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04 02:14:35Pan
你（的城市）叫什麼名字？－－談城市空間的定義與命名
你（的城市）叫什麼名字？
──談城市空間的定義與命名
這是一道社會時事分析題：以下的事件有何共通之處？在澳門，傳統社團不希望與遊行隊伍在回歸紀念日共用祐漢公園，燈塔的景觀受到本土市民及聯合國的關注；在香港，保育團體要力保景賢里，但業主卻先下手為強急急清拆，當然還有更早時的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事件；在中國大陸，一個個“釘子戶”不滿權益受損，與政府及發展商對抗。
以上新聞的共通之處，就是──它們都有關於城市空間的爭奪。祐漢公園的爭奪，顯示出一個公園可能潛藏的政治性，以及澳門北區公共空間的不足；對燈塔景觀、景賢里及兩個碼頭的保育運動，是文化遺產與商業發展之爭；“釘子戶”要守護居住空間，則曝露出老居民的權益與城市高速發展的矛盾。
廿一世紀的問題：空間
的確，生活在現代城市，當衣、食、住、行中最叫人傷腦筋的總是住屋問題，我們就知道，廿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往往是源於空間：居民希望房價在合理的水位，中小企希望鋪租不是天文數字，但商家總想推高房價及鋪租；保育團體希望維護舊建築，市民希望保留集體回憶，但商人卻總是希望不斷的開發，不斷推倒舊的建新的。至於各地的政府則嘗試在城市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有的政府成功，有的政府被千夫所指。
現代社會的空間問題是個大議題，這次先要討論的是空間如何被命名、被定義，以及其背後的一番權力運作，早前台灣的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是很好的教材。陳水扁要把中正紀念堂更名為“自由廣場”，並拆掉“大中至正”的牌扁，這並不只是一場政治秀；藉著更名，他要重新定義這片城市空間，把它“去蔣化”、“去國民黨”化。
審視一下台北的重要地標，當可發現民進黨原來是沒有一席之地的：總統府是日治時代的建築，充滿殖民色彩；中正紀念堂是國民黨的產物，供奉著的是蔣介石；台北車站作為交通樞紐，是一片相對政治中立的空間；最新的101大樓則是一個沒有政治性只有商業性的地標。如此看來，陳水扁要巧取豪奪中正紀念堂的詮釋權的理由就相當明顯：他要取得這片空間的命名權，把這個地標收為他自己及民進黨所有。
地下世界：可怕的？時尚的？
文化研究早有論及，社會上任何事物的意義都是流動的而非固定的，它們等待有人替它加上一個定義，把它的意義凝固下來，然而，這種凝固卻又不是永恆的，它會隨著社會變化而有所不同。城市空間就是如此，常處於一種等待被定義的狀態。
香港學者潘國靈在《城市學》中談到了“地下世界”這片空間如何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意義：在中國傳統中，“地下”代表的是墳墓，是陰間地府，在古典文學中，“地下”代表黑暗失序，為世俗所不容，鉅著《悲慘世界》就描繪了巴黎的那個貧窮又恐怖的地下世界；到了近百年，當交通網絡發展，大城市都有地下鐵、地下隧道，“地下”變得不再可怕，它只是一片富功能性的城市空間；然而，近年來，當城市空間不敷使用，不少城市開發地下商場、地下街，“地下”空間頓時變得時尚、摩登、愉悅，台北捷運的地下書街、地下畫廊、地下咖啡廳就是一例。隨著社會變遷，過去數百年我們對“地下世界”的觀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它的意義一直是開放的、流動的，被政治力量（如城市發展政策）及資本主義力量（如地產商）定義著。
當然，亦有民間的有心人想參與空間的定義與命名。龍應台對空間的觀察頗為敏銳，她在香港大學當客席教授時，發現港大與中國近代文化史的密切關係，她便向港大提出建議：在校園中有歷史意義的角落豎立告示牌，說明其背後的故事，介紹如張愛玲、朱光潛及陳寅恪等人物在港大的足跡，讓學生及遊人了解港大的另一面，另外，她希望港大重燃人文精神傳統。這其中的第一個建議，看似簡單，但卻是大有學問：龍應台其實是想港大重新定義校園空間，讓它的文化意義被凝固，被廣泛認識，以抗衡日趨功利的校園風氣，那其實是一項有關空間命名的文化工程。
