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長的話：
這是個很奇怪的時代，
一方面全球化席捲世界，
很多人坐飛機像坐公車，我們最推崇多元文化；
然而，另一方面，狹窄的民族主義卻同時在中西方蔓延－－
例如歐美的排外情緒，又例如在中國，鞏俐入籍新加坡被臭罵一番。。。
歷史知識極其豐富的安裕，

最近就從法國拍賣圓明園國寶事件談到中國的民族主義。。。

　　失掉了的基因　　　　文：安裕


中國官方出動外交部評論法國拍賣圓明園銅像，官方新華社以充滿民族主義情緒說這是法國「遺傳強盜基因」，這一點都不稀奇，毛澤東自己就說過，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多於一個共產主義者；周恩來在中蘇如膠似漆的五十年代，大罵蘇聯作家斯捷潘諾夫的小說《旅順口》美化沙俄對中國的掠奪。不過，就是在毛周的年代，中共也無法取回失去了的內蒙古，也無力由蘇聯手裏取回東北那大大的一片國土。

到底這是不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位的民族主義基因不夠，在毛遺體還躺在北京毛主席紀念堂的時候，新華社那位評論員不妨一試，主席有沒有這基因。

失去了的文物要取回來是天公地道，印度希臘埃及這些年都在做，不同的是，印希埃今天國庫還不至於麥克麥克，做起事來低調得多，但與遠赴巴黎打官司阻止鼠兔銅像拍賣的熱血中國律師都是人同此心。這是應該表揚並且讚揚的。可是，人們擔心的是，到了哪天法國總統薩爾科齊說以後中法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以後再也不見達賴了，新華社還會把佳士得數得一文不值，說「拍賣掠走的圓明園獸首是歷史強盜基因的惡性遺傳」？

中共民族主義的可操作性

中共的民族主義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由此而生的外交活動迴轉空間更令人瞠目結舌。就在新華社狠批法國拍賣圓明園銅像的同一天，新華社發出了一條短短的新聞稿，是國務委員劉延東會見英國怡和集團主席亨利凱瑟克，稿是這樣寫的： 「對怡和集團為促進香港經濟發展和內地改革開放事業所做出的努力給予肯定，並對該集團在當前困難的情況下仍繼續在中國內地投資表示讚賞。」這天在北京被視為貴賓的怡和集團，在二十五年前的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距離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前半年，主席西門凱瑟克突然宣布將把公司的註冊地從香港遷移到英屬自治區百慕達。這一動作當時被北京視為英資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更被解說為英國政府在關鍵時刻向中國施壓；英方談判團團長伊文思表示倫敦當局對怡和遷冊毫不知情，遭到中方團長周南拒絕接受解釋。從那天起，中方喉舌連篇累牘刊登歷史文章，從怡和十九世紀賣鴉片到中國，一直數落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另一次類似的翻舊帳，便是港督彭定康推動政改引起中方勃然大怒、把肥彭喚作「千古罪人」那一回。

怡和集團的祖宗運鴉片來中國是鐵一般的事實，過了三百年也得譴責，就像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追究到底一樣，問題是，中國提出這些譴責或追究，有沒有策略性的操作考慮。只要在過去一段長時間留意中國外交政策的都會發現，其中不乏屬於可操作的動作：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美國率先帶頭制裁，歐洲部分國家沒有馬上採取嚴厲的扺制行動，北京當時就說了一句話， 「東方不亮西方亮」：這邊和美國翻臉，那邊就和歐洲的英國和法國拉關係，當時甚至有官員說以後「不買波音飛機，買空中巴士」。

其實，這些在大西洋兩邊來回跑動的對角線外交，一九四九年建國後一直延用至今，歷久常新。美國五十年代初與志願軍在朝鮮戰場血戰一場，在同一時期，中共和英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英國是整個西歐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六十年代中共高呼「美帝國主義者滾出越南」的時候，法國與北京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七十年代初的中國仍是鎖國年代，憑覑與法國的交往，北京經過這一條沒有關上的狹窄門縫與西方對話。中共一九七一年重返聯合國，代表團便是乘搭法航班機，經巴黎繞一個大圈從歐洲飛赴紐約。而當時，東渡美國的路上，日本、韓國，都是圍堵中共的高牆之一。

原則往哪裏去

這段歷史證明了一點，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從政治現實來說，這都是可以理解並應該接受的，倘是沒有這樣的想法，這個政治家也實在笨得到家了。但是，如果在本國的歷史也加進國際關係的拉扯，那不僅是笨得到家，簡直就是辱及列祖列宗的愚不可及。中國外交部和新華社對佳士得拍賣圓明園銅像的狠批有它的自由，一個主權國家絕不可能任由國寶級文物被盜出境，海關人員嚴肅審核才放行更是天經地義，問題是，國際上的中國文物拍賣會，被盜文物必然不少，為什麼光是針對法國這次，總不能解說成圓明園的才是國寶，其他的不是了吧？

這樣的可操作性最近也有一宗，俄羅斯武裝部隊連開五百多炮，把中國貨船新星號擊沉。新星號船長在處理上肯定有所不對，但這極其量是民事糾紛，何須動刀用槍。但船是擊沉了，死了的中國船員永遠魂漂海參崴，可是，中國做了些什麼，是連貨船被擊沉也隱晦說是「遇險」，遇什麼險，是颳大風下大雪，抑或遇上海嘯整條船沉了，一句也不提；不明就裏的人，還以為新星號颱風中沉沒。還有的是，中國外交部傳召俄羅斯官員交涉，新華社英文電訊用的字眼是summon，這個字用在外交活動上最常用的解釋是「召喚」，可是新華社中文電卻說中方「約見」俄方官員。一字之差，謬以千里，這是翻譯的錯誤還是別的，請國營通訊社出來說明，免得讓人以為今天北京要和俄羅斯友好，於是把原則統統賤價脫手。

我很難過，批駁《旅順口》的周恩來去世不過三十年，為何今天的中國竟可以把原則舞來弄去，這是為了什麼，是國家利益抑或別的？這樣的難過隔幾年總會像周期病一樣要發作一次，四年前的夏天，全國上下反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深圳廣州上海都有活動，北京日本大使館外都是人群。幾天之後，街上一個人都沒有，一聲令下，口號變成沉默；過了不久，有報道說香港保釣船出發前夕，北京來客勸說不要出海了。

中國人有一句話叫「有理有節」，小學時上國語課，老是覺得這話和「時窮節乃見」有覑某種程度的相輔相承互有聯繫；年長了，看到今天富起來的中國，看到一些人的嘴臉和說話，對這四字詞也就更深信不疑。

明報
2009-03-01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