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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1 14:00:50詹翔霖副教授0955268997

辨識受苦者的同理心-CO志工教材-詹翔霖副教授

 辨識受苦者的同理心-CO志工教材-詹翔霖副教授

 

「讓那女孩活過聖誕節」新聞為何比「偏鄉醫院恐倒閉」賺人熱淚?專家揭密是因為這個效應作者/史帝芬.馬汀, 約瑟夫.馬克斯時報出版

 

同理心驅使我們幫助在聚光燈下的柔弱傳訊者,但他們未必是最窮困的人。事實上,對於可辨識受苦者的同理心,反而可能使我們做出不道德的決定。

 

讀完這篇文章,你可以學到:

 

同情和罪惡感是強大的動力,因此人經常會設法避免傷害陌生人。

人通常覺得自己應該幫助一位明顯、可辨識的受害者,而不是一群抽象的團體,因為忽略眾多統計學上的生命,比忽視一位特定受害者容易。

專家建議,如果想要讓民眾正視會危害到群體的事件,使某位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受苦,更容易讓民眾感到事情的嚴重性。

 

向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是一股強大的動力。這種自發的情緒反應,和書中描述的其他各種傳訊者效應一樣,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形成,而且不光人類會這樣,就連動物也是。老鼠會幫助籠內的老鼠脫困,而且經常是先幫助完後,才去吃研究人員刻意擺的巧克力脆片(老鼠愛吃的食物)。由於援助的老鼠選擇先幫助別的老鼠後才去吃美味的點心,而且在受困的同伴被放出來後,也讓牠們享用餅乾,可見助人的動機顯然是利他的。

 

即使沒有被明白要求幫忙,還是會伸出援手。在一項倫敦大學學院的莫莉.克羅克特(Molly Crockett)等人的實驗中,幾組參加者被接上電擊機器,然後被要求做出一系列選擇,參加者可以選擇多次遭受電擊以多賺點錢,或者少接受幾次電擊但是少賺點錢,不過這項實驗有個詭計。雖然參加者總是拿得到錢,但電擊有時是針對他們,有時是針對(匿名的)夥伴,換言之,讓夥伴挨電擊可以換來自己的好處,結果很少人這麼做。如果拿了錢會讓別人痛苦,大部分的參加者寧可少拿一點錢。同情和罪惡感是強大的動力,因此人經常會設法避免傷害陌生人,而這也是為何看似脆弱且身分地位不高的傳訊者,依然有辦法讓大家聽他的話。

 

事實上,喚起大家關注弱者的需求會極具說服力,一份名為「不光是為我」的研究中發現,讓醫療團隊明白他們的行動對病弱者可能的影響,相較於使他們關注自身利益,更能說服他們遵守感染控制的措施。醫院的給皂器上方有個牌子寫著:「手部衛生預防感染疾病」,這幾乎無法說服醫療人員在檢查病人之前清潔雙手,但是把關注導向病人:「手部衛生能防止病人感染疾病」,結果診間的肥皂和乾洗手的使用量增加45%。

 

救世軍(Salvation Army)的紅水壺運動(Red Kettle Campaign),是美國極知名也是最大規模的街頭募款活動,此活動說明用簡單的話語激發個人責任感,能影響我們對柔弱傳訊者的反應。在聖誕節前幾個禮拜,神情快活的志工身穿鮮豔的大紅圍裙和聖誕老人帽,搖著鈴鐺請路人捐款,把錢拿去購買食物、玩具和衣服給眾多貧困的人。三不五時會有路人捐獻,但有趣的在於募得的金額,會因為志工單純只是搖鈴鐺,還是用某種方式接近上街購物的人而有所不同。在購物者進出店家之際搖鈴鐺,平均每三分鐘會招來一筆捐款,但如果多說一句「聖誕快樂,請捐款」,就會使捐款人數增加55%,總捐款金額增加69%。一句簡單的提示,讓路人處在進退兩難的局面,證明無比有用。

 

