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1-08 14:24:38芝士夾心餅
司法自制的政治美德
在高等法院有關當選無效之訴的判決理由裡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話：「縱認原告關於被告自導自演三一九槍擊事件之主張屬實，亦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二、三款之當選無效要件未合。」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即使三一九槍擊案是假的，國親提起的當選無效之訴也還是不會贏。
為什麼法院會有這種見解？關鍵在於，法院認為國親所提出的種種疑點，都必須構成「在客觀上使有投票權人發生意思決定自由受壓迫強制，因而喪失自主決定權」，才符合當選無效的要件。因此，即使三一九槍擊案是假的，如果國親無法舉出客觀證據，證明選民在「主觀意志」上受到相當於強暴、脅迫這種程度的壓制或強迫，導致無法自由行使投票權，那麼一切的訴訟攻防都是惘然。
主觀的意志自由如何透過客觀的舉證來證明？這大概是國親律師團遭遇到最大的挑戰。基於選舉訴訟的「當事人進行主義」本質，如果他們無法克服這項舉證難題，敗訴是不難預見的。而且，綜觀高等法院提供的判決理由摘要，無論是選罷法第二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競選、自由行使投票權」或是第三款「有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行為」，兩款事由雖不相同，但是判決見解幾乎都落在相同的原則上：選民的投票行為到底有沒有因此受到操控，以致失去投票自由，妨礙民主政治的運作？
國親提出「公投綁大選」、「假造槍擊事件」、「地下電台和宣傳車的刻意渲染」、「國安機制」等主張，試圖證明「投票自由」確實受到影響。不過，法院在判決理由中，也依邏輯和事證資料一一駁斥了這些主張，認為選民的自由意志及判斷力並未受到影響。持平而論，心理層面的事實本來就很難證明。在一些刑事判決當中，行為人主觀構成要件的檢討，往往還是藉助客觀構成要件的該當與否來判斷。但是在選舉訴訟當中，選票不會說話，除非法院傳喚所有的選民，逐一詢問其投票意志是否受到影響。否則，「妨礙自由行使投票權」、「使投票結果發生不正確」這些要件實在無從證明。
值得探究的是，法院何以在本件訴訟中，嚴格要求主觀層面的問題必須獲得證明？或者說，法院為何將心證基礎鎖定在「投票之自由意志是否受到影響」上面？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是，這是法定要件，法官依法審判，別無選擇。但是，心證的形成，寬狹有別。我們可以感覺到法官在此使用的心證形成標準，毋寧是相當狹窄的。判決理由緊咬這一點，並未就社會影響、政治效應等更宏觀的層面來從事判斷，顯得較為淺隘。
「狹窄」、「淺隘」，一般來說，似乎不是什麼好的形容詞。不過，就政治事件的司法審判而言，反倒可能是一種充滿政治美德的讚美。美國二○○○年總統大選訴訟中，自由派的布來爾大法官（Stephen Breyer）就曾在其不同意見書中引用兩位前任大法官的話：「（本案中）我們尚未充分關注『司法權必要的自我審查』、『司法權的自制』此等議題，誠如布蘭戴斯（Brandeis）大法官曾經說過的話：『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作任何決定。』反觀今日之爭議，本院實宜留諸未決。」國親期待透過司法一舉解決政治上的種種爭端，不過，當現實的政治衝突已經上升為類似「信仰」衝突時，法院最好的作法，還是堅守依法審判原則，從嚴審查各項法定構成要件，不要越俎代庖地去作企圖心太強烈的判決。不作政治上的決定，只談法定要件的問題，或許是處理高度政治性案件的上策。
我們也可以說，高院的這項判決是一種「司法最小主義」（Judicial Minimalism）的表現。「司法最小主義」擁有不少政治美德。例如說，法院不會取代公民討論的機制，獨斷地作出「社會還沒有形成共識」的決定。法院也不會在應該留待政治機關互動，以形成憲政慣例，解決政治僵局的問題上，作出偏袒特定一方的決定。司法權本身也不會因此招致「反多數決」的攻擊，乃至喪失正當性。
美國作為「司法審查」的發軔地，已經有越來越多學者針對其「司法至上」（Judicial Supremacy）的傾向提出批評。史丹福法學院的新任院長克瑞摩（Larry Kramer）甚至於其新書中主張「民粹憲政主義」（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以人民取代法院。雖然招致不少批評，但也獲得許多法學家的肯定。其原因即在於，面對價值嚴重分裂的社會，法院如不謹慎、節制地行使自己的權力，恐怕會帶來更多的問題。美國今年總統大選造成的嚴重社會（文化）分裂，某種程度上，也是聯邦最高法院四年前的判決所造成的。
民主轉型過程當中，由於政治部門失靈，司法權經常扮演積極的角色以催生民主。不過，邁入民主鞏固階段，如果司法部門還是過於積極，有時反而將淪為政爭的工具，或是掏空「交疊共識」的形成空間，以致斲傷民主的健全發展。有些問題，例如培養民主風度（懂得如何適時地將選舉恩怨收場），是需要透過彼此互動和反省，經由長時間的累積，才能夠建立。當我們期許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的民主國家時，高院這項「狹而淺」的判決，適切地扮演了法院應有的功能，值得予以肯定。接下來，就要看政治人物的智慧了。
