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邊緣與世界的中心：澳門

　　　　　　　－－《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序言

　　　　　　　　　　　　　　　　　　　　　　　　　　　李展鵬

　　寫作的好處，是讓所思所感有所記錄；如果有機會把文章結集出版，就更是某個人生階段的標記。《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的出版，令我想起了看似瑣碎的一些往事。

在地球另一端思索澳門

　　2005年秋天在英國，我開始了博士生生涯。最初，我鎖定了以城市空間去切入研究華語電影，埋首閱讀城市社會學、後殖民空間、左派空間理論的相關書籍。然而，讀著讀著，我竟不斷想到澳門：澳門的獨特城市結構、城區的階級分野、天際線的權力隱喻、殖民時代留下的地標的權力暗示等等。英國的秋天，日照時間越來越短。我常常在學校的圖書館，興奮難抑地看書，偶爾掩卷思索關於澳門的種種，直到窗外天色轉暗。在澳門生活了那麼多年，我竟然要到了地球的另一端，遠距離地看澳門，才發現很多我從來沒留意的事物。我當時自問：我為何很少把澳門當作一個嚴肅的問題去思考？

　　2006年初夏，澳門發生了轟動的一次五一遊行。其時，大型賭場進駐，大量遊客湧來，同時，社會問題叢生，市民怨氣升溫。當時Facebook尚未流行，我很多朋友透過Msn談論遊行，就連平常最不關心時事的朋友，都主動傳來新聞圖片，問我知不知發生了「大件事」。過了幾天，當一些寫專欄的文友紛紛撰文討論遊行，我頓感失落：遠在英國，我不太清楚事情來龍去脈，難以成文，再者，我當時寫的是電影專欄呢。這事給我留下一個問號：我何時有機會好好討論澳門問題？

　　2006年底在澳門，有一次我跟黃文輝去文化中心看一場表演。剛開始擔任報章的文化版編輯的他，不知何故突然談起我的電影文章，他說：「你的文章為何總是沒有澳門？」我當時的辯解是：我寫的是文本分析，要有作品才可以談，但澳門的影視創作不蓬勃，沒太多作品可以分析呢。話雖如此，但他的話一直在我心中。我想起了在英國猛讀城市研究而經常想起澳門的日子，暗暗自問：我何時可以集中火力談論澳門呢？

遇上一個轉變時刻

　　人生軌跡的轉變，往往就發生在下一個路口。2007年初，報章副刊改版，有了談表演藝術與影視創作的「演藝版」，以及談學術問題的「視野版」，文輝邀我定期供稿。這下子我可樂了，一方面可以跳出九百字的專欄框框，三千字的空間簡直是夢寐以求，另一方面，寫作題材隨即變得非常寬廣，從梅艷芳的歌、王家衛的電影，到澳門的城市空間、北京奧運、上海世博，都可以寫。我好像一下子從狹窄的單人床跳上King Size大床，可以舒適地翻滾。終於，那些年沒想到要談的、沒機會談的，都可以盡情書寫。

　　是幸運也是緣份，我適逢其會地參與了澳門的一個重要的轉變階段：成為一個稅收超越拉斯維加斯的賭城之後，澳門既是風光，同時也曝露了很多深深淺淺的問題。在稅收狂升、登上世遺、歐文龍案、五一遊行、現金分享、交通擠塞、房樓飛漲等事件及情況發生之同時，澳門突然變成了一個「問題」。比較主流的取徑，自是從政治、經濟、社會的角度討論，此外，很多社會文化現象，也需要新興學科的視野，諸如有關全球化、城市空間、身份認同、後殖民文化的議題。曾經被認為沒什麼好談論的澳門，突然成了討論熱點。在這階段，傳媒提供了新的評論空間，而社會也似乎在呼喚一些新的聲音。我遇上了這個時刻，做電視節目、電台節目，在不同報紙上寫專欄，也曾為香港、台灣及內地的報刊撰文談澳門。幸運地，我一直有平台去把這幾年來對澳門的思考記錄下來。而我的宏願，是把澳門問題的世界性書寫出來。

