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06 18:54:42甘吉
終於做完第二份功課
1.
自秦燔書, 六經只有易經得傳. 秦亡漢興, 漢襲秦制設諸子百家博士. 及孝惠挾書之令始除, 文景法之, 廣集逸書. 至孝武立五經博士, 然距秦火已有七十年, 時"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 以春秋為例, 有左氏, 公羊, 穀梁, 鄒氏, 夾氏五家之說. 蓋因秦火後儒家經典多有散失, 至漢朝惟有師師口授, 師法之概念遂生. 武帝確立五經博士, 進一步賦予各經先師法定權威, 師法便成為經學承傳之核心.
徐復觀於中國經學史的基礎指(p.95), 師法之具體內容為章句, 盛於置博士弟子員以後. 博士為訓釋發揮經文大義, 動輒增師法章句數萬言. 後亦因章句愈增繁重而作刪減, 如光武帝和章帝均有減省五經章句之議. 章句的因應增減可見師法並不單章句而言, 而更重要者, 實為先師的治學方法和態度. 當中有許多理論和主張是為迎合統治者的政治要求(章權才:兩漢經學史p.102), 如孟喜改師法, 君上惡之, 博士有缺亦不得任命, 足証師法之所以受重視.
以公羊傳和左氏傳為例, 公羊傳是今文亦是官學, 左氏傳是古文亦是私學. 公羊傳由董仲舒所傳, 其中滲入不少緯學之說. 緯學源出於陰陽之學, 秦漢之際特盛. 如秦始皇改曆法服飾以配合水德; 漢太史司馬談於論六家要指亦置陰陽學為六家之首, 可知陰陽學之盛. 在挾書律未除, 口耳相傳之世, 陰陽學滲入六經或以陰陽學解釋六經, 不足為怪, 而公羊學與陰陽學同出於齊, 更難免不受影響. 董仲舒將陰陽五行之說援以入經, "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不變, 道亦不變." "王者有改道之名, 無易道之實." (漢書董仲舒傳), 崇天命天意之說, 以之凌駕於君權. 漢書中多見其陰陽五行之論, 而在春秋繁露中更"滿紙是陰陽五行之說".
後學執此師法或以經文緯學附會現實政治, 迎合統治者, 取信於人主; 或以天災異象勸諌人君. 加上由於博士只專守一經, 又須輾轉相傳教授弟子, 故喜依緯學發揮, 使一經說至百萬餘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p.79). 可見緯學於今文學之師法之影響. 但此實非益, 班固於漢書中屢加撻伐今文章句之學, 如藝文志中"後世經傳既已乖離, 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 務碎義逃難, 便辭巧說, 破壞形體. 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 後進彌以馳逐. 故幼童而守一藝, 白首而後能言."
左氏傳只嘗於王莽期間被立為官學, 其餘時間皆為私學流傳民間. 左氏傳與其他古文學的師法相同, 均以訓詁通經, 求文字通順, 了解經學的要旨; 而且並未有背負官學之名, 故與今文學依陰陽五行闡發章句成對比. 劉歆於"移太常博士書"批評今文學"信口說而背傳記, 是末師而非往古", 可見劉歆認為左氏傳及古文學較今文學優勝在其訓詁通經的師法, 未有滲入緯學, 直接了解先聖的思想.
緯學滲入今文學中, 儒生動輒發揮章句, 一則以災異攻擊時政; 一則偶合統治者, 以求利祿, 二者均對漢朝統治帶來不良影響. 儒生以緯學天命天意之說制約人主, 而天命天意之顯示又在於災異祥瑞. 故每天降異象, 儒生均喜依陰陽讖緯發揮, 抨抑人主施政, 引導經學進入虛妄迷信之途. 元成二帝好儒, 廣増博士弟子員額, 習經成利祿之途, "上以官祿而勸經, 下為利祿而習經"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p.51)使朝中多有只求利祿阿腴之輩. 及王氏當政"倚太后, 專國政, 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 政由王氏出, 更多儒生為巴結王莽, 輔以陰陽五利之經學, 假托於天命, 偽造符瑞, "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 上圓下方, 有丹書著石, 文曰: "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符命之起, 自此始矣. " (漢書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此舉動搖漢之根本, 最終王莽亦藉而篡漢.
劉歆之舉左氏傳, 逸書, 逸禮, 毛詩, 費氏易求立於官學, 不只在其較今文完備, 而在於對今文章句之學之反動. 左傳與諸古文經以文字訓詁解經之義理, 以史傳經, 扭轉儒生依陰陽五行發揮章句之惡習, 實有助於減退籠罩漢室之禪讓之風. 徐復觀說, 劉歆在"移太常博士書"中必如實以告, 不敢妄自損益. 故龔勝師丹亦未有反駁, 只斥其非毀先帝所立. 可見劉歆移書所言和古文學之治學方法切正時學風弊端, 刺中今文之要害, 諸博士自不敢對質.
