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距離強姦（與被強姦）有多遙遠？

　　　　──印度輪姦案與強暴文化　　　　　　　李展鵬

　　印度發生駭人聽聞的兇殘姦殺案，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震怒。當案件還在審訊，又有一宗類似事件發生。一時間，討論與指責都落在印度社會上：種姓制度、法治不彰、男權高漲、男女人口比例失衡等等。彷彿，造成這災難的一切原因都歸於印度的不文明不現代不平等；彷彿，這一切都跟我們無關。然而，事情真的是這樣嗎？身處港澳，我們距離強姦與被強姦有多遙遠？

　　早有香港作者眉精眼企。專欄作家陳俊偉在《東方日報》寫道：「全港觀眾都在等待公仔箱電視劇的強姦場面，徐子珊的一秒太短，楊怡的不夠暴露、高海寧的裸背被剪掉……。如果德里是『強姦之都』，那麼香港就是『恨睇強姦之都』。」這邊廂，當社評及專欄都在對印度事件作出譴責及反思，那邊廂，娛樂新聞卻在大喊電視劇的強姦戲冇料到。這不是樂而不淫，因為大家都知道強姦是不可容忍的罪行，不是無傷大雅的玩笑。這也不是一邊痛斥強姦一邊想看強姦的精神分裂。一個很多人不願意承認、不願意談論的事實是：性暴力早以透過某種形式，滲入我們的生活中，成為今天文化的一部分。

我們的性如何被綁架？

　　早前，得悉這慘案的案情，我隨即想到日本AV流行的一種類型：巴士輪暴題材。那個AV世界跟印度慘案，有什麼微妙的聯繫？在這慘案發生之前的幾個月，一本研究色情電影與性暴力的美國著作的中譯文在台灣出版，名為《被綁架的性：來自Ａ片國度的辛辣報告》。作者蓋兒黛恩斯沉痛地指出，今天充斥於網路世界的硬調（hardcore）色情片，已經改變了一整代人對性的看法，綁架了年輕一代的情慾。透過大量例子，作者指出現今的色情片的特性及影響力跟以往大有不同：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今天取得色情材料比以往便捷太多；在美國，初次接觸色情片的平均年齡是十一歲，而台灣學者亦在序言中補充，逾九成台灣未成年人看過色情片，更有超過百分之二十每天要看一次以上。在內容方面，跟以往《花花公子》的軟調色情不同，現在的網路色情片已變得非常「重口味」；如果《花》的鼎盛時代尚追求所謂的美感與品味，在今天，粗野暴力的性、甚至是羞辱與凌虐場面，幾已成為色情片的主流。

　　在港澳，情況跟美國相似。如果在廿年前，有明星、有點美感、有點談情戲份的「輕口味」三級片是年輕男性接觸色情材料的初階，那麼在今天，像在美國一樣，新一代一下子看到的就是網上的硬調色情資訊。黛恩斯指出，這種色情片把性行為中應有的親密關係全數抹去，取而代之的是男性對女性的輕蔑、仇恨、施暴，把女性當成玩物。這是最可怕的地方：當學校的性教育始終點到即止或保守落後，色情片便是年輕人學習性知識的最重要途徑，他們學到的是只管發洩與快感的、不尊重女性的、不重視愛情的性。

　　另外，黛恩斯亦舉證說明了這些色情片並不是如某些人所說，只提供無傷害性的幻想，而是影響了人們的性行為。色情片重視真實感，片中女性看來都是出於自願，觀眾有時虛實不分，不知道那只是女演員按導演要求的演出，年輕人甚至會以為色情片中的性是標準的性。這次印度姦殺案的作案方式，非常類似於一種日本AV；一群男乘客在巴士或火車上對一名女性進行性侵犯，是固定的一種日本AV類型。在無分國界的互聯網世界，印度兇徒有沒有可能是看了AV而有樣學樣？我不是要把色情片跟真實世界的性暴力的關係簡化，這裡的重點是：如果在網上世界有一種「強暴文化」在橫行，每天耳濡目染的年輕人不會全部有免疫力。而退一萬步，就算色情片文化跟性犯罪全然無關，它起碼亦扭曲了很多人的性觀念：黛恩斯的研究發現，看得越多色情片的男性越容易在性方面感到挫敗，因為色情片令他自慚形穢，對性生活的滿意度低；至於女性，亦被社會上的色情片目光注視，並被期望有色情片女演員的身材。