──談城市空間的定義與命名
這是一道社會時事分析題：以下的事件有何共通之處？在澳門，傳統社團不希望與遊行隊伍在回歸紀念日共用祐漢公園，燈塔的景觀受到本土市民及聯合國的關注；在香港，保育團體要力保景賢里，但業主卻先下手為強急急清拆，當然還有更早時的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事件；在中國大陸，一個個“釘子戶”不滿權益受損，與政府及發展商對抗。
以上新聞的共通之處，就是──它們都有關於城市空間的爭奪。祐漢公園的爭奪，顯示出一個公園可能潛藏的政治性，以及澳門北區公共空間的不足；對燈塔景觀、景賢里及兩個碼頭的保育運動，是文化遺產與商業發展之爭；“釘子戶”要守護居住空間，則曝露出老居民的權益與城市高速發展的矛盾。
廿一世紀的問題：空間
的確，生活在現代城市，當衣、食、住、行中最叫人傷腦筋的總是住屋問題，我們就知道，廿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往往是源於空間：居民希望房價在合理的水位，中小企希望鋪租不是天文數字，但商家總想推高房價及鋪租；保育團體希望維護舊建築，市民希望保留集體回憶，但商人卻總是希望不斷的開發，不斷推倒舊的建新的。至於各地的政府則嘗試在城市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有的政府成功，有的政府被千夫所指。
現代社會的空間問題是個大議題，這次先要討論的是空間如何被命名、被定義，以及其背後的一番權力運作，早前台灣的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是很好的教材。陳水扁要把中正紀念堂更名為“自由廣場”，並拆掉“大中至正”的牌扁，這並不只是一場政治秀；藉著更名，他要重新定義這片城市空間，把它“去蔣化”、“去國民黨”化。
審視一下台北的重要地標，當可發現民進黨原來是沒有一席之地的：總統府是日治時代的建築，充滿殖民色彩；中正紀念堂是國民黨的產物，供奉著的是蔣介石；台北車站作為交通樞紐，是一片相對政治中立的空間；最新的101大樓則是一個沒有政治性只有商業性的地標。如此看來，陳水扁要巧取豪奪中正紀念堂的詮釋權的理由就相當明顯：他要取得這片空間的命名權，把這個地標收為他自己及民進黨所有。
地下世界：可怕的？時尚的？
文化研究早有論及，社會上任何事物的意義都是流動的而非固定的，它們等待有人替它加上一個定義，把它的意義凝固下來，然而，這種凝固卻又不是永恆的，它會隨著社會變化而有所不同。城市空間就是如此，常處於一種等待被定義的狀態。
香港學者潘國靈在《城市學》中談到了“地下世界”這片空間如何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意義：在中國傳統中，“地下”代表的是墳墓，是陰間地府，在古典文學中，“地下”代表黑暗失序，為世俗所不容，鉅著《悲慘世界》就描繪了巴黎的那個貧窮又恐怖的地下世界；到了近百年，當交通網絡發展，大城市都有地下鐵、地下隧道，“地下”變得不再可怕，它只是一片富功能性的城市空間；然而，近年來，當城市空間不敷使用，不少城市開發地下商場、地下街，“地下”空間頓時變得時尚、摩登、愉悅，台北捷運的地下書街、地下畫廊、地下咖啡廳就是一例。隨著社會變遷，過去數百年我們對“地下世界”的觀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它的意義一直是開放的、流動的，被政治力量（如城市發展政策）及資本主義力量（如地產商）定義著。
當然，亦有民間的有心人想參與空間的定義與命名。龍應台對空間的觀察頗為敏銳，她在香港大學當客席教授時，發現港大與中國近代文化史的密切關係，她便向港大提出建議：在校園中有歷史意義的角落豎立告示牌，說明其背後的故事，介紹如張愛玲、朱光潛及陳寅恪等人物在港大的足跡，讓學生及遊人了解港大的另一面，另外，她希望港大重燃人文精神傳統。這其中的第一個建議，看似簡單，但卻是大有學問：龍應台其實是想港大重新定義校園空間，讓它的文化意義被凝固，被廣泛認識，以抗衡日趨功利的校園風氣，那其實是一項有關空間命名的文化工程。
殖民時代的空間：被仰望？被唾棄？
