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0-30 00:47:02Pan
澳門人能否講聲“我係我”？－－談城市發展、公民社會與主體性
近年來澳門人很喜歡數算自己失去了什麼。樓價太高，我們失去了置業安居的能力；人口膨漲，我們失去了閒適的生活環境；交通擠塞，我們失去了行動的便利；賭業發展，我們失去了純樸民風。的確，政府如不能盡早尋覓良方，以上難題會像雪球般越滾越大，而在種種的“失”之下，澳門人更會代入一種“輸家”的角色中，愁眉不展的度日。然而，在澳門這幾年的發展中，我們真的是全軍覆沒的輸家嗎？又或者，我們如何在種種不滿中尋找思考的新方向？
那些年，那些台北經驗
故事要從十多年前講起。時值九十年代初，我開始在台灣求學。當時的台灣，正從解嚴、報禁與黨禁中走出來。雖然我不在社會運動氣氛濃郁的台大就讀，但我卻進入了最重視批判思維的政大新聞系。那個年頭的台灣，社會運動方興未艾，剛剛抬頭的民主政治在跌跌撞撞中冒進；身為學生，我們也感覺到整個社會氛圍。
我們在社會學老師的號召下上街遊行，抗議性暴力，原因是當時的婦女運動先鋒彭婉如遭遇性侵害身亡；我在《大學報》實習，跟進台灣原住民的新聞，一方面了解他們被邊緣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嘗試利用傳媒為他們爭取權益；我參加反對興建核電廠（核四）的活動，初次認識了台灣的綠黨；我去陳水扁競選市長的晚會採訪，近距離目擊台北人如何因為民主而欣喜，又如何因為其劣質的一面而洩氣。那些日子，我們每天因社會問題而搖頭，我們卻也在自己的崗位關心社會。
當時，有政治人物以“最亂的時代”去描述台灣。是的，對於我這個自小在平靜的澳門長大的學生來說，那些年來的台北經驗，既是“亂”的洗禮，也是“社會參與”的洗禮，我們看著公民力量如何在台灣成長，我們身邊滿是關於性別、種族、政治的抗爭活動。充滿亂象的社會，卻也是生機勃勃。很多年過去了，台灣一步步的走過來，雖然台灣的社會仍然問題百出，但我們看到了台灣如何平穩地進行執政黨輪替，我們目睹了去年“天下圍攻”活動中台北人的民主素養。這些年，這些路，台灣沒有白走。那些混亂，那些瘋狂，台灣沒有白白付出。他們得到了最珍貴的──也就是他們成了自己城市的主人。
社會問題，激起公民參與
為什麼要把這段塵封的回憶掀出來？因為，我到了最近才明白，這些台北經驗如何影響我思考今天澳門的問題。我不會貿然把台北當年的情況比作今天的澳門，兩地的政經文化背景有太多的不同，然而，對於每天看新聞就要皺眉頭的心情，對於今天澳門人那種關心社會的熱忱，那種因為愛一個城市而生的悲憤，那種激烈地批判社會的聲音，我都不感到陌生。以至於，當我看到澳門人竟然由“不問世事的閒適村民”，漸漸變成了“敢於批評敢於憤怒的公民”，我是欣喜多於悲嘆。
的確，這兩年，在社會問題叢生之下，最叫人振奮的也許就是澳門人對於政治社會的關注程度大幅提高。以往不怎麼關心社會的戲劇界，突然屢屢在社會問題上發聲，他們用經典作品影射今天的澳門（如《有客到》及《月黑風高變蟲記》），他們以正在消失的青洲為題創作（如《那時。花開》），他們抒發對於城市發展的疑惑（如《戴上紅鼻子的一天》），就是中學生的演出都不時談到賭業發展的問題。平時多談閒情逸緻的報紙副刊，突然多了針砭時弊的文章，談文化政策有之，談教育問題有之。在社會上一向比較沉默的宗教團體，突然不時舉辦活動回應社會問題，有基督教團體針對賭城風氣組織“明亮行動”，而基督教刊物《時報月刊》也長期就社會問題作出剖析。那種公民力量的聚合，令我隱約想到了十多年前的台北，也就是一個公民社會如何在陣痛中慢慢成長。
