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理由始終是「唯一」的理由，同時包括我相信這篇短文的價值和侷限性，也不能例外，需要以「包容」方式以共存不同的信仰。

當社會的發展到達瓶頸，無論是人民或是政府無能為力解決世俗的問題，便留下宗教信仰的活動空間。台灣這片土地本來就是「埋冤」的地方，而不是表面的福爾摩沙－颱風、土石流肆虐、地震頻繁－人禍中，還有永遠不被信任的國家政府；從原住民對抗明鄭至日治，漢人移民對抗官府、日本統治、國民党、陳水扁「偽政權」，事實是，台灣人四百年來總處在官民對抗的局面。這是相當吊詭的一件事，西方現代國家的歷史，依據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不管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都是依附「國家」的形式，如果前者是後者的必要條件？或者後者是前者的充分條件？中華民國政府的歷史就是國民党的歷史，軍伐、政爭、圖章式民主和脫序法治與平民社會的功能期待－父母官、家天下的傳統，台灣仍是「非現代性」國家，未受西方三大主義的深植、洗禮。

僅管邁入二十一世紀，媒体新聞熱鬧地討論「百龍圖」、「國師作法」、「呂氐陵寢」和「“○長壽”改名不長壽」，這些事情信不信是一回事，奇妙的是「常識理性」的成熟；「我們」聽聞這些「符碼」，好像就懂得其背後的意涵，這就是理解和語言的力量、是「信仰」的最重要支柱。這些不相干的資料具有內在的連繫，它們就是一個可操作的信仰系統。吾以「常識理性」名之。

在台灣「科學」和「常識理性」是相容的、和諧的存在，對於科學和超自然力都予以承認，如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K Malinowski）說：「凡有時候必要承認自己的知識不夠了，便一定會利用巫術。」一方面，僅管西方科學為首的學術界未嚴肅面對人民的各種依賴性（少數文、史、宗教學系例外），只能模糊的以常識理性帶過，政府不可能打壓（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另一方面，國家稅捐主義而言，地方性的民間信仰捐獻更是一大筆黑數、提供了穩定發展的基礎。

綜合以上觀察，社會和國家機器宣傳的依「法」行政和「法治」（the rule of Law）發展的空間還剩多少呢？這是台灣現代法制中最嚴重的「測不準」結果，結果一：「司改」是美國制、日本制、法國制、英國制還是「什麼都不是」。其二：執法結果充滿「不確定性」。其三：爭取個人權利後（自掃門前雪），結果犧牲了公共空間和政策的延續性。

現代化運動的歷史下，台灣自始被教育著、追求「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現代化國家，而同時我們的社會不能脫離常識理性之深層結構，例加：台灣人還會相信「新台灣人」符碼的催化－確信一種新的力量和「實在」從此就誕生了－就不令人意外。我們接受一種信仰或文化，就不易更換另一套價值系統，雖然歷史許多破斧沉舟的陣痛可能帶來希望（全國性的軍伐對抗、文化大革命），卻多是失敗的經驗，我們寧願「告別革命」，只有不斷地學習和包容雅量才是「不可共量的」信仰之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