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英雄，還看弱勢？
──談《可可西里》與華語片中的英雄　　　　　　　

我們多久沒有在華語電影中看到真正的英雄？

過去廿年，在中國大陸有第五代電影中的歷史悲劇人物，有第六代電影中的社會邊緣人；在台灣，新電影運動以來的反思風潮與寫實題材絕對容不下英雄；在香港，九十年代的政治不安與經濟低迷，也使英雄漸在港片中褪色。這是個矛盾的時代：我們最需要英雄，卻又最不相信英雄，這時代的英雄最不好當，也最不易討好。

然而，《可可西里》出現了。這部片於今年的香港電影節中登場，成為這次最受矚目的華語電影。片中的英雄，結合壯闊的大西北風光，刷亮中港台觀眾的眼睛。電影告訴我們什麼是漢子，什麼是英勇，什麼是壯烈。片中的英雄既有生活實感，卻又有武俠小說世界的豪俠風範，他們幾乎是近廿年的華語電影中最動人、最真實、最有說服力的英雄。在這個時代，當電影中一方面只有可憐的、被扭曲的、無力自主的都市人，另一方面又只有如《魔戒》或《蜘蛛俠》中的虛擬英雄，《可可西里》的英雄憑什麼突圍而出？

　　古往今來，小說戲劇中的英雄從來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鏡子。古希臘悲劇的英雄反映的是希臘文化的人生哲學：人總是贏不過天，再顯赫再強勢的人都逃不過悲劇的作弄，人可以做的就是不斷的向命運下戰書，然後不斷的失敗；人也不能超越自身的弱點與過失，他們的悲劇有時是源於自我的缺憾。海格力斯、伊狄帕斯及普羅米修士都是這樣的悲劇英雄。時至今天，流行文化也藉著英雄反映時代人心，《魔戒》、《哈利波特》及《蜘蛛俠》等英雄電影大收旺場便與近年來世界局勢的詭異、正義的不彰、人心的不安有密切關係。

英雄的失蹤、失語、失憶

　　用這個社會文化的角度去看過去廿年華語電影中英雄的式微，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在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的第五代導演都是經歷文革的一代，他們要反抗權威，反思歷史，這些電影著力要書寫的是中國人在時代巨流與傳統魔掌下的悲劇，代表人物有《大紅燈籠高高掛》中被「妻妾政治學」逼瘋的年輕女子。這是個要肆意要燒燬所有高高在上的英雄塑像的時代。

　　再來是九十年代的第六代導演。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經濟騰飛，但卻也衍生傳統價值失落、貧富日益懸殊、生活環境惡劣等問題。第六代導演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他們不再對歷史、民族、革命等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感興趣，他們把視線移到被忽視的社會邊緣人身上，拍出中國人的卑微、困窘與無奈，代表人物有《北京雜種》中活在地下世界的搖滾樂手。這是個沒有英雄、只有受困的凡人的時代。

　　在台灣，八十年代前流行一時的軍教片與古裝片，製造了不少英雄。但自八十年代以來，一股回歸真實、反映社會、尋找身份、思考歷史的新電影風潮幾乎把所有英雄驅逐在台灣電影以外。侯孝賢與楊德昌等導演一方面反思沉痛的歷史，一方面關注鄉村中的草根人民，一方面又解剖現代城市的冰冷生活。這股電影潮流對照台灣八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政治變動（報禁與黨禁的開放）與文化反省（本土化運動與反對專制），採取的是冷靜的思考、寫實的態度與尖銳的批判，英雄這種轟烈的角色也自然無用武之地。《悲情城市》中的啞巴──一個對歷史動盪無語又失語的平凡人、《青梅竹馬》中孤寂地死在公路邊的都市人，是為這時期台灣電影的靈魂人物。

　　九十年代之後，台灣電影仍延續了這種社會寫實批判傾向。後起之秀如蔡明亮、林正盛及張作驥等導演關注的仍是邊緣青年（《青少年哪吒》）、檳榔西施（《愛你愛我》）或貧苦盲人（《黑暗之光》），這些角色轟烈不起，悲壯不來。在政局不穩及電影業持續低迷下，我們大概很難在台灣電影中看到英雄。

