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８〕理性論被過分地擴張。主張歷史的與非理性的見解愈來愈多。理性論時代與啟蒙時代，被羅曼主義以及與羅曼主義很少有平行性的批判論所取代。古典的自然法與古典的正義學說就此走向結束。
〔２９〕我們跳過 Friedrich Carl v. Savigny（1779-1861 年），因為由他所提出的歷史法學派，雖在純事實上能抑制理性論的自然法，然而在科學上，理性論自然法是被批判論，被 Immanül Kant （1724-1804 年）所反駁。Kant 晚期作品「道德形上學」（1797 年）中，第一部分敘述法律哲學，他雖在此書中主張一個十分無批判、本質上理性論的自然法觀點（後期新康德學派者亦對此非難）。但在他的批判書籍中，尤其是在一七八一年（第二版一七八七年）「純理性批判」書中，他鍛冶最鋒利的武器對抗理性法。就所知，此理性法雖以經驗上的人性作為出發點，依其全部內容看，應是理性──正確的說：理智──的產物。Kant提出證據，說明理性法是不可能的。
〔３０〕於此再度只作一短論〔註廿四〕。Kant 如此教導說，我們所有的認識包含二要素：直觀與概念。對我們而言，經由直觀有一對象存在，經由概念該對象被思考。「無內容的思想是空洞的，無概念的直覺是盲目的」。直觀與概念若非「純粹的」，就是「經驗的」，且依此而相對應為「先驗的」或「後驗的」。當觀念未混雜感覺時，是前者情形。但「我們天性本身即挾帶著：直觀無非是感官上的」。理智無直觀（精神理智直意義）能力。理智只是「對感官上直觀對象的思考能力」。理智不具備創設性的認識力，而只是「認識的自發性」，亦即把在感官直觀產生的各樣式，綜合成為概念。「理智無法觀看事物，感覺無法思考事物」。因此──這是決定性事物──「純粹直觀只包含某事物被觀察的形式，而純粹概念只思考對象的形式」。「純粹理性的批判」由此成為超經驗的形式學說。理智不認知物如何「在己」存在，而只是認 [23-24] 知物如何藉感性理智「呈現」出來，亦即理智而言，只有感官與經驗對象存在。或者說：我們內容上的認識不是先驗的，而只是後驗的。因而不會有先驗的正義內容存在，不會有以自然科學為範本構成的、具普遍效力的一個幾何學方式之自然法存在。
〔３１〕然而 Kant 不是實證論的哲學家。在他的人類道德自律學說中，也是一條全新的途徑。向來整個自然法學說探討客觀倫理的難題。Kant 則以主觀的道德性取而代之。人類的道德自律被作為道德世界的原則。道德人不是作為感官世界一部分的經驗人，而是「人格人」。道德人在己本身即是目的，而不是其他外在目的的工具。對於道德行止是「如何」，Kant 以其著名的「絕對命令」來回答：「須如此行動，你的意志準則隨時可同樣作為一項普遍立法的原則〔註廿五〕」。順便一提的是，Kant 用此人類道德自律原則，對人類的哲學立論基礎提供非常重要的貢獻。
〔３２〕Welzel 及其他某些人指責 Kant 的循環程序：他由「如何」──即絕對命令，導出「什麼」──即實質倫理內容。但此指責不正確，因為它建立在錯誤之上，──「什麼」不含主觀混合物，沒有「如何」。這是不可能的。 Kant 的循環不是缺陷的，無論如何不是規避的循環。當然必須附加說，「什麼」並非如功能理論（例如 Niklas Luhmann ）所為認為，單純就由「如何」產生。「含有法律的」事物必須在法律實現的過程中即已加入，應由此真實地產生出「法律」〔註廿六〕。
〔３３〕上面已提到，Kant 在他的正義學說中，把平等主要定義為數字的意義：「殺人者死，無其他代替物可滿足正義」〔註廿七〕。在這一方面，Aristoteles遠超過 Kant。Kant 哲學所欠缺的，是對經驗領域的研究，而他把實質倫理的內容歸入此領域。因此他主要欠缺一要素，此一要素對十九與二十世紀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亦即人類歷史性的要素，法律的時代性也包括在其內。Kant 只不過證明，並沒有一理性上可認識的、永遠對所有人有效的自然法存在，並沒有一純理性存在。一個「有時代性的自然法」雖不是普遍有效的，但它表示某特定時間對某特定人所應為的秩序。到底是否可能有時代性自然法，此一問題，仍然是未決的。
〔３４〕第一位完全認知自然法的歷史哲學上難題的人是 Georg Friedrich Wilhelm Hegel（1770-1831 年）。德國觀念論──以及觀念論自然法──由他發展至顛峰。就記憶所知，Platon 發展一觀念論哲學與自然法學說。對 Platon 而言，理念具有一個超歷史的形象，而經驗的真實性係由理念表現在外的，因此他不能闡明，為何在經驗的真實性中，存有形成、變化與消逝。把發展的法則置於理念本身之內，理解為產生精神的，是 Hegel 在觀念上所獨創。所有精神事物依一定的、持續前進的公式，依正、反、合步驟，簡言之，依 Hegel 著名的辯證法進行。主要的是，此辯證法的發展，並非受一個民族精神盲目地掌握（例如在歷史學派所主張），而是必須依理性法律，在邏輯上必然地進行。故對 Hegel 而言，歷史也是理性的開展，不是無理性事件。他寫「哲學所帶有的唯一思想是理性的簡單思想，即理性支配世界，理性地步入世界歷史之中〔註廿八〕。歷史學派視人民為最終價值，Hegel 則全然用理性事物、國家來取代。對他而言，國家是最卓越的概念、最完美的實在性，即「倫理理念的實在性」，因而也是最高的法律價值〔註廿九〕。
〔３５〕 國家與倫理理性合一，國家與法律合一。Hegel 的哲學是同一性哲學。只有一個國家與一個法律──並非在實在的國家之外，尚有一理想的國家，不是在實證法之外，尚有一自然法；二者是同一。在 Hegel 哲學中，出現此句名言絕非偶然的：「凡理性事物均是實在的，凡實在事物均是理性的〔註三十〕」。當然，Hegel 並不是要把所有現存事物均可認為理性的。但在他努力於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客觀倫理性與主觀心意之間建立統一性，亦即在努力把所有事物歸源於一原則、理念、客觀精神之中，他最終仍廣泛地欠缺實在性。國家絕非是先驗的「倫理理念的實在性」，而且國家法律絕非必然是理性的正當法。服從理性的正當法是自由與在己自身存在的表示。
〔３６〕不久之後出現反對運動，Karl Marx （1818-1883 年）與 Friedrich Engel（1820-1895 年）的唯物史觀。Marx 發現 Hegel 使效力形式混亂無序，因而必須「翻轉」他的辯證法：不是存在以意識（以理念）而定，而是反過來，意識以存在而定，更精確地說：由事實上的生產關係而定〔註卅一〕。作為根基的經濟基變更，則或快 [28-29] 或慢地翻轉整個巨大的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法律（道德與宗教亦同）也是屬於此理念的上層建築，它絕非具有自主性，它只不過是統治階級「作為法律的意志」，其內容則再由此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中產生。因此，法律發展與階級鬥爭同步，但所有的階級鬥爭到最後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由此開始出現「無產階級的社會」。在此社會內，國家與法律是多餘的，而自行「逐漸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