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被問過︰「鼓勵學生讀課外書難不難？」我的答案是︰「只要無私奉獻，一點也不難。」我自己的親身經驗是︰課外書比教科書有趣，只有突破教科書的框框，學生才有可能發現讀書的意義，學問的真諦。我受益於課外書甚多，不過整個中學階段都唸得不愉快，以我最感興趣的語文和歷史科為例，只消一個下午便可全本讀完一遍的教科書，老師都用一個學年來教，有時遇到照本宣科的老師，簡直是在浪費生命，這樣子的學習，又有甚麼意思？在這樣陳舊的方式之下，年輕人的文史知識又怎會學得好呢？

我自問是填鴨教育的受害者，後來教書即時時告誡自己，盡量要教新知識，盡量要講其他老師不會講，而同學又應該知的東西，盡可能讓學生喜歡讀課外書。前兩個自我要求，體現在備課內容及上課方式上，最後一個自我要求，則體現於幾年來有計劃地買書、送書予學生，在課堂上多介紹新書，每教一篇新課文，必買一些相關書刊供學生借閱。

這樣子教書，其實很傻，不過，除了我的荷包有些損失，基本上這樣做可以帶來很多好處。我喜歡跟學生談書，教完一課〈再別康橋〉，我們可以在放學後討論鄭愁予、洛夫與余光中的詩集，讓他們了解新詩發展到現在的狀況；講〈以晝為喻〉那個星期，我們的課餘話題是蔣勳那本《寫給大家的中國美術史》，以及余光中譯的《梵谷傳》。我覺得這樣做是一種責任，我不想自己的學生在長大之後抱怨說︰沒有人指導我們讀課外書。我希望他們至少記得，這一年的語文老師，曾經用了很多心思在課外閱讀這個其他老師不一定會鼓勵的環節上。

我當班主任的時候，自資買了一批書放在課室，由同學管理借還事宜，那些書包括沈從文、梁實秋等課本未必提及的文學名家，也有余秋雨、王安憶、西西、陶傑等當代作者，當然亦有赤川次郎、吳淡如、張曼娟等可讀但未在港澳流行的好書。我總愛問同學喜歡看甚麼書，看見別人在看好書，自己其實很快樂。

離開教職時，我把放在學校的書都送給學生做紀念，還把一直視為寶貝的、白先勇一九六七年在文星出的《謫仙記》贈予一位熱愛寫作的同學。如果有人問我教書那幾年做過些甚麼？我想我一定會答︰我是一個努力讓學生閱讀課外書的人。但有多少人會這樣做呢？你明白我這樣做的寂寞嗎？

(文章在報紙刊出時,有幾處錯誤,這是修改好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