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於2000年以法國籍獲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學院的頌辭中以「普世的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加以表彰。

雖為華人第一位獲此殊榮但當時卻也迎來排山倒海的褒貶聲浪，以當時他作為華人卻幾乎不在華人地區發表，且作為政治意向上被中共當局所驅逐入境的文人，被迫以非中國國籍授獎而以法國國籍領獎的此一舉動，在當時強烈大中國情懷的華人圈更令人頗不以為然，此間種種因素在在削弱世人對他作品的客觀檢視與鑑賞。爾今，數十年載已過若我們重翻再讀當年他被提名獲選的幾部著作，如《靈山》、《一個人的聖經》；劇作《車站》、《彼岸》與《逃亡》等等，請必須同時置放他所處的的年代環境、被所深愛的祖國驅逐的掙扎，與成為法國籍異鄉人的無奈與悲傷，以如此心態重讀其作品才更接近客觀。

     筆者於本文所論出於2012年台灣台北聯經所集結出版的《遊神與玄思-高行健詩集》中一首短詩〈谁怕張三〉以下節錄原詩作:

誰怕張三

誰怕維吉尼亞.吳爾芙?

恰如誰怕張三

誰怕誰都不怕

張三是隻狼?

維吉尼亞是頭母虎?

怕與不怕都只是一句話

反抗語言

恰如反抗影子

反抗影子

恰如反抗語言的反抗

反抗反抗

恰如陷阱

誰落進去誰都不幸 

   再論本詩之前略提文壇對高行健本詩集的綜合評價，其中詩集前序為中國詩壇著名詩人劉再復於〈詩意的透徹-高行健詩集序〉中推崇說:「他已經創造了新詩的一種新文體，語言精闢，極為凝練，詩中蘊含獨到的思想……」但台灣作家陳義芝2012年06月16日在《聯合報》副刊一篇書評〈周末書房-陳義芝：高行健寫詩〉中則寫道：「他的詩要尋找詩意、回歸審美。既捨抒情之美，獨尋的詩意從何而得？」又另有多位作家學者對高行健此詩集褒貶不一，作者本人在後記說:「希冀多少捕捉到詩意的一點蹤跡。」甚至又說:「我的詩都回歸口語，一聽就懂，應該說沒有一句要費心琢磨的，哪怕我寫的時候一再修改，有的甚至改上若干年。這並非誇張，也因為我對詩歌的語言有種頗為極端的要求，得朗朗上口，甚至可以唱誦，因而首先注重的是語感和語言的樂感。(頁252)」詩作為一種精練的語言，而從上述兩句引文可以足見高行健並無將自己放置於偉大詩人之流，故筆者持平而論，以高行健整本詩集的出版與其意義來看，作為「一種反抗時代的創作筆法」顯然是有脈絡可循的。

   回頭論高行健詩作〈谁怕張三〉，首先「誰怕維吉尼亞.吳爾芙?/恰如誰怕張三」此兩句可先做對比檢視，詩句中以「維吉尼亞·吳爾芙/張三」相類比，張三或李四在華人文化裡泛指一般平凡的老百姓，但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是一位英國作家，甚至被譽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更是倫敦文學界的核心人物，其知名的小說包括《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間》（Jakob's Room）、《奧蘭多》等，特別是其散文《自己的房間》中有句名言點出：「女人必須有她自己的一點收入及獨立的房間。」這首詩引這位英國女作家與張三類比的用意是甚麼？作為英國婦女從十八世紀跨到二十世紀初，從珍･奧斯丁的《理性與感性》與《傲慢與偏見》中女性以覓得有權有勢有錢的丈夫為未來一生的目的，到婦女接受教育與投票權的人權進展，維吉尼亞·吳爾芙顯然就更具備二十世紀初劃時代的意義，但誰怕她？谁應該要怕她？是誰在怕她？誰怕誰都不怕，新的潮流新的思維新的有如革命一般的新時代，無論你怕或不怕承認或不承認它終要來到。

    但高行健恐怕在此詩所要談的不單只是新潮流、新思維或新時代，文字與與語言所牽連出來的「能指/所指」的對位符號關係才是他要指出反抗的部分。詩中「反抗語言/恰如反抗影子/反抗影子/恰如反抗語言的反抗」四句類叠反沓的句法，表面模糊看不清何意？實則揭露語言與文字表象上彷彿清楚了「所指」，事實上卻隱藏與遮蔽了實物或意識與想法思維的「能指」，但偏偏高行健是善用語言與文字的作家，語言與文字的實與虛、真與假又豈是他能反抗或左右的？於是最終僅能「反抗反抗/恰如陷阱/誰落進去誰都不幸」而無奈之餘，無論是作家高行健或一般老百姓，面對新潮流、新思維或新時代仍須「誰怕張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