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我寫了一篇名為“澳門這城市的好”的文章，文中提及有澳門年輕人因為結交了菲律賓朋友而可以常常練習英文。這篇文章被轉貼到某個網上討論區，有網友語帶不屑地回應：是呀，那就去學一口菲律賓口音的英文吧。這種態度，反映了澳門當下的什麼問題？

倫敦地鐵的可愛之處

　　如此明目張膽的歧視與無知，叫我驚訝之餘，倒令我想起了這兩年在倫敦坐地鐵的觀察。倫敦地鐵的缺點是不勝枚舉的：不準時，票價高，衛生情況差，不少車站沒有電梯，時常因整修而影響正常運作。然而，它卻有一可愛之處：很多車廂的門口旁邊，都有一小片專供乘客放大型行李的空間。這個小小的設計，透露出這個城市一大特質──這個城市的人，隨時處於一種流動的狀態，或抵達倫敦，或離開英國，或因留學，或因旅遊，或因工作；一個小小的地鐵車廂，連接的是五大洲七大洋。在倫敦坐地鐵，我很喜歡時常有人拉著大行李上車的景象，更喜歡觀察地鐵上的多元人種。這種流動性與多元性，久而久之為倫敦帶來了傲人的文化氛圍。

去年十一月，英國《獨立報》刊出了一個有趣的統計：現在的倫敦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在外國出生的，他們都被稱為Londoners。向來最敢言最富批判精神的《獨立報》對此讚賞有加，並用了「世界城市」(World City)作標題，文中語帶驕傲的說：倫敦已經成為一塊多元文化的大磁石(a multi-cultural magnet)。這種對城市的流動性與混雜性的肯定，不正是跟取笑別人的英語口音的態度背道而馳嗎？這種擁抱多元的胸襟，不正是今天澳門不少人所缺乏的？

開始動起來的澳門

　　我真正感受到澳門人口的多元與流動，大概是從兩年多前開始。在南灣區的工地，我頭一次看到洋人工程師巡視；在文化中心看表演，後面的觀眾一口美式英文──那不是我們聽慣了的葡國人口音；在鬧市的巴士站，兩個一身短褲T恤的日本人問路，他們不是去賭場，而是去黑沙海灘；晚上的議事亭前地就更不用說，有朋友認為這些南亞人讓議事亭成為了一個真正的廣場，它終於被庶民充分地利用，而不再總是被官辦或大社團的活動佔據。

在外來人滲入這個城市的同時，澳門人的流動也比以前頻繁許多：很多人不再一份工做到老──就算那是政府工。而因為社會上高薪職業的增加，社會學常關心的往上社會流動性（Upward Social Mobility，也就是貧苦市民的經濟階級的攀升）在澳門也大為提高。除了城市以內的流動，當然還有跨城市的流動。我身邊的朋友，有人在新加坡念完大學再到英國念碩士，畢業後，她申請往上海的一間學校教書；另一個朋友，每一兩年就飛往拉斯維加斯受訓。其他的，有去北京上課的，去上海看影展的，去台灣採訪的，去東歐開會的，到韓國參加藝術節的。是的，當關閘越來越擁擠，當往來港澳的航班越來越頻密，當澳門機場可以抵達的城市越來越多，種種“進”與“出”的流動景象，以及其帶來的多元人口，都是澳門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城市的指標。

異質性與流動性：量度城市的尺

學者Jeff Lewis指出，現今在任何時候，地球上都有約十億的人口穿梭在不同國家之間。這個世代，或可稱為“流動的世代”。文化研究者Rapport 與 Dawson也曾這樣描繪這個時代：“‘流動’不只讓一個人有如置身家中，‘流動’本身甚至就是一個人的家。”這個流動的世代，帶來的是人口的多元、文化的異質、認同感的不拘一格，甚至是生活方式與思想行為的多元開放。

　　異質性與多元化，是眾多城市社會學家量度城市的一把尺。沃斯(Wirth)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衡量一個城市的標準，不是人口數量，不是硬體設施，而是其由不同的異質個體組成的生活方式。這個「異質個體」，其中之一就是背景各異的人口，那是構成「城市性」(Urbanism)的重要項目。從這一點看來，雖然澳門向來有百分之三左右的葡人，雖然我們一直也有不少的內地新移民，但是，五年前的澳門仍不能稱為一個城市，因為當時在澳門活動的人同質性仍是相對的高，而人口的構成也是比較靜止的而非流動的。

另一位城市學家洛芙蘭(Lofland)更用了樂觀其成的態度去看城市的異質與多元。她認為，城市生活的魅力不在於追求穩定與安全感，而在於其中的意外與冒險，她把這種經驗概括為「進入陌生人的世界」。這個「陌生人的世界」的重要性是，它讓我們的思維與行為提供了多元的參照：舉個例，身處有菲律賓人的群體，也許我們會更放膽地唱歌；身處有日本人的群體，我們可能突然禮多人不怪的頻頻鞠躬。而這就是城市社會學的符號互動學派所指出的──城市人的自我是透過與他人及環境互動的過程中建立的。當參照多了，選擇多了，我們的思考與行為模式，會變得比較多元，城市人可以選擇的生活方式就越來越多。相反，在一個人口同質性高、缺乏流動性的地方，生活方式的選擇就很有限，會容不下異己，接受不了不同聲音。

澳門的世界主義？遙遠嗎？

而當一個城市的文化異質到達某個程度，就蘊釀出一種「世界主義」，也就是真正擁抱不同文化的時候。慢慢的，我們會對不同口音的中文英文習以為常；漸漸的，除了骨子裡是一個華人、澳門特區人之外，我們或許還會有了泰國人的笑容、日本人的禮貌、英國人的含蓄幽默……。就像在倫敦，你不難遇到這樣的一個人：他在菲律賓出生，在美國求學，在英國工作，他最喜歡泰國菜，他娶了一個德國老婆，他坐地鐵時讀的是村上春樹，他甚至粗略分得出Confucius（孔子）與Mencius（孟子）的差異。

在我看來，多元性與流動性的最可愛之處，是它讓這個城市的可能性增多了。多年前我迷日劇時，也同時感到沮喪，因為我很明白那些故事根本沒可能在澳門發生，當時的澳門就是如此單純，如此沉悶，如此的“一眼睇晒”，容不下任何的文化想像。但今天不同了，那麼多陌生的群體與文化，那麼多迥異的生活方式，現在澳門已經開始是一個容得下“故事”的地方了。

當然，在這個走向“世界主義”的過程中，有些棘手問題是尚待解決的：首先，如何調控就業機會的平均？在美國南部的不少州，就有美國人因為被墨西哥新移民人搶去工作而產生仇視情緒，而前兩年巴黎的中東裔人社區發生暴動，也揭露了少數族裔在大城市的生存問題。在澳門，若然這問題不被正視，這個值得肯定的多元人口結構隨時會變成不同族裔之間的衝突。而文首引述的那位網友的態度，亦也許不盡然全是種族歧視，而可能跟他對外勞政策不滿有間接關係。

另外，相關政策及相應資源亦應該投入，來幫助不同族裔融入社會，而不是採取放牛吃草的態度。再者，教育與傳媒的角色亦很吃重，學校如何從小培養新一代尊重異文化與不同種族？傳媒如何持平地呈現少數族裔，避免負面的刻板印象形成？以上種種，都是任重道遠的社會工程。在包容地迎接“世界主義”的同時，我們也要步步小心地為其間的問題謀策。　（澳門這城市的好．之二）

(《澳門日報》視野版,10月1日)

(圖片:http://www.mfbmclct.edu.hk/~swwong/images/Macau/Macau-0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