　　澳門是一個充滿邊緣性的地方：地理位置上，它處於中國沿海；歷史上，它代表民族恥辱；政治上，它曾是華洋雜處之地、殖民地；文化上，澳門的中葡混雜文化離開了中華文化母體。到了今天，它又是個經濟結構特殊的賭城、政治地位特殊的特區。無論從什麼方面，澳門似乎總是跟正統、主流沾不上邊。加上澳門又小又無影響力，長期在「中港台」的概念下隱形，在「港澳」的概念中被忽視，澳門從來不被認真對待，原因是「缺乏重要性與代表性」。

澳門問題的世界性

　　然而，我的野心正正是用澳門的邊緣狀況去書寫世界：例如，正因其位處國土邊緣又曾被葡人佔據，因此它才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跟西方碰撞的地方，又例如今天在澳門流動的跨國資金與各國人口，又使它成為了解全球化的上佳案例。而無論是在數百年前的航海時代，或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澳門都恰恰在世界潮流的風眼中──也就是說，一種邊緣狀況卻令澳門處於某種中心裡面。這一點，時常被忽視，我希望這本書可以拋磚引玉引起更多討論。至於書中跟澳門沒直接關係的內容，如北京奧運、反日遊行，或是張國榮逝世紀念、陳冠希床照事件、林奕華的舞台劇，其實也不過是從澳門的角度看鄰近地區以至世界大事，是一些澳門人應該關注的事情與現象。

　　過去幾年，這些文章側面地反映了我的學思歷程。當我批《葉問》的民族情緒時，我正在讀一些批判民族主義的後殖民理論；當我用五一遊行談社會階級時，我正在讀一些左派的城市空間分析；當我用菲律賓人質事件談仇外情緒時，我正在讀一些對於全球化下的保守排外趨勢的批判。這些文章在回應澳門與世界大小事之同時，也是在反映我過去六七年在人文社會學科的探索。而在博士論文生涯中，這些文章成了我的某種出口。當一篇學位論文要寫好幾年，感覺沒完沒了，這些兩三千字的、可以迅速發表的文章給我的滿足感，正是那些日子所需要。寫作，是一件幸運的事。

　　感謝黃文輝，如果沒有他主理文化版革新，如果沒有他的大膽邀稿，也不會有這本書的出現。他當編輯時，最窩心的是偶爾會在我交稿之後傳來短訊，雖然只是簡單一句「這一篇有啟發性」之類，但已是極大鼓舞。感謝廖子馨，從《電影的一百種表情》的電影文章、《旅程瞬間》的旅行文章，到《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的文化評論，是她促成了我的文章結集成書。

　　還有我的父母，他們從小給我最大的自由、最多的支持，從不強逼、不要求我做我不喜歡的事。年紀越大，我越明白這是最偉大的愛：他們有時不太明白我在做什麼，亦也許不完全認同我的堅持，但他們總是予以支持。猶記得在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當我在英國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在某個初冬日子，我忙裡偷閒去看倫敦的BFI影展，當天看的是《桃姐》。電影多次令我雙眼濕潤，除了因為電影內容，也因為我想到了我的父母。電影結束，我看看錶，已是澳門的深夜。我趕緊步出電影院打電話給父母。那刻，在泰晤士河畔，我聽著他們的聲音，眼睛又濕了。讓我藉此書再次感謝他們：李炯龍先生與林妙雲女士。

我們的掙扎與願望

　　美國學者Nancy Fraser曾引用馬克思的話去定義批判理論。她說，所謂的批判，是就某個時代的掙扎與願望，作出清楚的表述。近幾年，澳門人有很多的掙扎、很多的願望：我們想保育文化與生態，想有優質城市生活，想發展政治制度，但情況往往是未如人願，我們有許多的挫敗。而澳門人的掙扎與願望，亦跟世界上很多的面對全球化與城市發展的人很相似。我希望用文字去把這些掙扎與願望梳理出來。然而，我亦一直強調，這些文章不是要提供標準答案，而是要突破傳統學科的界限，展示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看澳門。到最後，如果我的某段文字、某些討論令你有那麼一刻用一雙新的眼睛看這個城市與這個世界，這書的任務已然達成。Create_adam@yaho.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