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今年8月22日，是一代偉人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
　　鄧小平在全國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鄧小平把畢生心血和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爲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爲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立下了永載史冊的功勳。
　　從本期起，我們將特別推出"紀念鄧小平誕辰百年"系列報道，與廣大讀者一起，共同緬懷這位世紀偉人的豐功偉績。

　　在20世紀末的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是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這一事件的奠基人就是鄧小平同志，他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不僅爲香港問題的談判解開了死結，也爲中國最終完成統一大業打開了一條通道。他的這一歷史功績被中國人民銘記在心，他的政治家的遠見、睿智和魄力，也贏得了他的英國談判對手的尊重。
　　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之際，記者採訪了兩位元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親歷者———當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的高級顧問鮑威爾和前英國駐中國大使理查德·伊文思。
　　鮑威爾勳爵1981年前後進入唐甯街，成爲瑪格麗特·柴契爾首相的私人秘書和外交及國防事務顧問，1982年和1984年曾兩次隨柴契爾夫人訪華。然後繼續任約翰·梅傑首相的私人秘書和外交及國防事務顧問，直到1991年離任。
　　理查德·伊文思爵士1962至1964年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工作，1983年至1988年任英國駐華大使、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英方團長。
　　“兩位政治強人的較量”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會談。這是中英在香港問題上的第一次最高級會談。兩位政治家在香港主權問題上針鋒相對。鮑威爾勳爵在他的辦公室裏對記者說，這是兩位元政治強人的較量。那次會談之後，柴契爾夫人走出大會堂時跌了一跤，鮑威爾雖然已記不清細節，但他清楚地記得柴契爾夫人的壓力非常大。
　　鮑威爾說，柴契爾夫人1979年當上首相時，香港前途問題就清楚地呈現出來。英國需要把香港前途確定下來，所以她決定前往中國與中國政府就香港問題舉行會談。
　　鮑威爾說，柴契爾夫人去北京時帶了兩個主要建議：一是希望1997年把香港主權溫和地歸還中國，但繼續由英國管理香港。用柴契爾夫人的話說，就是“以香港島的主權，交換英國未來對於整個香港地區，包括九龍和新界的治權”。第二，不要有軍隊進入香港。顯然，英方的錯誤立場與中國的立場相去甚遠，中國政府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頭上的不平等條約，香港主權歷來屬於中國。
　　鮑威爾說，那是他們第一次見到鄧小平，但他的思想和談話已使他們感覺到一種巨大的權威力量。在主權問題上，他的立場很強硬，觀點非常明確，說主權問題不容談判。對柴契爾夫人的“主權換治權”之說，“鄧小平不爲所動，並一度表示，現在就能隨時拿下香港”。但對香港的前途，鄧小平贊成保持繁榮和穩定，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一國兩制”。就是說，在中國一個國家內，可以有兩種制度。香港1997年以後可以繼續保持原有制度不變。
　　鮑威爾說，那次會談，兩國立場的差別是如此之大，幾乎沒有調和的餘地。雙方達成的惟一共識是，希望維持香港安定繁榮，因此同意開始談判。但怎麽談，幾乎是一個死結。
　　鮑威爾說，“一國兩制”構想爲香港問題的解決找到了一條非常有效和可行的出路。柴契爾夫人當時還不接受中國的立場，但意識到“一國兩制”是一個非常好的概念，被她形容爲“天才的傑作”。
　　鄧小平制定談判的基本策略
　　中國對香港問題的立場從一開始就是明確的。但是英國一直不肯在“主權”和“治權”問題上放棄自己的立場。鮑威爾和伊文思都形容，接下來的兩年談判是具體的和“非常艱難的”，談判的內容包括了香港的立法、金融管理、國際地位、保留國際組織成員（如WTO等），還有如何保持經濟體制能夠繼續等很多方面。
　　而當時英國國內的背景，鮑威爾說，對香港問題的爭論集中在三個方面：一、要求政府恢復香港人民的信心，衰退不要再繼續下去；二、英國1982年打贏了6000英里以外的馬島戰爭後，不少人認爲，同樣不應放棄香港，也應同樣採取戰爭的方式；三、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時間不長，英國公衆對中國很不瞭解，認爲如果把香港移交給中國，經濟會發生大的動蕩，香港也會受到中國意識形態的影響等等。