人通常覺得自己應該幫助一位像「舞男」這種明顯、可辨識的受害者,而不是一群抽象的團體。一群人沒有名字,但一個人就是獨立個體,於是我們不太容易同情一群受害者,卻比較容易同情個人。蘇維埃的獨裁者史達林(Joseph Stalin)有句名言:「死一位俄羅斯士兵是悲劇。死一百萬人是統計數字。」

 

我們對新聞報導的反應,正說明這點。人類的苦難故事往往激不起太多火花,但聚焦在個人故事上就能引起較大反應,舉例來說,西方媒體對沙烏地阿拉伯的報導往往非常嚴苛,特別是該國軍方介入葉門,數千人在沙烏地的空襲中喪生;然而引起更大憤怒的,卻是沙烏地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謀殺一事,而且影響西方世界對這個國家的觀感最深。卡舒吉的案子是典型「可辨識的受害者效應」,也就是震撼人心的單一悲劇事件,但如果沒有清楚可辨識的核心人物,一般人對於涉及多位傳訊者的事件,卻是相對冷漠。

 

我們可以主張,在這愈來愈分裂的世界中,鼓勵大家對彼此有點同情心是有益社會的。但是耶魯大學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Paul Bloom)說,仰賴大家的同理心的問題在於,同理心不懂科學。人不太容易認同一個「統計學上」的受害者,或者就如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1968年所說:

 

個人的生命和統計學上的生命是有區別的。一位棕髮的六歲女孩需要幾千美元開刀,好讓生命延續到聖誕節,為了救她,郵局被淹沒在五分一毛的硬幣中。另一方面,據可靠來源報導,沒有銷售稅收的話,麻薩諸塞州的醫院將逐漸老朽,結果導致可預防的死亡案例幾乎難以覺察地提高了,這時沒有多少人會掉一滴眼淚,或者伸手去拿支票本。

 

許多時候很難、甚至不可能分辨誰比較弱勢,因為這些人往往淹沒在廣大群眾中。因此同理心驅使我們幫助在聚光燈下的柔弱傳訊者,但他們未必是最窮困的人。事實上,對於可辨識受苦者的同理心,反而可能使我們做出不道德的決定,例如選擇幫助某位正在受苦的特定孩子,而不是八位不知其姓名的受苦孩童,或者醫療專業人士由於和某特定病人有較密切的接觸,可能會讓那個人在等待治療的名單上插隊,提前到一群不知名但等待時間更久的病人之前。

 

忽略眾多統計學上的生命,比忽視一位特定受害者容易,因此有些人擔心,國家領導人可能無法正確思考發動戰爭會使人類付出多大的成本。基於為數眾多的人民是個抽象概念,因此美國總統會擔心核武攻擊可能讓某位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受苦,但卻可以心安理得對敵國發射相當於一座兵工廠的核武。已故的哈佛法學教授羅伯特.費雪(Robert Fisher)針對這方面的擔憂,建議以一種具爭議性的方式,來改變發動核子攻擊的通用協定。費雪提議,無論總統到哪裡,必須要有一位年輕人隨行在側,姑且假設這位年輕人叫羅伯特,二十歲,長得很高,有一頭烏黑的鬈髮。羅伯特負責拎一只公事包,裡面放的不是啟動核彈的密碼,而是一把大菜刀。核彈的啟動密碼在一個小小的膠囊中,植入羅伯特的胸膛,接近他心臟的位置。萬一總統要下令發射核彈,他首先需要親手從羅伯特的公事包拿出菜刀,在他胸膛砍一刀,取出裡面裝了核武密碼的那個血淋淋膠囊。

 

換言之,在領導者發動攻擊殺死數十萬不知名的受害者之前,必須先實實在在、掏心掏肺殺死一位有名有姓的受害者。當提出這個想法的費雪聯繫五角大廈時,他表示受到不同程度的驚訝。其中一位高階官員的反應是:「天哪,太恐怖了,必須殺人這件事會扭曲總統的決策,他可能永遠不會按下按鈕。」

 

 

 

辨識受苦者的同理心-CO志工教材-詹翔霖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