五經經文其實本只是客觀存在, 在乎後人之解讀. "左傳"中明文記載"其處者為劉氏", 亦未可易量其有助漢室之穩定. 如昭帝時眭孟以"先師董仲舒有言, 雖有繼體守文之君, 不害聖人之受命. 漢家堯後, 有傳國之運. 漢帝宜誰差天下, 求索賢人, 禪以帝位, 而退自封百里, 如殷, 週二王后, 以承順天命. "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為堯後, 更應承堯禪讓帝位予賢人. 可見儘管話語相同仍可得截然兩途之解說, 讖緯之學或隻言片語實不足支持漢制, 而只有改變當時學風之陋, 才有助維護漢室.
參考書目:
1) 徐復觀 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學生書局 2004
2) 章權才 兩漢經學史 萬卷樓圖書公司 1995
3) 馬宗霍 中國經學史 商務印書館 1979
4) 顧頡剛 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4
5) 傅樂成 中國通史 大中國圖書公司 1982
網上資料:
1) http://hk.myblog.yahoo.com/jw!zDwfoq.cFRbBQ6QJEByIlQ--/article?mid=36
2) http://www.hkedcity.net/project/newasia/resources/25/hs
2.
魏晉談玄, 續漢末清議品評之風. 然名士多難少有存者, 兩次黨錮之禍, 魏諷及曹爽之禍, 均牽連什廣. 士人或”不交人事, 不畜筆研”, 獨善其身; 或改清議品評內容, 轉而討論玄遠不著實際之事. 加上魏晉戰亂多變, 士人對現實政治不滿, 卻因察舉或九品中正制取士方法僵化, 懷才未遇, 遂轉向山林.
何晏王弼見儒學有其不足, 欲引道家之學改造儒家思想. 故二人分別注老子和易經, 調和儒道二家, 支持瀕於崩潰邊緣的儒家體制, 並提出貴無之說, 以無為本. 無即自然, 為世界之來源. 而名教乃出於自然, 為末為用. 萬物皆出於無, 故無比有為之重要. 及竹林七賢時期, 無被進一步抬高. 因其研習之經典由老子和易經轉為莊子, 更尚放曠逍遙, 而有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論. 不再重視名教, 認為名教都是壓抑人性, 對生命有礙, 所以應追求與自然合一. 竹林學風之放縱, 受後繼者如郭象裴頠”深患時俗放盪”, 而對莊子學說和有之觀念重新定義, 認為名教自然本為一體, 不可分割. 萬物乃自生自化, 自然如此. 無則無矣, 不能生有, 如能生有則不可說為無, 故萬物不生於無.
所謂高人, 是指不願被功名利祿不羈絆之士人, 而他們厭倦儒家六經及名教的約束, 故有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論. 如阮籍嵇康崇自然反名教, 以自然為同, 名教為異, 名教為後天之學, 當須追求自然, 以無為用. 無為萬物之體, 以之為用, 不以有為用, 是一種返本復命的思想, 表現二人崇自然反名教的遺世傾向. 嵇康認為”六經以抑引為主, 人性以從欲為歡. 抑引則違其願, 從欲則得自然”. 是為其遺世思想的中心, 而表現於行為上就是全性之本. 拒絕世間的一切束縛, 明顯地是針對繁重的名教而言, 所以竹林名士均曠達逍遙, 保存天性不加以抑壓. 這種遺世思想實際上是一種超越的思想, 追求逍遙神遊, 與莊子相合. 從此亦引申出聖人有情無情和聲無哀樂之辨等帶有超越性的思想, 但此思想及行為卻為他帶來殺身之禍, 一隻高翔的鳳凰為著老鼠的烏鴉所忌憚被害, 可見其代價之高. 阮籍亦與嵇康的思想相近, 追求自然之和諧“應變順和”, 其樂論中亦云”知聖人之樂, 和而已矣”. 所以阮籍對天命之態度開放, 順應天命, 故”遇時則仕, 不遇時退隱山林”, 可見其以自然為本之說並非為放達而放達, 實是有疾而言. 而嵇康持類同之論調, 以為”禮定其象, 樂平其心. 禮治其外, 樂治其內”. 可惜二人引起之學風, 時人皆只仿傚其行為而已, 放曠變為墮落, 故後人以清談誤國之罪加諸二人身上.
