩手空空，未拍任何電影，提到荷索時說完「哇操」之後就激動得難以為繼，如今他是名滿國際的電影作者了……這本書的出現，不啻昔日單純愛影朋友一次reunion。
但是，黃建業豈不是早說，「此時，才殘酷地認知到十多年簇擁的電影情感和夢，已然老去」呀。是啊，此刻我體力未衰，卻感到內心疲乏，星塵往事，如露如電，又是怎麼一回事？
按：這篇文章原來是詹宏志為黃建業《楊德昌電影研究》一書所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