從這個角度去審視澳門的城市空間，便甚為有趣。殖民地代，澳門人處處要仰望葡國人──說的是遍佈澳門的葡人雕像。舊法院前是航海家歐維治，華士古花園有另一航海家華士古達伽瑪，得勝花園紀念的是葡人戰勝荷蘭人，葡京酒店前以往有總督阿馬喇像，議事亨前地以往有葡國軍官美士基打銅像。當這些葡國殖民史上的重要人物遍佈城市，澳門人每天要抬起頭看這些雕像，久而久之，我們自然感覺低人一等。用城市空間去宣示聲威，是很多殖民者使用的“心理戰”。
然而，由於空間的意義是流動的，中間其實存著定義權的爭奪戰，掌權者並不是長勝將軍。回歸前的那些中葡友好紀念碑，無論是融和門、東方拱門，或是大三巴前的“男女與狗”，都一致被澳門市民厭棄。表面的原因，是這些紀念碑花費鉅大，而且有偷工減料之嫌，例如石塊剝落的融和門，已禁止遊人走近。然而，這些紀念碑被唾棄的真正原因，卻是市民對前殖民政府的情緒反射──討厭一座建築，代表的是對殖民政府的不滿。
這些紀念碑的意義，就這樣被固定了。其實，它們在建築美學上並非乏善可陳，它們甚至是頗有創意的現代建築──融和門的造型使它可以跟周遭環境對話，遊人可以用巨柱與巨柱之間的縫隙作景框，從不同角度擷取西灣風光，至於俗稱“生锈鐵”的東方拱門亦甚有趣，它的造型是簡約的現代的，但它的材料卻選用了會隨時間變色的鐵材，它像古典時期的木材或石材建築，會老會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個意念非常新穎。但是，多數澳門人倒不管它們在建築美學上的價值，因為它們的意義是關於民族情感的，是關於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複雜歷史情結的。而這個例子的有趣之處，在於澳葡政府有意在重要的城市空間留下殖民者的標誌，要的是流芳百世，但卻弄巧成拙，這些空間最後的意義反而是代表了殖民者的不堪。
回歸後的空間：睹橋思貪腐？
回歸後的空間又如何？我一向很喜歡西灣大橋，那橋面的造型，令人想起紐約的布魯克林大橋，簡約又有美感，而純白色的外觀則讓它容易融入周遭的天空、山巒、河流風光。如果要選回歸後的地標性建築，西灣大橋會得到我的一票，它比那些大型酒店賭場有美感得多。
然而，很可惜，在歐文龍案的審訊過程中，西灣大橋被懷疑是其中一個受賄項目，我頓時對它的印象打了折扣。雖說建築藝術不應與政治混為一談，它的設計成功就是成功，這跟高官是否受賄無關，然而，作為一個澳門人，現在每次路經西灣大橋，我卻不能忘了這是涉嫌受賄的公共建設，大大的“貪污”兩個字彷彿刻了在橋上。如是，雖然歐案仍未蓋棺論定，但西灣大橋對我的意義已經不同了。這種心情，相信不是我所獨有的。
這就是特區政治當下面對的挑戰：當東亞運的眾多大型建設超支嚴重，當歐案涉及的公共工程幾乎是遍佈澳門，這些醜聞會把這些城市空間重新定義。就像不少澳門人對那些中葡友好紀念碑的反感，也許不少人會“睹物思貪腐”，處處想起政府的失誤。而城市空間，則恰恰是我們對一個城市產生認同感的重要一環：我小時候對澳門的歸屬感，就是源於南灣及西灣堤岸的美景；在巴黎，山頂的聖心教堂是很多人的心靈歸屬；很多人喜歡東京，也是因為台場的彩虹橋及東京鐵塔。如今，當澳門的城市空間被超支事件及歐案改變了意義，必影響市民對澳門的認同感。
小結：為何要保護燈塔景觀？
城市空間的博奕，牽涉了非常微妙的命名及定義的過程，那其中有政治力量，有商業勢力，也有居民的集體回憶及認同感。因此，保護燈塔景觀的意義就不言而喻了。當近年來澳門湧現不少社會問題，當市民對城市高速發展生疑，我們便唯有藉著那些陪伴我們成長的古蹟得到一點慰藉，這就是城市空間在心靈層面的奇妙作用；路過舊大橋，我們從主教山大教堂得到一點安慰，同理，我們也希望常常有燈塔的光作伴。
這些地標的意義被界定的同時，其實也是一個城市被命名的過程。看到燈塔，我們就認得出澳門，叫得出澳門的名字。我們只是擔心，有一天，我們認不出自己的城市，叫不出它的名字。那情形就像，很多現代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忘了自我，忘了自己的名字，被異化(Alienation)。就像我坐車從舊大橋回澳門，那些金光閃閃的霓虹燈看來陌生又詭異，常叫我忘了身在何方，甚至忘了自己是誰。你叫什麼名字？你的城市叫什麼名字？誰為我們命名？這個人類的最基本問題，跟城市空間有千頭萬緒的關係。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視野版,2007年12月)
圖片來源:愛比死更冷
http://ww999ww.blogspot.com/
(太皮,借圖片一用,唔好意思..)