參考書目:
1) 唐翼明 魏晉清談 東大圖書公司 1992
2) 湯用彤 魏晉玄學論稿 人民出版社 1957
3) 許杭生 魏晉玄學史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9
自秦燔書, 六經只有易經得傳. 秦亡漢興, 漢襲秦制設諸子百家博士. 及孝惠挾書之令始除, 文景法之, 廣集逸書. 至孝武立五經博士, 然距秦火已有七十年, 時"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 以春秋為例, 有左氏, 公羊, 穀梁, 鄒氏, 夾氏五家之說. 蓋因秦火後儒家經典多有散失, 至漢朝惟有師師口授, 師法之概念遂生. 武帝確立五經博士, 進一步賦予各經先師法定權威, 師法便成為經學承傳之核心.
徐復觀於中國經學史的基礎指(p.95), 師法之具體內容為章句, 盛於置博士弟子員以後. 博士為訓釋發揮經文大義, 動輒增師法章句數萬言. 後亦因章句愈增繁重而作刪減, 如光武帝和章帝均有減省五經章句之議. 章句的因應增減可見師法並不單章句而言, 而更重要者, 實為先師的治學方法和態度. 當中有許多理論和主張是為迎合統治者的政治要求(章權才:兩漢經學史p.102), 如孟喜改師法, 君上惡之, 博士有缺亦不得任命, 足証師法之所以受重視.
以公羊傳和左氏傳為例, 公羊傳是今文亦是官學, 左氏傳是古文亦是私學. 公羊傳由董仲舒所傳, 其中滲入不少緯學之說. 緯學源出於陰陽之學, 秦漢之際特盛. 如秦始皇改曆法服飾以配合水德; 漢太史司馬談於論六家要指亦置陰陽學為六家之首, 可知陰陽學之盛. 在挾書律未除, 口耳相傳之世, 陰陽學滲入六經或以陰陽學解釋六經, 不足為怪, 而公羊學與陰陽學同出於齊, 更難免不受影響. 董仲舒將陰陽五行之說援以入經, "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不變, 道亦不變." "王者有改道之名, 無易道之實." (漢書董仲舒傳), 崇天命天意之說, 以之凌駕於君權. 漢書中多見其陰陽五行之論, 而在春秋繁露中更"滿紙是陰陽五行之說".
後學執此師法或以經文緯學附會現實政治, 迎合統治者, 取信於人主; 或以天災異象勸諌人君. 加上由於博士只專守一經, 又須輾轉相傳教授弟子, 故喜依緯學發揮, 使一經說至百萬餘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p.79). 可見緯學於今文學之師法之影響. 但此實非益, 班固於漢書中屢加撻伐今文章句之學, 如藝文志中"後世經傳既已乖離, 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 務碎義逃難, 便辭巧說, 破壞形體. 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 後進彌以馳逐. 故幼童而守一藝, 白首而後能言."
左氏傳只嘗於王莽期間被立為官學, 其餘時間皆為私學流傳民間. 左氏傳與其他古文學的師法相同, 均以訓詁通經, 求文字通順, 了解經學的要旨; 而且並未有背負官學之名, 故與今文學依陰陽五行闡發章句成對比. 劉歆於"移太常博士書"批評今文學"信口說而背傳記, 是末師而非往古", 可見劉歆認為左氏傳及古文學較今文學優勝在其訓詁通經的師法, 未有滲入緯學, 直接了解先聖的思想.
緯學滲入今文學中, 儒生動輒發揮章句, 一則以災異攻擊時政; 一則偶合統治者, 以求利祿, 二者均對漢朝統治帶來不良影響. 儒生以緯學天命天意之說制約人主, 而天命天意之顯示又在於災異祥瑞. 故每天降異象, 儒生均喜依陰陽讖緯發揮, 抨抑人主施政, 引導經學進入虛妄迷信之途. 元成二帝好儒, 廣増博士弟子員額, 習經成利祿之途, "上以官祿而勸經, 下為利祿而習經"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p.51)使朝中多有只求利祿阿腴之輩. 及王氏當政"倚太后, 專國政, 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 政由王氏出, 更多儒生為巴結王莽, 輔以陰陽五利之經學, 假托於天命, 偽造符瑞, "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 上圓下方, 有丹書著石, 文曰: "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符命之起, 自此始矣. " (漢書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此舉動搖漢之根本, 最終王莽亦藉而篡漢.
劉歆之舉左氏傳, 逸書, 逸禮, 毛詩, 費氏易求立於官學, 不只在其較今文完備, 而在於對今文章句之學之反動. 左傳與諸古文經以文字訓詁解經之義理, 以史傳經, 扭轉儒生依陰陽五行發揮章句之惡習, 實有助於減退籠罩漢室之禪讓之風. 徐復觀說, 劉歆在"移太常博士書"中必如實以告, 不敢妄自損益. 故龔勝師丹亦未有反駁, 只斥其非毀先帝所立. 可見劉歆移書所言和古文學之治學方法切正時學風弊端, 刺中今文之要害, 諸博士自不敢對質.
