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才德的驕傲」（meritocratic hubris）-生命價值與人生成本-K2學程-詹翔霖副教授

當不同立場的人再也無法溝通，只能不斷撕裂；

　　當「成功者」與「失敗者」衡量價值的方式失去交集；

　　當人民愈來愈不相信政府，更無法信任觀點相異的人……

這是混亂世局中，是每個人都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唯有體認到不論我們有多努力，成功都不是全靠自己或只需要自己就能造就的。社會看中我們的才能是我們好運，不是必然的，清楚知道是命運的偶然性成就了自已，就可以讓我們保有心懷謙卑的謝天態度，而這份謙卑是個起點，憑著才能和努力在才德體制中獲勝者，往往也是多少托他人之福，若，愈覺得一切成功都是個人成就，人生就愈難學會感激和謙卑，而少了感激和謙卑，就愈難以追求天下為公的精神。

桑德爾認為，是我們看待「成功」的方式，讓社會陷入了前所未見的困境！

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牛津大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巴黎索邦大學客座教授。1980年起在哈佛大學任教，2002至2005年擔任美國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委員。以《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一書奠定其學術地位，其後陸續出版《訂製完美》《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正義》《錢買不到的東西》《成功的反思》等，著作譯為27種語言，並獲得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美國政治學會特別成就獎。

　桑德爾的「正義」課程互動式教學創下哈佛375年的紀錄，累積修課人數超過1.5萬。哈佛大學將其製作成電視與網路公開課程（www.JusticeHarvard.org），線上點閱率締造了傳奇紀錄。他亦將課程撰寫成《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一書，得到熱烈迴響

向上流動說，如今我們看待成功的態度就和清教徒對救贖的看法一樣，不是出於機運或恩典，而是我們自己努力拚搏得來的報償。這是才德觀的中心思想。它高舉自由（憑藉努力掌握自身命運的能力）與應得：若我手上擁有大量世間事物（所得、財富、權勢與地位）都是自己掙來的，那我必然配得它們。成功是才德的象徵，富裕是我應得的回報。這種思想非常振奮人心。它鼓勵人視自己為命運的主人，而非受役於不受他們掌控的力量。但這種思想也有黑暗面。我們愈認為人是自為自足的，就愈不可能在乎比我們不幸的人。既然成功是我個人的本事，那失敗必然是輸家自己的錯。這種思想腐蝕了休戚與共感。太過強調命運操之在己導致我們很難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過去四十年來，才德配位思想在民主社會的公共生活裡愈來愈根深柢固。即使不平等急遽惡化，大眾文化仍然不斷宣揚命運操之在己和人人得其所當得的想法，感覺就像全球化的贏家需要說服自己和眾人，社會上層者本來就該爬到上層，下層者本來就該淪落下層似的。如果沒有，那也是沒能去除障礙，讓機會平等的緣故。主流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黨近幾十年來的主要分歧，也都環繞在如何定義及實現機會平等，好讓人人全憑才能與努力決定自己能爬多高。

桑德爾認為，現實中的才德制其實是虛假的幻想。在當代，教育是社會流動最重要的機制，但在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名校學生大部分都來自富有家庭，因為富有家庭可以給小孩更好的學習環境，再加上各種人脈關係，所以能否進入菁英學校是有階級偏差的，而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真正公平的機會。現實世界的機會遠遠不是公平的，而就算真的是一個完美的才德制，亦即每個人往上爬的機會是平等的，但只是鼓勵人們追求高教育作為回應全球化的方式，仍然是個人式的解方，並沒有解決結構性的困境，社會不平等的情況依然會愈趨惡劣，而且會被正當化，也因此社會團結將會遭到嚴重破壞，在這樣的制度下，成功者會認為他們的成功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與社會無關，既然成功是我自己的事，那失敗就是輸家自己的錯，這會製造出「才德的驕傲」（meritocratic hubris），對階梯下的人缺乏同理心，甚至不屑和輕蔑，因此更不會有對於共同體內同胞的相互責任。反過來，這會造成輸家對贏家的憎恨。