以往的澳門人像個去唱Ｋ時永遠不唱歌的人──這種人，我們戲稱為“分母”，因為他們的功能只是負責分攤唱Ｋ費用。然而，才三數年光境，澳門人開始“搶咪”了。如果一支讓人被聽見的咪高峰是一種“我存在，別當我冇到”的主體性宣言，那麼我們必須慶幸，拜這幾年的社會問題所賜，隨著澳門人社會參與度的提高，澳門人的主體意識已在不知不覺成長了。
澳門主體性在萌芽滋長
《亞洲周刊》編輯謝曉陽曾撰文《澳門主體性在萌芽滋長》（０７年５月４日），她回顧澳門歷史，談到澳門人的主體性如何在殖民統治下被隱埋，後來又如何在強勢的香港傳媒中被淹沒。然後，謝指出了澳門回歸之後的機遇：一方面，經驗的勢頭與世遺的招牌令澳門人有了自信，而另一方面，社會上各種問題又逼使澳門人反思自己的城市：“就在自信心和反思力這兩種肥料的栽種下，澳門人原本那被埋沒壓抑的主體性，今天逐漸萌芽、成長，也許會成為重要的公民力量。”這裡的兩個關鍵詞──主體性及公民力量，對澳門人來說曾經是如此的遙不可及，但今天，竟然有人把它們跟我們配上了。
香港立法議員余若薇曾經在她的專欄中說過：“一個窩囊的（香港）政府，逼出一個公民社會。”面對今天的社會問題，澳門人也開始覺得澳門是屬於自己的了，我們開始著急，關心從交通、廉政、貧富懸殊、社會風氣等問題，一些以往陌生的詞彙如“弱勢社群”、“福利制度”、“城市規劃”，竟然被澳門人隨時掛在口邊。
過去幾年，澳門的公民力量在很多地方萌芽。其中最叫我動容的，反而不是五一與十一遊行的聲嘶力竭，而是保護藍屋仔及燈塔景觀的力量。中國人畢竟是注重實際的，我們通常非得等到生計被威脅才會站出來，就是香港的七一遊行，也發生在香港經濟低迷之時。然而，現在的澳門人為了看來沒有實效的集體回憶，為了看來與溫飽無關的城市景觀，竟然集合了一股力量與政府抗衡。這其中的成長，既關乎社會參與及公民力量，也關係到一種主體性的建立──也就是我們要保住一些回憶，一些景觀，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是這個城市的主人。
澳門人，如何尋回自我？
香港已故音樂人黃霑曾在其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中談到香港人的本土意識的建立。他把七十年代視為分水嶺，在那之前香港人沒有明顯的本土認同，而在六七十年代之後，因為政治上與中國大陸的長期相隔、經濟上的優勢，以及庶民精神與流行文化的興起，香港人的本土意識與文化身分慢慢出現輪廓，繼而產生一種文化自信，這種自信引領香港步入輝煌的八十年代。黃霑引用歌曲《問我》的歌詞，把七十年代稱為香港人的“我係我”時代。
如謝曉陽所述，澳門人在殖民統治與本土傳媒的弱勢之下，主體性是被隱埋的，因此澳門人很少有高唱“我係我”的自信。我們以往既對政治社會事務沒有發言權，又被香港傳媒處處把我們定型。我們早已經習慣“兩岸三地”或“中港台”的總稱中澳門的隱形，我們也很清楚“港澳”的概念其實只有“港”沒有“澳”。我們被殖民政府當冇到，我們甚至被中華同胞當冇到，久而久之我們也當自己冇到，默認自己人微言輕，而最終失語。沒有社會參與，沒有本土意識，主體性不彰──這就是澳門人以往的“無我”狀態。最最可悲的是，澳門人的主體性微弱得我們甚至發展不出“我愛澳門”的論述──官方的“愛國愛澳”宣傳除外。
然而，在歷史的進程之中，在社會的變遷之中，今天的澳門人開始牙牙學語的練唱“我仍然能夠講一聲：我係我”了。在批評社會的同時，其實我們也在建立對這個城市的愛，為澳門人的主體性奠基。此一機遇，是以往數百年難得一見的，而現在我們只是處於起步的草創期。身為澳門人的我們理應對此珍惜並肯定，讓這種主體性茁壯成長，共同建立一個公民社會。澳門人，我們不能洩氣呀！（澳門這城市的好．之三）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１０月２９日「視野」版）
（圖片：http://hk.myblog.yahoo.com/118-ev3111/article?mid=1236）
