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材決定論　　　　　　　

　　很多年前，跟一群台灣同學看《活著》，事後有人說：大陸有那麼多的故事，那麼多的素材，難怪能拍出那麼好的電影。最近的《孔雀》及《情人結》，令我再次思考這朋友的話。

　　的確，大陸過去數十年來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巨變，是上佳的藝術素材。《孔雀》驟看只是三兄弟姊妹的成長片段，但七十年代的社會環境與政治氣氛，卻又令整部電影瀰漫一種無理想的侷促感、無自由的窒息感、無自我的壓迫感，本來平常的成長苦澀味，一下子竟有了獨特的歷史厚重感。《情人結》的例子更有趣，父母輩的仇怨拆散年輕戀人的故事，早已應被放進歷史博物館，但此片卻又因為對於文革的隱晦指涉，使得一個老掉牙的愛情悲劇有了文化的省思。

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每每為大陸電影的思想情感加深加厚；說不盡的特殊題材，令大陸電影每每先聲奪人。《活著》以平民視角書寫政治史，賈樟柯作情感充沛的時代回溯，都有宏大的企圖，然而，就是如《可可西里》信手拈來一群藏族人誓死保護羚羊的故事，亦容易可歌可泣，像《洗澡》拍父子情，不也因為涉及北京的澡堂文化與城市發展的衝突而益發動人？

　　至於近十年的香港電影，其題材之局限性相當明顯。港片的商業化取向使得導演往往只能在類型片上做文章，去年的《旺角黑夜》、《江湖》及《餃子》相當不錯，但說到底仍是舊瓶新酒，不會令人耳目一新。在香港，電影的題材不出三五類：警賊、黑幫、驚慄、都市愛情、喜劇。然而，這除了是香港電影的因循陋習，以及導演欠缺人文思考，是不是也因為香港這密集大都市缺乏像中國大陸的千奇百怪的社會素材可供發揮？

　　看看大陸，不少作家全情投入書寫中國故事，也為電影提供堅強後盾，從《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到今天的《情人結》、《天下無賊》，中國電影的成功要歸功於優質小說。然而在香港，文學作品產量既少又不受重視，好的編劇更是鳳毛麟角，這又如何開拓不同題材？

　　當然，這種「題材決定論」是狹隘的。至少，大陸電影近幾年人才輩出，導演技法多變，風格各異，這是實證確鑿的。可是，這觀點仍然值得注意，它一方面解釋了大陸電影為何容易讓國際驚艷，另一方面，這也點出了大陸電影的優勢與前景：當好題材俯拾皆是，而電影人的技法又日漸成熟，我們還怕中國出不了好電影？creatingadam@yahoo.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