從這個角度去審視澳門的城市空間，便甚為有趣。殖民地代，澳門人處處要仰望葡國人──說的是遍佈澳門的葡人雕像。舊法院前是航海家歐維治，華士古花園有另一航海家華士古達伽瑪，得勝花園紀念的是葡人戰勝荷蘭人，葡京酒店前以往有總督阿馬喇像，議事亨前地以往有葡國軍官美士基打銅像。當這些葡國殖民史上的重要人物遍佈城市，澳門人每天要抬起頭看這些雕像，久而久之，我們自然感覺低人一等。用城市空間去宣示聲威，是很多殖民者使用的“心理戰”。
然而，由於空間的意義是流動的，中間其實存著定義權的爭奪戰，掌權者並不是長勝將軍。回歸前的那些中葡友好紀念碑，無論是融和門、東方拱門，或是大三巴前的“男女與狗”，都一致被澳門市民厭棄。表面的原因，是這些紀念碑花費鉅大，而且有偷工減料之嫌，例如石塊剝落的融和門，已禁止遊人走近。然而，這些紀念碑被唾棄的真正原因，卻是市民對前殖民政府的情緒反射──討厭一座建築，代表的是對殖民政府的不滿。
這些紀念碑的意義，就這樣被固定了。其實，它們在建築美學上並非乏善可陳，它們甚至是頗有創意的現代建築──融和門的造型使它可以跟周遭環境對話，遊人可以用巨柱與巨柱之間的縫隙作景框，從不同角度擷取西灣風光，至於俗稱“生锈鐵”的東方拱門亦甚有趣，它的造型是簡約的現代的，但它的材料卻選用了會隨時間變色的鐵材，它像古典時期的木材或石材建築，會老會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個意念非常新穎。但是，多數澳門人倒不管它們在建築美學上的價值，因為它們的意義是關於民族情感的，是關於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複雜歷史情結的。而這個例子的有趣之處，在於澳葡政府有意在重要的城市空間留下殖民者的標誌，要的是流芳百世，但卻弄巧成拙，這些空間最後的意義反而是代表了殖民者的不堪。
回歸後的空間：睹橋思貪腐？
回歸後的空間又如何？我一向很喜歡西灣大橋，那橋面的造型，令人想起紐約的布魯克林大橋，簡約又有美感，而純白色的外觀則讓它容易融入周遭的天空、山巒、河流風光。如果要選回歸後的地標性建築，西灣大橋會得到我的一票，它比那些大型酒店賭場有美感得多。
然而，很可惜，在歐文龍案的審訊過程中，西灣大橋被懷疑是其中一個受賄項目，我頓時對它的印象打了折扣。雖說建築藝術不應與政治混為一談，它的設計成功就是成功，這跟高官是否受賄無關，然而，作為一個澳門人，現在每次路經西灣大橋，我卻不能忘了這是涉嫌受賄的公共建設，大大的“貪污”兩個字彷彿刻了在橋上。如是，雖然歐案仍未蓋棺論定，但西灣大橋對我的意義已經不同了。這種心情，相信不是我所獨有的。
這就是特區政治當下面對的挑戰：當東亞運的眾多大型建設超支嚴重，當歐案涉及的公共工程幾乎是遍佈澳門，這些醜聞會把這些城市空間重新定義。就像不少澳門人對那些中葡友好紀念碑的反感，也許不少人會“睹物思貪腐”，處處想起政府的失誤。而城市空間，則恰恰是我們對一個城市產生認同感的重要一環：我小時候對澳門的歸屬感，就是源於南灣及西灣堤岸的美景；在巴黎，山頂的聖心教堂是很多人的心靈歸屬；很多人喜歡東京，也是因為台場的彩虹橋及東京鐵塔。如今，當澳門的城市空間被超支事件及歐案改變了意義，必影響市民對澳門的認同感。
小結：為何要保護燈塔景觀？
城市空間的博奕，牽涉了非常微妙的命名及定義的過程，那其中有政治力量，有商業勢力，也有居民的集體回憶及認同感。因此，保護燈塔景觀的意義就不言而喻了。當近年來澳門湧現不少社會問題，當市民對城市高速發展生疑，我們便唯有藉著那些陪伴我們成長的古蹟得到一點慰藉，這就是城市空間在心靈層面的奇妙作用；路過舊大橋，我們從主教山大教堂得到一點安慰，同理，我們也希望常常有燈塔的光作伴。
這些地標的意義被界定的同時，其實也是一個城市被命名的過程。看到燈塔，我們就認得出澳門，叫得出澳門的名字。我們只是擔心，有一天，我們認不出自己的城市，叫不出它的名字。那情形就像，很多現代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忘了自我，忘了自己的名字，被異化(Alienation)。就像我坐車從舊大橋回澳門，那些金光閃閃的霓虹燈看來陌生又詭異，常叫我忘了身在何方，甚至忘了自己是誰。你叫什麼名字？你的城市叫什麼名字？誰為我們命名？這個人類的最基本問題，跟城市空間有千頭萬緒的關係。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視野版,2007年12月)
圖片來源:愛比死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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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皮,借圖片一用,唔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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