《亞洲周刊》編輯謝曉陽曾撰文《澳門主體性在萌芽滋長》（０７年５月４日），她回顧澳門歷史，談到澳門人的主體性如何在殖民統治下被隱埋，後來又如何在強勢的香港傳媒中被淹沒。然後，謝指出了澳門回歸之後的機遇：一方面，經驗的勢頭與世遺的招牌令澳門人有了自信，而另一方面，社會上各種問題又逼使澳門人反思自己的城市：“就在自信心和反思力這兩種肥料的栽種下，澳門人原本那被埋沒壓抑的主體性，今天逐漸萌芽、成長，也許會成為重要的公民力量。”這裡的兩個關鍵詞──主體性及公民力量，對澳門人來說曾經是如此的遙不可及，但今天，竟然有人把它們跟我們配上了。
香港立法議員余若薇曾經在她的專欄中說過：“一個窩囊的（香港）政府，逼出一個公民社會。”面對今天的社會問題，澳門人也開始覺得澳門是屬於自己的了，我們開始著急，關心從交通、廉政、貧富懸殊、社會風氣等問題，一些以往陌生的詞彙如“弱勢社群”、“福利制度”、“城市規劃”，竟然被澳門人隨時掛在口邊。
過去幾年，澳門的公民力量在很多地方萌芽。其中最叫我動容的，反而不是五一與十一遊行的聲嘶力竭，而是保護藍屋仔及燈塔景觀的力量。中國人畢竟是注重實際的，我們通常非得等到生計被威脅才會站出來，就是香港的七一遊行，也發生在香港經濟低迷之時。然而，現在的澳門人為了看來沒有實效的集體回憶，為了看來與溫飽無關的城市景觀，竟然集合了一股力量與政府抗衡。這其中的成長，既關乎社會參與及公民力量，也關係到一種主體性的建立──也就是我們要保住一些回憶，一些景觀，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是這個城市的主人。
澳門人，如何尋回自我？
香港已故音樂人黃霑曾在其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中談到香港人的本土意識的建立。他把七十年代視為分水嶺，在那之前香港人沒有明顯的本土認同，而在六七十年代之後，因為政治上與中國大陸的長期相隔、經濟上的優勢，以及庶民精神與流行文化的興起，香港人的本土意識與文化身分慢慢出現輪廓，繼而產生一種文化自信，這種自信引領香港步入輝煌的八十年代。黃霑引用歌曲《問我》的歌詞，把七十年代稱為香港人的“我係我”時代。
如謝曉陽所述，澳門人在殖民統治與本土傳媒的弱勢之下，主體性是被隱埋的，因此澳門人很少有高唱“我係我”的自信。我們以往既對政治社會事務沒有發言權，又被香港傳媒處處把我們定型。我們早已經習慣“兩岸三地”或“中港台”的總稱中澳門的隱形，我們也很清楚“港澳”的概念其實只有“港”沒有“澳”。我們被殖民政府當冇到，我們甚至被中華同胞當冇到，久而久之我們也當自己冇到，默認自己人微言輕，而最終失語。沒有社會參與，沒有本土意識，主體性不彰──這就是澳門人以往的“無我”狀態。最最可悲的是，澳門人的主體性微弱得我們甚至發展不出“我愛澳門”的論述──官方的“愛國愛澳”宣傳除外。
然而，在歷史的進程之中，在社會的變遷之中，今天的澳門人開始牙牙學語的練唱“我仍然能夠講一聲：我係我”了。在批評社會的同時，其實我們也在建立對這個城市的愛，為澳門人的主體性奠基。此一機遇，是以往數百年難得一見的，而現在我們只是處於起步的草創期。身為澳門人的我們理應對此珍惜並肯定，讓這種主體性茁壯成長，共同建立一個公民社會。澳門人，我們不能洩氣呀！（澳門這城市的好．之三）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１０月２９日「視野」版）
（圖片：http://hk.myblog.yahoo.com/118-ev3111/article?mid=1236）
上一篇：粉紅色的歌后，玫瑰色的人生
