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藝術愛好者的懺悔錄
　　　　　　　　　　　　　　　　　　　　　　　　李展鵬

　　這幾年，我對藝術節的態度冷淡得很。

　　跟很多藝術愛好者一樣，我經歷過一段對藝術活動非常熱衷的時期。在台灣求學時猛看電影節及戲劇演出，在英國讀書時從莎士比亞到契訶夫都不放過，早幾年在澳門，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每月到香港看不同類型表演。這樣十數年的吸呀吸，那些藝術養份的確成為了我人格與思考形成的一部份，那是我必須肯定的。

　　然而，也許是這幾年參與社會事務多了，也許是受英國學界那種social activism影響，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反省自己跟藝術的關係。從個人出發，我先質問自己有多少精英的虛偽：我看得懂阿倫雷奈但你一頭霧水，我可以用十種解讀方式看雲門舞集但你只看到視覺效果，我可以把畢卡索畫作中那些塊狀物體放在美術史的脈絡中解釋但你有看沒有懂，這都不是令受過良好教育的一群沾沾自喜嗎？那近乎於一種心理自瀆。也難怪有那麼多人喜歡界定「藝術」與「商業」──喜歡前者是高人一等，後者則為無知的師奶宅男服務。

　　最明顯的例證，是很多人會因為一個作者或作品紅了，而突然與之劃清界線：當《小王子》還算小眾時，多少人趨之若鶩宣稱那是他的至愛枕邊書，但當其相關產品成行成市，甚至在拱北地下商場都找到小王子T恤時，他們就遠離《小王子》；當王家衛電影還是常被罵「睇極都唔明」、票房欠佳的時候，多少人愛死了這些電影，但當王家衛打入主流市場，引來眾多追隨者時，同一群人卻改口說「佢啲嘢都係麻麻」。箇中玄機是──當《小王子》及王家衛變得大眾，不能令愛好者感覺與別不同，它們的作用也就消失。這些人愛的不是藝術，而是精英的優越感。

　　這種藝術觀賞的階級優越感，不只是觀賞者與作品的關係而已，這牽涉到另一個更重要問題：如果藝術的一大功能是為了令社會上的少數人自我感覺良好，那麼，作品本身一定是以偏離群眾為己任。這是一種扭曲的邏輯（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為人垢病之處）：藝術作品如果有太多人喜歡，它一定價值不高，真正的佳品必須要有只能讓少數人了解的孤高狀態。如此下去，所謂「真正的藝術」都是小眾的，那麼，我們能寄望它有多少改變社會的政治力量、文化活力？在過去的二十年，我看到曾經領風騷的小劇場及藝術電影都走入了這個死胡同，結果，它們就成了「奇珍異品」，仍受一小撮人擁戴，但卻走進博物館／老人院，沒能負載多少社會力量。

　因此，我覺得今期《新生代》的藝術節專題特別有意義。澳門不少關心藝術的朋友，他們都不只是把藝術當成附庸風雅，而是常常談論藝術在社會上的作用與力量。我或許仍嫌討論的著眼點太少放在藝術的政治社會層面，但這些討論仍然甚具啟發性：在廿一世紀一切娛樂至上的文化潮流下，藝術何去何從？在今天的澳門人有了錢卻沒多少文化素養與思考能力的情況下，藝術何時可以與民眾結合，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我在等待這一天。

(此文刊於《新生代》雜誌五月號，這一期的專題是「透視澳門藝術節」，有評論人周凡夫及創作人朱焯信的對談，評論澳門藝術節的功與過，也有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工作者大談藝術節，敬請留意支持，全線7-11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