色情如何走進主流？

　　或許有人認為，在港澳接觸硬調色情片的男性不是多數；首先，這點值得懷疑，而台灣的數字亦可作參考。而就算港澳男性真箇如此純情，黛恩斯的另一銳利觀察亦叫我們不得不正視：現在的色情片已經不只是在色情網站出現，而是滲入了大眾媒體及流行文化中，包括雜誌、電視、報章，而色情片明星亦走入主流媒體。在港澳，不約而同發生同樣情況。數年前，周秀娜推出轟動一時的寫真集，其中的食雪糕及刷牙照就是最好例子。我當時就曾撰文討論這種AV文化如何偷偷地進入大眾傳媒：「周秀娜的刷牙照與人形攬枕就清晰表現了這種變化：色情已經不再需要拍三級片與露點寫真，而日本AV文化亦已經不再是地下文化，它已經滲入主流產品中。如果說陳冠希事件的震撼性來自青春紅星上演一幕幕日本AV的真實場面，讓枱底下的浮上枱面，那麼，周秀娜也把很多人心照不宣的AV意識帶到主流傳媒。」

  　與此同時，另一股看似南轅北轍的潮流興起：處女潮。當分手、換男友、離婚等題材被八卦雜誌炒到爛，誰是處女竟然成為另類的受歡迎話題。王君馨、Cammi等女星相繼承認自己是處女，是製造話題也好，是真相也罷，都讓處女此一概念見報率奇高。然後，再有女星苟芸慧想組處女樂隊，並邀請其他有同樣宗教信仰的處女女星鍾嘉欣、李亞男、王君馨、岑麗香加入。此新聞自然可笑，更可笑的是貌似開明的森美竟在澳門某報的專欄中大加贊賞，認為此想法是「完全正面」、令人「舉腳贊成」。

　　這種有關處女的新聞，表面上很正面，而宣傳負責任的性行為亦絕對是好事。然而，處女此一觀念的吊詭之處，其實在於它似乎在拒絕性行為的同時，暗地用貞操的觀念把女性身體性慾化，反過來讓處女身體成為被慾望的對象──因為緊隨著處女觀念的總是「何時破」、「如何破」等問題。如是，這觀念骨子裡其實跟那些色情片是如出一轍的；過份強調蕩婦或處女身分，都是把女性視作情慾客體，而矮化女性地位。

這是一場怎樣的實驗？

　　港澳女性也許的確比印度女性幸運，印度慘案發生的機率仍是較低，我們也沒有那種強姦犯只要娶受害人為妻就可脫罪的白痴法律。但是，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調查顯示，受訪的四百名女性中，有一成四曾經遭遇性暴力，當中四成半被逼發生性行為。這數字，絕對不是小兒科。而我們必須警覺，這個社會從電視的強姦戲、電影的軟性色情（如《低俗喜劇》）、八卦雜誌的意淫，到網上色情片的暴力，是如何助長一種性暴力文化。我絕不贊成回到那個把一切「淨化」的年代，亦不贊成管制過嚴──有些事情，管得越嚴越有吸引力；我擔心的只是社會對這些風氣視若無睹，不作討論，又或是只從泛道德、而沒有文化批判視野的討論。《被綁架的性》一書這樣作結：「我們正身處在一場規模龐大的社會實驗中，而且沒有人確切知道生活在Ａ片的國度將會如何形塑我們的文化。我們只知道貶低、作踐女性的影像包圍你我，而整個社會皆為此付出了代價。」(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　１月２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