我想過去澳門人不敢討論政治的原因，了上述的原因之外，也許還有一個就是和”澳門地方細”有關系吧。也許你也曾有過這樣的感覺。走在街上，很多時候總會遇見一些你覺得臉孔有些熟悉感覺的人，你總記得彷彿在哪有見過他（她），其實只不過你不知道他（她）的名字而已。澳門地方不大，可以從事的行業不多，來來去去就是這麼一班人。過去的澳門更是如此，人口數更少，可以發展的行業更有限，在澳門要打聽一個人並不是一件難事。很多敏感的政經話題，都是自家人閉門而談的。 猜想看看在哪時候的社會，當有人在茶餐廳大聲或廣泛的討論，坐在你附近的正是該”主角”的親人或下屬，這會是個怎樣的情景？特別是在過去的澳門，討生活已經不容易，就算明知道該政策有問題，不利於大衆的利益，可以說嗎？說了有用嗎？於是只好抱著各自自掃門前雪的心態來過生活了。就這樣，自掃門前雪的心態好像基因遺傳一樣，還是很多深植民心了。我曾聽過有人這樣的評述澳門”澳門人比香港人有人情味多了，不過，只侷限於在小事小非和日常生活上，但遇到大事大非的時候，人們就失去了這股勇氣。也許那是澳門過去的縮影，但身為現代澳門人的我，我敢說”我係我”！
版主回應
路人甲:於是澳門太小的問題,我只同意一半,因為,一個50萬的城市,用歐美的標準,其實已是個中型城市. 至於你說的產業不多元倒是一大原因.
"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問題,的確是根深柢固,至於是不是民族性,還是我們被教育成"別管閒事",這是可以討論的. 極認同澳門人在大是大非前不夠勇敢. 種種問題,在現在的社會環境下,都一一浮出水面,所以澳門現在是個有趣的"見真章"時期,值得觀望. 2007-12-30 00:41:11
我是1989-1993年的政大社會人，或許咱們曾有交集。
針對你所提政大新聞系最重視批判思維，恐怕有疑慮。
我也很好奇是哪位社會學老師會號召學生上街頭？應該不是政大社會系的吧？
因為1990年的中正廟三月學運，他們似乎避之唯恐不及？包括其他學校的許多社會學老師？
版主回應
蝦米人:你好! 遇到校友真開心!!
我是93-97,擦身而過呢..
號召上街,的確不是社會系的老師,而是新聞系開社會學的老師,姓林,著名的女性主義者,你也該認識吧!?至於政大的社會系,我知道是頗為保守的.. 2007-12-30 00:35:51
澳門豈只被教育”別管閒事”，在個人素養方面還需有待加強呢！記得你在旅行瞬間一書－紐約篇當中，提及到”M記"的服務員服務素質問題，今天反過來我是覺得作為顧客的澳門人有教養問題。今天早上到記"M記”用餐，想不到讓我看到澳門某一部份的人是如此低劣！我在排隊，隔壁行有一個中年男人，他可能不知道我隔壁的那一個櫃檯沒人運作的，輪到我時，我突然聽到他問服務我的服務員，”我先在這邊排的，為何你先服務她，剛開始我還聽的一頭霧水，接著那位點餐員說，那一排是沒有人在提供服務的，接著男子非常不高興，邊走出門口，”邊問候那位服務員的全家和媽媽”，而且還是那種一連串不會間斷的哦！我當下的第一個反應是這男的在搞什麼，真沒品！香港政府實施無煙城市，澳門政府為顧及賭場的生意，只提倡無煙食肆，沒有把這些政策延申到娛樂場所，現在香港政府還打算禁止在公共場所講粗言，雖然實施也許有困難，但至少有這種意識存在。澳門的確比香港人有人情味多了，但在個人品德及教養卻感覺到有明顯的落差，如果澳門真的要想成為國際大都市，我想不只在硬體方面要努力，在教育下一代方面我們需要更用心了！
所以,我常常抱持一種看法--政府是該罵,但今天太多人把自己跟政府截然二分,其實,我一直相信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 民間要檢討的,也實在太多了. 2008-01-04 02: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