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邊緣，越有代表性
　　　　　──從土生土語劇《熊到發燒》談起　　　　　　李展鵬

　　看《熊到發燒》，我百感交集；歡樂、慚愧、感動的情緒如打翻五味架。歡樂的是，這齣劇由熊貓來澳引發出一連串笑料，我隨著全場觀眾時而大笑時而拍掌；慚愧的是，這竟是我第一次看土生劇場，多年來，我完全忽視了這有趣又豐富的本土文化；感動的是，土生劇場原來如此有活力，這不只是劇場上的力量，而是對社會問題的觸角，而最後，我竟然在土生土語──一種我必須靠字幕才看得懂的語言──中加強了我對這城市的認同感。

澳門的《蝦仔爹地》？

　　《熊到發燒》很容易令人想起當年香港無線的《歡樂今宵》中的趣劇，我朋友甚至說那就是《蝦仔爹地》（一頭霧水的八九十後朋友請自行搜索）。《熊到發燒》的劇情講述一個熊貓主題樂園要開幕，這間公司也同時向熊貓供應竹葉。然而，在開幕之前，問題百出：首先是來自內地的竹葉原來是假的，公司內部員工又因為減薪及工作調動不滿，更重要的是人手不足而沒有外勞名額，於是，他們找來一位艷舞女郎企圖勾引政府官員……。《熊到發燒》從選題開始就甚為有趣：過去大半年來鋪天蓋地的熊貓宣傳，頗讓人吃不消，那麼，土生葡人又如何去看這兩隻已經負載了過多的民族情緒與政治意識的動物？

　　這是齣瘋狂的處境喜劇，在胡鬧中，幾乎每個笑料都直指社會時事：熊貓的千萬＂豪宅＂、外勞問題、遊行文化、內地假貨、日本地震，每個問題都被此劇信手拈來，輕輕嘲諷，而贏得哄堂大笑與掌聲連連。是的，這些笑話都笑進澳門人心坎裡了。然而，笑完之後，一首突如其來的歌曲ＭＶ又把觀眾從高雅的劇院拉到澳門的大街小巷，吟唱澳門故事；一曲唱罷，怨氣紓緩，觀眾帶走的是一種在澳門甚為罕有的＂我愛澳門＂的感覺。而此曲打動人的程度，又顯然勝過劉德華的《澳門之歌》的生硬官腔。原來，很多澳門人一直難以宣之於口的＂我愛澳門＂，在土生文化中是可以如此自然地存在。

　　是的，也許從藝術造詣上《熊到發燒》可以討論的並不多，它更像一個綜藝晚會（Variety Show），有話劇，有錄像，有歌曲，有模擬廣告。因此，充滿中產階級口味的藝術標準在此是不適用的，而我也相信土生劇場並不自命為什麼高雅藝術。相反，它從一開始就是親民的、大眾的，它不是要搞得你目眩神迷的＂藝術＂，而是要跟大眾溝通的一種庶民文化。然而，沒多少藝術內涵可以分析的《熊到發燒》卻帶來了不少文化上的啟示。

從差李到周星馳

　　首先，它再次提醒我們劇場跟社會的互動──尤其是喜劇。從美國默片時代的差李卓別靈，到香港八九十年代的許冠文與周星馳，喜劇從來是回應社會、評論時事的有力媒介，本土許國權的《七十三家半房客》以及葛多藝術團的《五碌葛》系列也示範了這一點。喜劇的強大社會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它不玩高深，它依靠著創作人與觀眾之間心照不宣的對某個社會問題的共識，製造笑料。而土生劇場多年來就用他們獨特的方式在嬉鬧中回應社會，它令人懷念《歡樂今宵》，更令人覺得今天的澳門很需要像《歡樂今宵》的諷刺時弊的趣劇，畢竟，這是個沒有《頭條新聞》及《全民最大黨》的城市。

　　另外，《熊到發燒》的更大啟示是：為何一部令很多澳門華人覺得＂不關我事＂的土生劇場，竟然如此打動在場的華人觀眾？用著一種頻臨絕種的語言，土生劇場為何如此活力充沛？這些問題讓有關土生劇場的討論從戲劇提昇至澳門文化──甚至是全球化下的文化發展。亳無疑問，土生土語是一種邊緣的語言，而土生文化又是一種邊緣的文化，它似乎只是屬於某一個小族群而已，但是，《熊到發燒》又證明了這種小眾的邊緣文化的普遍性，甚至是普世性。劇中，不少對白及場景令所有澳門人心有戚戚然：一群員工要跟大老闆據理力爭，但聲大大的人多，願意出頭行動的人少，然後一位阿嬸就說：＂土生成日話要團結，但係其實個個都唔團結。＂這句對白，令土生及華人觀眾一起拍掌。另一場戲，一個基層員工談到澳門的經濟：＂澳門越繁榮，我們就越似奴隸。＂這句話也許誇張（但誇張從來是喜劇的慣用手段），但卻是一語中的，它跟報紙上的＂不少市民分享不到經濟成果＂如出一轍。而這種狀況亦不是澳門獨有，貧富懸殊在近十多年的全球化趨勢下日益加劇。當然，細心咀嚼一下，＂越來越似奴隸＂的玩笑其實也正正是一個人在自身城市感到的疏離感──經濟發展了，市民不像主人，更像奴隸。

從《澳門街》到《奧戈》

　　這種＂奴隸心情＂在《熊到發燒》的下半場更加明顯：土生葡人講的土生語被外籍上司取笑，他們講的英國不被聽懂，他們的葡文又被視為不正統。一位高官的近身助理多次可憐的說：＂土生，就是爛命一條（英文翻譯是a dog’s life）＂。那種邊緣的位置，那種沒得到任何正統文化認可的困窘，的確是土生族群的特殊歷史處境。然而，當土生角色一再強調這種慘況時，華人觀眾並不是冷眼旁觀，而是心有所感：今天在澳門，很多名店不喜歡招待講廣東話的人，去年在廣州，因為有廣東話電視節目懷疑被砍而引起了保衛廣東話運動，更別說，那種”a dog’s life”的心情絕對不是土生族群所有，而是不少活在底層或有志難伸的澳門華人的狀態。

　　《熊到發燒》不只宣示了一種劇場的活力，它更證明了一種邊緣角度的洞察力與普遍性；可以想像，土生劇場拿到香港、孟買、上海去演，觀眾仍可感同身受。因為，在這個世代的政治經濟局面下，那麼多人是活在邊緣中。土生文化作為一種社會資源，它不是一樣博物館中的稀有展品，相反，它在群眾中創作，它為群眾發聲。雖然我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卻絕對可以認同他們的情感，贊同他們的想法。

　　其實，兩年前Sergio Perez導演的《澳門街》已經借一個愛情故事說明土生文化是澳門本土文化的代表；這一部有點被忽視的作品，值得澳門人重新思考。而電影《奧戈》則巧妙地借土生面對回歸的忐忑，去探問全球化下的流動與文化根源問題。無論是作為一種獨特文化，作為一種社會發聲的管道，或是作為一個對文化問題反思的起點，土生文化都提供了鮮活的資源。對土生文化的價值，我承認我後知後覺，因此絕不希望整個社會對此渾然不覺。(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演藝版,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