　　香港曾是盛產英雄的地方，六七十年代有張徹式的斷臂切腹的英雄，八十年代一方面有成龍的英勇警察，另一方面有吳宇森電影中的Mark哥豪哥。但是，到了九十年代，自從黑幫類型片經過《古惑仔》系列的草根化與年輕化，英雄也彷彿變了質。添了「古惑市井味」的黑幫人物如山雞等顯然已沒有Mark哥的英雄氣概與道德無瑕，他們縱有義氣或一點的正義感，但已不再是被仰望的英雄。九七之後，英雄的消亡更是明顯，取而代之的是銀河映像的一系列黑色悲劇《暗花》及《非常突然》，強調的是宿命之不可違與人的無力感。

如果張徹作品中的英雄對應的是香港的奮進期，那麼八十年代的Mark哥見證的就是香港經濟與港片的巔峰期，而古惑仔的出現與衰落則是香港漸走下坡的反映。過去三十年的香港電影興衰，也許就是電影中英雄的興起與沒落的歷史。

雙重弱勢的英雄──《可可西里》

　　環顧中港台電影，過去廿年的英雄都難逃失色、失語、失蹤的命運，為什麼突然而來的《可可西里》竟又塑造了如此動人又有說服力的英雄？

《可可西里》找到了好題材：遠在青海的高原，大量羚羊被不法分子捕殺，一群藏族男子組成志願巡山隊，在茫茫大漠追捕兇徒。此一真實題材先提供了大西北的壯闊風光，又有大漠追兇的故事。導演陸川放棄前作《尋槍》的花巧鏡頭，以紀實風格拍攝，讓大漠中的生死爭鬥有了實感與力度。這一著是聰明的，因為電影對巡山隊的呈現是一面倒的好，偶一不慎就會落入煽情的英雄主義，而紀實風格恰恰能避免了陳腔濫調。

然而，電影的成功除了因為其題材吸引，技法出色，更重要的其實是它背後的文化意義：片中的巡山隊，其實是當今中國──甚至是全世界──的最受迫害的弱勢。首先，他們是種族的弱勢；這群在大漢文化中生存的藏族人是受忽視的，得不到社會關注與政治資源。第二，他們是經濟的弱勢；當中國政府的發展預算不合理地向城市傾斜，這些住在僻遠地區的外族人是艱困的，而在全球化的經濟發展下，他們卻又是不能獲益的一群。再加上他們在地緣上的邊陲位置，更加強了弱勢的形像。這樣的種族與經濟的雙重弱勢地位，使得任何對其的歌頌讚揚都會取得一張許可證──那就是政治正確，加上導演實在功力非凡，久違了的英雄於焉重現。他們完全符合我們心目中的西北外族的形象──粗野、強悍、貧窮、善良，這些人物滿足了我們對弱勢的好奇、想像與關心。

　　電影對藏族巡山隊的描繪的確動人。這一群硬漢子熱情而悍烈，他們拙於言辭，卻有直來直往、誠懇真摯的交流。一個獨守荒野三年的成員，只是揮一揮手，沒有抱怨，沒有嘆息；另一個被浮沙吞噬的成員，只見他奮力掙扎，沒有驚呼，沒有求救。至於那個不肯被收買的隊長，最後被殺害，導演也以極其冷靜的鏡頭捕捉其視死如歸。在這個沒有英雄的時代，此片告訴我們什麼叫「漢子」。他們不是如亞拉崗的神話英雄，不是如蜘蛛俠的漫畫英雄，不是如哈利波特的兒童文學英雄，他們是活生生的英雄，他們對抗的是全球化下的經濟侵略與環境破壞。

　　然而，就如學術界曾批判左派學者總是浪漫化了勞動階層，《可可西里》會否美化了這一群處於弱勢的藏族人？這又是另一個複雜的問題了。只是在今天，當化身「刀槍不入一僧侶」的發哥已光芒黯淡，當超級警察成龍竟然哭哭啼啼，當飛天遁地的周星馳只是特技打造出來的，這個時代的中國人實在需要像《可可西里》中的真英雄。creatingadam@yahoo.com.hk

（刊於香港＜電影雙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