五經經文其實本只是客觀存在, 在乎後人之解讀. "左傳"中明文記載"其處者為劉氏", 亦未可易量其有助漢室之穩定. 如昭帝時眭孟以"先師董仲舒有言, 雖有繼體守文之君, 不害聖人之受命. 漢家堯後, 有傳國之運. 漢帝宜誰差天下, 求索賢人, 禪以帝位, 而退自封百里, 如殷, 週二王后, 以承順天命. "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為堯後, 更應承堯禪讓帝位予賢人. 可見儘管話語相同仍可得截然兩途之解說, 讖緯之學或隻言片語實不足支持漢制, 而只有改變當時學風之陋, 才有助維護漢室.
參考書目:
1) 徐復觀 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學生書局 2004
2) 章權才 兩漢經學史 萬卷樓圖書公司 1995
3) 馬宗霍 中國經學史 商務印書館 1979
4) 顧頡剛 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4
5) 傅樂成 中國通史 大中國圖書公司 1982
網上資料:
1) http://hk.myblog.yahoo.com/jw!zDwfoq.cFRbBQ6QJEByIlQ--/article?mid=36
2) http://www.hkedcity.net/project/newasia/resources/25/hs
2.
魏晉談玄, 續漢末清議品評之風. 然名士多難少有存者, 兩次黨錮之禍, 魏諷及曹爽之禍, 均牽連什廣. 士人或”不交人事, 不畜筆研”, 獨善其身; 或改清議品評內容, 轉而討論玄遠不著實際之事. 加上魏晉戰亂多變, 士人對現實政治不滿, 卻因察舉或九品中正制取士方法僵化, 懷才未遇, 遂轉向山林.
何晏王弼見儒學有其不足, 欲引道家之學改造儒家思想. 故二人分別注老子和易經, 調和儒道二家, 支持瀕於崩潰邊緣的儒家體制, 並提出貴無之說, 以無為本. 無即自然, 為世界之來源. 而名教乃出於自然, 為末為用. 萬物皆出於無, 故無比有為之重要. 及竹林七賢時期, 無被進一步抬高. 因其研習之經典由老子和易經轉為莊子, 更尚放曠逍遙, 而有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論. 不再重視名教, 認為名教都是壓抑人性, 對生命有礙, 所以應追求與自然合一. 竹林學風之放縱, 受後繼者如郭象裴頠”深患時俗放盪”, 而對莊子學說和有之觀念重新定義, 認為名教自然本為一體, 不可分割. 萬物乃自生自化, 自然如此. 無則無矣, 不能生有, 如能生有則不可說為無, 故萬物不生於無.
所謂高人, 是指不願被功名利祿不羈絆之士人, 而他們厭倦儒家六經及名教的約束, 故有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論. 如阮籍嵇康崇自然反名教, 以自然為同, 名教為異, 名教為後天之學, 當須追求自然, 以無為用. 無為萬物之體, 以之為用, 不以有為用, 是一種返本復命的思想, 表現二人崇自然反名教的遺世傾向. 嵇康認為”六經以抑引為主, 人性以從欲為歡. 抑引則違其願, 從欲則得自然”. 是為其遺世思想的中心, 而表現於行為上就是全性之本. 拒絕世間的一切束縛, 明顯地是針對繁重的名教而言, 所以竹林名士均曠達逍遙, 保存天性不加以抑壓. 這種遺世思想實際上是一種超越的思想, 追求逍遙神遊, 與莊子相合. 從此亦引申出聖人有情無情和聲無哀樂之辨等帶有超越性的思想, 但此思想及行為卻為他帶來殺身之禍, 一隻高翔的鳳凰為著老鼠的烏鴉所忌憚被害, 可見其代價之高. 阮籍亦與嵇康的思想相近, 追求自然之和諧“應變順和”, 其樂論中亦云”知聖人之樂, 和而已矣”. 所以阮籍對天命之態度開放, 順應天命, 故”遇時則仕, 不遇時退隱山林”, 可見其以自然為本之說並非為放達而放達, 實是有疾而言. 而嵇康持類同之論調, 以為”禮定其象, 樂平其心. 禮治其外, 樂治其內”. 可惜二人引起之學風, 時人皆只仿傚其行為而已, 放曠變為墮落, 故後人以清談誤國之罪加諸二人身上.
參考書目:
1) 唐翼明 魏晉清談 東大圖書公司 1992
2) 湯用彤 魏晉玄學論稿 人民出版社 1957
3) 許杭生 魏晉玄學史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