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裏所說的社群主義，與西方當代政治哲學界和倫理學界的學者如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泰勒（Charles Taylor）、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和瓦爾澤（Michael Walzer）等學者所說的「社群主義」有聯系，也有區別。在與羅爾斯（John Rawls）、諾齊克（Robert Nozick）和高德（David Gauthier）為代表的當代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論戰中，桑德爾、泰勒、麥金太爾和瓦爾澤等社群主義者提出了兩種社群主義：一是方法論的社群主義，一是規範性的社群主義。

方法論的社群主義認為，個人主義的主要觀點（如理性經濟人的自由選擇）是錯誤的。他們主張，要理解個人的行為，必須把個人置放在社會、文化和歷史的背景中來考察。這也就是說，要理解個人及其行為，必須把個人放在社群和與他人的關係中來研究。

而規範性社群主義者則認為，個人主義的主張導致倫理上不能令人滿意的結果。其中主要是個人主義不能導致一個真正的社群。他們還批評個人主義的主張導致忽視國家所維繫的良善生活，如公正的收入分配等等。這種規範性的社群主義者也主張，社群本身就是具有諸多存在理由且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

另外值得注意是，一些管理學家如美國哈佛大學的 George Lodge、Erra Vogal和劍橋大學Judge管理學院的Charles Hampden-Turner等學者也使用「社群主義」這個概念。他們還認為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東亞諸社會是典型的社群主義社會。這些管理學家指出，社群主義文化價值觀是不同於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的。他們認為，兩者主要區別在於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不太注重商業的發展。希臘、智利、西班牙、印度以及以色列就是集體主義文化精神國家的主要例子。Hampden-Turner等學者還指出，東亞的社群主義文化觀也區別於國家主義（statism），因為國家主義認為政府能夠並且必須命令和控制社會的經濟活動，而東亞的社群主義文化觀的實質在於主張企業、經濟和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能夠去協調一致地運作

（參Charles Hampden-Turner & Alfons Trompenaars, The Seven Cultures of Capitalism: Value Systems for Creating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Germany, France, Britain, Sweden and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 Currency Doubleday, 1993)以及George C. Lodge & Ezra F. Vogel eds., Ideology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oston, 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7)。

這裏，我們應該注意到，George Lodge，Ezra Vogal和Charles Hampden-Turner 等這些管理學家們所理解的社群主義與桑德爾、泰勒、麥金泰爾和瓦爾澤等政治哲學家和倫理學家所理解的在西方社會內部與自由主義相對立的社群主義是有些區別的（儘管有相似之處）。另外，德國著名當代漢學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卜松山著，劉慧儒等譯：《與中國作跨文化對話》（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47-74）也認為儒家思想與西方的社群主義有一些相似之處但也有著重大差異。因為，傳統中國文化與其說是一種注重公共利益──像西方社群主義所主張的那樣──的社群主義，倒不如說是一種建立在家族聯系之上並只關注家庭利益的利己主義。

這種家庭中心主義導致了中國人往往對公共事務缺乏關注（「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即「缺乏公共精神」。儘管如此，考慮到傳統文化濡染中的中國人不強調「individuality」而強調「we-ness」，我們是可以把傳統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視作為某種「社群主義」的，儘管以儒家為主幹的傳統中國文化中家庭中心論的「社群主義」非同於桑德爾、泰勒、麥金泰爾和瓦爾澤等西方學者所理解的社群主義。另外還要指出的是，為了論述的方便，在本文下面的歷史博弈分析中，我們將不區別集體主義與國際管理學界所理解的社群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