(本文略經刪節，刊登於中時時論廣場11/06/2004)
為什麼法院會有這種見解？關鍵在於，法院認為國親所提出的種種疑點，都必須構成「在客觀上使有投票權人發生意思決定自由受壓迫強制，因而喪失自主決定權」，才符合當選無效的要件。因此，即使三一九槍擊案是假的，如果國親無法舉出客觀證據，證明選民在「主觀意志」上受到相當於強暴、脅迫這種程度的壓制或強迫，導致無法自由行使投票權，那麼一切的訴訟攻防都是惘然。
主觀的意志自由如何透過客觀的舉證來證明？這大概是國親律師團遭遇到最大的挑戰。基於選舉訴訟的「當事人進行主義」本質，如果他們無法克服這項舉證難題，敗訴是不難預見的。而且，綜觀高等法院提供的判決理由摘要，無論是選罷法第二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競選、自由行使投票權」或是第三款「有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行為」，兩款事由雖不相同，但是判決見解幾乎都落在相同的原則上：選民的投票行為到底有沒有因此受到操控，以致失去投票自由，妨礙民主政治的運作？
國親提出「公投綁大選」、「假造槍擊事件」、「地下電台和宣傳車的刻意渲染」、「國安機制」等主張，試圖證明「投票自由」確實受到影響。不過，法院在判決理由中，也依邏輯和事證資料一一駁斥了這些主張，認為選民的自由意志及判斷力並未受到影響。持平而論，心理層面的事實本來就很難證明。在一些刑事判決當中，行為人主觀構成要件的檢討，往往還是藉助客觀構成要件的該當與否來判斷。但是在選舉訴訟當中，選票不會說話，除非法院傳喚所有的選民，逐一詢問其投票意志是否受到影響。否則，「妨礙自由行使投票權」、「使投票結果發生不正確」這些要件實在無從證明。
值得探究的是，法院何以在本件訴訟中，嚴格要求主觀層面的問題必須獲得證明？或者說，法院為何將心證基礎鎖定在「投票之自由意志是否受到影響」上面？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是，這是法定要件，法官依法審判，別無選擇。但是，心證的形成，寬狹有別。我們可以感覺到法官在此使用的心證形成標準，毋寧是相當狹窄的。判決理由緊咬這一點，並未就社會影響、政治效應等更宏觀的層面來從事判斷，顯得較為淺隘。
「狹窄」、「淺隘」，一般來說，似乎不是什麼好的形容詞。不過，就政治事件的司法審判而言，反倒可能是一種充滿政治美德的讚美。美國二○○○年總統大選訴訟中，自由派的布來爾大法官（Stephen Breyer）就曾在其不同意見書中引用兩位前任大法官的話：「（本案中）我們尚未充分關注『司法權必要的自我審查』、『司法權的自制』此等議題，誠如布蘭戴斯（Brandeis）大法官曾經說過的話：『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作任何決定。』反觀今日之爭議，本院實宜留諸未決。」國親期待透過司法一舉解決政治上的種種爭端，不過，當現實的政治衝突已經上升為類似「信仰」衝突時，法院最好的作法，還是堅守依法審判原則，從嚴審查各項法定構成要件，不要越俎代庖地去作企圖心太強烈的判決。不作政治上的決定，只談法定要件的問題，或許是處理高度政治性案件的上策。
我們也可以說，高院的這項判決是一種「司法最小主義」（Judicial Minimalism）的表現。「司法最小主義」擁有不少政治美德。例如說，法院不會取代公民討論的機制，獨斷地作出「社會還沒有形成共識」的決定。法院也不會在應該留待政治機關互動，以形成憲政慣例，解決政治僵局的問題上，作出偏袒特定一方的決定。司法權本身也不會因此招致「反多數決」的攻擊，乃至喪失正當性。
美國作為「司法審查」的發軔地，已經有越來越多學者針對其「司法至上」（Judicial Supremacy）的傾向提出批評。史丹福法學院的新任院長克瑞摩（Larry Kramer）甚至於其新書中主張「民粹憲政主義」（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以人民取代法院。雖然招致不少批評，但也獲得許多法學家的肯定。其原因即在於，面對價值嚴重分裂的社會，法院如不謹慎、節制地行使自己的權力，恐怕會帶來更多的問題。美國今年總統大選造成的嚴重社會（文化）分裂，某種程度上，也是聯邦最高法院四年前的判決所造成的。
民主轉型過程當中，由於政治部門失靈，司法權經常扮演積極的角色以催生民主。不過，邁入民主鞏固階段，如果司法部門還是過於積極，有時反而將淪為政爭的工具，或是掏空「交疊共識」的形成空間，以致斲傷民主的健全發展。有些問題，例如培養民主風度（懂得如何適時地將選舉恩怨收場），是需要透過彼此互動和反省，經由長時間的累積，才能夠建立。當我們期許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的民主國家時，高院這項「狹而淺」的判決，適切地扮演了法院應有的功能，值得予以肯定。接下來，就要看政治人物的智慧了。
(本文略經刪節，刊登於中時時論廣場11/06/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