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一個人的生命之旅是不易的，這種不易是因為你若無法投射自己的情感，便輕若身外。他的音調、凝視、行走飽含悠思，象那條河流，或靜默存在，或於腦中不絕流淌。列車和船隻都按照幾乎既定的速度前行，這其間，他幾次提到“失掉的眼神”，他深信尋找那三卷膠片有重大意義，至少對此生或這個現實世界而言。這場多災多難而必須的旅程和希臘英雄奧德修斯的一生一樣：放逐自我的目的，正是要尋找自我。

然而在自由的影像之中卻是一群不自由的人民，戰火紛爭、政治風暴，跨越半個世紀，仍然沒有獲得身份認同。巴爾幹半島戰亂不斷，兩兄弟未完成的膠片記錄了那段歲月中的生活，不是表露其政治觀點或抨擊時政，而是人性的記錄，在歷史的長河中它們只是一次悲痛的慟哭，卻是面對苦難的勇氣，是在世界破碎之中存活下來的慰藉。

他沿著兩兄弟的道路追尋，開始的時候恍如夢中，我錯覺他便是兄弟中的一人，在不安的街道上遇見舊戀人、在火車上被拘捕，直至宣判他由死刑改為流放時，我才明白這兩個不同時代的人在遭遇相似的事件，在忍受戰爭中無一例外的殘酷。為一卷卷膠片歷經磨難，是因為責任感、信念還是對絕望的抗訴——他們是如此堅毅，那是生命的信仰。

個人的自我和世界的完整是否相關，他的旅途應該是殘缺之中一次次頑強的彌補。他得到過溫暖的愛情，但卻不能阻擋前路，在列寧的巨雕慢慢解體降下的時候，他抱著她落淚，是如此緩慢，然而一種時局結束了，一種感情絕斷了，沿著多瑙河畔流經多方國土，是否可以指認背後的種種是謂之鄉愁的事件。

他在夢中再次經歷了童年，重遇他的母親、父親和許多早已在戰亂中被處決或流放的親人。1941年，納粹德國佔領了希臘，1944年德軍撤出，父親從集中營歸來，“1945年新年快樂”；1946年，希臘4年內戰，恐怖主義彌漫，伯父被希共逮捕，臨走時他回過頭來說“1948年新快樂”；音樂沒有停頓過，在每次短暫騷動之後高聲歌唱，而空間變大了，舞伴消失了，鋼琴也被帶走了，空蕩蕩的安靜顯得惶恐無措。“我們來拍張合照吧”，鏡頭慢慢縮小，最後只看見自己。

他醒來了，他在清晨和電影資料員相擁告別。那個喪夫的女子曾用斧頭砍壞船隻試圖留住這個男人，喚回破損的人生當中愛的溫暖，但是他不能為誰停留。他不能等及波黑內戰結束就趕到塞拉耶佛尋找拿著膠片的老人，那裡像一個廢城，轟鳴爆炸槍聲佔據了聽覺，路上都是模糊血肉。那裡的人象曾經的自己被迫離開生活相依的土地，或在黑暗中僥倖生存，那老人依然守護著電影博物館。因為他的到來，重燃了老人的熱情，膠片顯像成功讓他又展現了笑容，生命之輪並未曾真正關閉。

老人對他說，霧是有生命的，那些動靜是霧的聲音。現在我明白，霧是何等憐憫這些失去家園的人民，是灰白的，靜謐的，有質感的，遮擋視線的。他也許可以把膠片公諸於世，也許會和這個面善的女孩相伴終生，也許關於戰爭的心理創傷會慢慢平復，讓夢中的音樂再次響起。最後的槍聲是那麼突兀，劃破白茫茫的霧，嘶心的叫喊，所有的好心願都不可能實現了，他在霧氣中聽見了死亡，無數的槍聲刺穿在他無法看見的凝視中。

故事講完了，我記得隱約的大提琴在戰爭中響起過，悅耳的鋼琴在童年時久久響起，那幾個愛過的女人在生命中晃過，她們的臉破碎了，雙手的溫柔似乎還在。我們在戰爭中失去了太多，這三卷膠片只是意味著人類精神的一種延續，終其一生的旅途，我因此找到自我，找到回歸的方式。




圖：影碟封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