　　實際上，談判進行了近一年，仍沒有大的進展。在第二階段會談開始前，鄧小平已經制定好了談判的基本策略：一、談判開始後，先不談主權問題，而先談1997年以後如何管治香港問題，1997年以後的管治問題解決了，主權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二、談判日期要設限，以1984年9月爲最後期限，不能任由英國人無限期地拖下去。要讓英方知道，屆時如仍未談成，中國將單方面宣佈收回香港。
　　“兩個主權國家可以向對方做出的最莊重的保證”
　　在此壓力下，柴契爾夫人于1983年11月委任英國駐華大使時表示放棄對香
　　港的治權，但她承認“覺得沮喪極了”。
　　在此前後，她不得不先後請教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當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並決定派外交大臣傑弗裏·豪去中國，解決談判中的難題。
　　1984年4月和7月，傑弗裏·豪兩次訪華。伊文思1983年底剛接任英國駐華大使和中英談判英方團長。伊文思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兩次談判結束後，豪都受到了鄧小平的接見，每次1個多小時。當時會談的難點有駐軍問題、香港居民國籍問題、選舉問題等。鄧小平闡述他的觀點，相當明確，在駐軍等原則問題上毫不退讓。
　　伊文思說，他當時就坐在鄧小平的對面，能清楚地看到鄧小平的每個動作。“當時英國對中國的最大問題是不信任，柴契爾夫人想盡一切辦法要中國做出承諾。從觀點上，我當然是站在英國一邊，但是鄧小平的遠見、自信與堅定，把每一個問題都闡述得非常清楚、透徹，令我們不得不信任他”。鄧小平告訴豪，中國政府宣佈1997年以後要保持香港現行的制度不變，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講的，而是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中國現在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要在20年內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達到這個目標後，中國還有一個雄心大志，那就是達到或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前後一算起碼需要50年時間。只要知道了中國的這個想法，就會相信中國50年不變的承諾是完全可靠的。鄧小平不是以個人的名義做出保證，而是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未來在擔保。他開出的是世界上最有信譽的“保險單”。
　　1984年4月會談之後，豪在香港發表了一項聲明，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宣佈英國放棄對香港主權和治權的要求。9月，豪在英國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當記者問到中國領導人向豪做出的保證有多大可靠性時，豪答道：“這是兩個主權國家可以向對方做出的最莊重的保證。”
　　一個對英中兩國都有好處的結果
　　1984年9月26日，伊文思與當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周南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草簽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2月，柴契爾夫人二度訪華，與中國政府正式簽署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分別由兩國立法機構批准後，以法律形式確定爲一切有關香港回歸工作的基礎。
　　伊文思說，《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體現了“一國兩制”這個富有想像力的構想，並且證明和平談判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最好辦法。
　　鮑威爾說，這是一個對香港人民、對英中兩國都有好處的結果。兩個強有力的政治人物，從兩個完全不同的立場到最終達成了一個很好的決議，是很明智的事情。我形容它是非常成功的操作，非常成功的外交談判和外交模式。而鄧小平提出的新概念“一國兩制”，對這個結果起了關鍵作用。
　　柴契爾夫人約鄧小平1997年在香港見面
　　1984年12月，鄧小平與柴契爾夫人第二次在北京會談。鮑威爾說，那次會談的氣氛顯然輕鬆多了，他們就廣泛的國際問題交換了意見。會談中，柴契爾夫人約鄧小平1997年在香港見面。“1997年香港回歸時，柴契爾夫人如約去了香港”，鮑威爾說，“非常遺憾的是鄧小平已經不在了。”
　　跟隨柴契爾夫人約10年的鮑威爾強調，柴契爾夫人非常敬重鄧小平。他說，柴契爾夫人與鄧小平沒有多少私人交往的機會，他們只見過兩次面，而且每次都是討論嚴肅的問題。在香港問題上，柴契爾夫人被迫做了重大讓步，但香港能在“一國兩制”構想下順利回歸並保持繁榮，也使英國人感到榮耀。鄧小平爲中國統一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如果說，1982年英國人對中國關於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承諾還持有懷疑的話”，鮑威爾說，“今天英國人已經看到它在香港實踐的成功，並且相信，它也能成功地運用到對臺灣的和平統一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