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質疑我關於儒家人本思想與專制制度間可能存在親和性(affinity)的論述。茲再做如下討論，盼能稍做釐清。 

我的觀點受到我的人性觀的影響。對於人性，我漸趨失望。我傾向接受佛洛伊德的人格概念，強調「本我」在人性中的強大作用。「超我」要嘛是無力的，要嘛常是扭曲的（文化塑造超我，但是卻又難與本我調適，故呈現扭曲）。 

本我主導的人性，主要是個體欲望的集合。社會規範雖然多少起到一些調節作用（通過對超我的塑造與外在社會對個人的節制力），但是力量終歸有限。 

在強調了欲望本我在人性中的作用以後，社會秩序的維護便更需要一種外在、超越性的力量。可能是法律，也可能是集體信仰。（這部分的發展迄今恐並不令人滿意，所以也還不斷地在演變） 

儒家強調的人本思想，卻壓抑了那種外在、超越性力量的形成可能性，而在無形中助長了本我的膨脹。當然，儒家倫理本身希望成為主導超我形成的力量。但是，整套儒家思想對於「本我」的存在與作用卻有很大盲點，很少提出有效對治的辦法。「本我」這個干擾因素未除或未充分調節，「超我」也難有效開展。儒家倫理必須藉助其他（未明）機制幫助節制本我作用才能深入影響個人。結果，只有少數人真正堅持儒家的道德意識，多數人偏向以儀式主義的態度來對待儒家倫理，這樣的儒家倫理事實上並不能充分給社會帶來積極提升秩序的效果。具體說，傳統中國社會，雖然強調以儒家倫理為主導，但是傳統中國社會並未展現充分的美好。 

我以為，專制制度也就是「本我」人性的具體表現形式，而儒家對之卻沒有直接的批判。（儒家批判暴君，卻期待賢君。然而賢君也仍然是專制，而且對賢君的期待更使專制難除。） 

我為什麼認為「專制」是「本我」的具體表現形式？從君王本身來說，專制是其本我心理的直接所欲。那被統治者呢？被統治者的本我會期待專制統治嗎？也許從被統治者的角度來說，專制可能是必然，問題只是被誰所制。大家只能期待有正當性的統治者，而不期待去除專制。由一個具正當性的君主來壓制眾多其他的可能迫害者與掠奪者，這可能是更務實的想法。在多數民眾的腦海裡，並沒有專制以外的可能選項。專制以外的可能選項需要思考能超越現實。這卻不是廣大民眾所具有的能力。 

至於整群官僚的思維呢？主要受到儒家思想薰陶的官僚菁英又是怎麼想的？ 

儒家菁英本身往往抱持菁英主義（而非普遍平等主義）。菁英主義要求階層化，也要求大家各安其份。大體說來，菁英主義與專制制度具有高度的親和性。當然，菁英主義並不必然主張暴力壓迫，但是對於暴力壓迫卻常屈服、隱忍。關鍵是儒家並沒有超乎世俗人間的另一種秩序或正義形式的想像。 

太世俗、現實的思維使儒家背景的官僚群不知道如何處理暴君、昏君的問題，最後一個辦法就是「誅一夫」。但是，這難度太高、風險太大、太暴戾，而關於「一夫」的判斷又難以達成共識。實際上，結果往往就形成對不合理專制的妥協。充其量是想拿儒家倫理來框住君主，姑不論實際效果如何。 

腦海裡沒有其他秩序形式的選項，這是被現實所侷限的思考模式。基督教有另類的思考，也較可能激發另類的秩序模式想像。儒家的統治想像則限於「聖君賢相」，一種較好的專制。 

儒家的人本主義強調「道德主體性」，「主體性」與「道德」的連結，使儒家一直沒有開展強調「個人自由」的意識。但是，「道德」究竟該如何與「主體性」相連結，其實煞費思量，我認為即使在西方也並沒有好的、圓融的答案。傳統中國也沒有。道德很可能有社會性，而社會對個人而言有外在性，當道德被高揚的時候，可能社會性也被高揚。然而人的個性呢？又該如何安置？在個性被壓抑的時候，道德也可能失去自主性，按照康德的意思，這已經不再是道德（而只是社會規範）。總之，道德的要件可能已經不再充分。 

儒家可能並不主張用社會性來壓縮個性，但是，兩者究竟如何取得平衡或協調，似乎並沒有清楚交代。實際結果似乎是，傳統中國儒者受到社會規範的強大限制。而個人自由原則則相對被忽略。民主思想與民主制也因而較難生根、發展。近代西方社會在法治基礎上強調個人自由權，但是傳統中國社會既不強調法治，也不藉法治來維護個人自由權。那麼，個人究竟有沒有自由呢？中國人不是沒有自由，只是沒有普遍、明確而特定的、受法律保障的自由。有人爭取到極大的自由特權，多數人也獲得日常生活中的方便空間，但是，人們也在多數情境下被法律以外的力量（他人的本我）剝奪了許多自由。 

總之，個人自由權作為民主制的要件，在傳統中國社會裡沒有得到適當的開展，最後未能有利於民主制的形成。 

其實，嚴格去質疑民主制，它或許是個不可能的概念，從概念來說就有內在矛盾性。「寡頭鐵律」可能比較符合真實的權利結構原則。就這一點來說，民主制作為理想社會秩序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還需要再演變。儒家的智者或許正是被這種現實性思考所阻而未能開展民主制概念。但是，沒有民主制，專制的問題顯然更嚴重，更是沈痾難解。 

今後若要重新檢視儒家，要重振某些儒家倫理的價值，上述問題不宜輕輕放過。儒家思想不能為專制制度的持續負全責，專制與本我人性的關係遠較密切。只是儒家對於本我人性作用的忽視、儒家的思想缺少超越現實的層面而務實的「菁英主義」卻不易帶來制度突破、「道德主體性」原則在個人與社會間未做適當定位、對於本我人性存在盲點…。這些最後使儒家文化與專制制度維持高度親和性，使它無意間成為專制的維護、輔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