這是一個「贏家」與「輸家」截然劃分的年代，機會與命運，只會眷顧本就幸運的那群人，而「只要努力便能成功」成了天大的謊言。若你幸運擁有市場經濟重視的才能，便能往上爬；反之，只能跌落機會之梯。失敗者的憤怒與挫折感不斷醞釀，造成了民粹主義的崛起，人們在不同的立場之間撕裂對立，就連「贏家」也活得辛苦──這是當前世界所面臨的最大危機。

貴族世襲下「績效主義」的崛起，本書原文書名為《The Tyranny of Merit》，什麼是書中所談的meritocracy呢？Merit是指人的成績、績效、功勳等表現；一般認為它是個人能力與努力的結果。依績效敘獎、付薪酬，即是「績效主義」（meritocracy），在政治領域方面則形成「菁英政治」。績效主義對抗的傳統，正是年資至上、貴族世襲等，只看年資與個人出身的「落伍」思維。

依桑德爾的解析，績效主義有以下幾點值得反思之處。

 1.績效主義著重依績循賞。這代表因自己努力而得到較高報酬，是應得的（deserved），是一種社會爬升的動態平等概念。因此，任何一個時點所得分配的靜態不平等，績效主義者並不關注。例如，1970至2017年，美國公司CEO的平均薪水從一般員工的三十倍，成長為三百倍。顯著的倍數膨脹，與大幅趨向不均的社會所得分配，績效主義者並不認為是個問題。但是整體社會卻有不同感受，形成菁英與社會大眾之間日趨嚴重的疏離感。

2.績效主義也許趕走了貴族主義。但是後者真的比較差嗎？假設在貴族社會有十分之一的貴族，十分之九的窮人，績效主義社會的比例也一樣，有十分之一的績優者，十分之九的落後者。桑德爾問：你想出生在哪一個社會？我們也許會理所當然地回答：績效社會。但是桑德爾提醒我們：貴族社會的下籤，完全表示「運氣不好」，「那個傢伙是貴族只是因為他生在貴族世家，好命，神氣甚麼啊」！但是若在績效社會抽到下籤，表示的卻是「我的能力與努力不夠」。於是，績效主義將低薪勞工標籤化了。別人認為他們是後段班，他們也自認為是魯蛇，羞辱感、邊緣感逐漸累積成柴火，等待川普這樣的人來點燃。

績效主義對政治的衝擊

1.英美政黨板塊的改變：英國工黨與美國民主黨，傳統上皆較為親左與親勞工。但是在布萊爾、柯林頓、歐巴馬幾任總理、總統的訴求轉變下，原本親勞工的論述，漸為績效主義所取代，使得勞工階級心灰意冷。這些政治人物論調改變，多少是受八○年代雷根與柴契爾夫人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強調政府少干預，讓人人「只要有天分、夠努力，都能出頭」。同時，這兩位魅力領袖，也塑造了「純粹自由貿易的全球化」。將製造業外移到低成本國，更加惡化了本國原來已經弱勢、被標籤化的勞工地位。勞工們討厭全球化，認為全球化都是你們這一群菁英獲利，這正與他們民粹性支持川普、瑪琳．勒朋和英國脫歐是一體兩面。這種悲抑形成了民粹主義的土壤，也促使政黨板塊挪移。

2.績效主義在美國教育圈，也導致家長學生對明星大學的投資競賽。像惡補SAT、上各種才藝班、尋求競賽獎牌、甚至造假作弊，都是近年績效主義衍生的弊端。由於弱勢家庭無力負擔這些花樣，形成另一種「爸媽有錢，小孩容易上明星大學」的「菁英世襲」，這幾乎與貴族世襲相近，其流弊甚至更甚於以往的貴族主義。

　　桑德爾細細爬梳這一切的根源，述說菁英才德思想是如何創造出平等的假象，帶領讀者深度思辨──我們究竟該如何定義「成功」，打造一個讓所有人都能擁有幸福與尊嚴的社會，甚至面對疫情的挑戰？

   2020年的疫情又給了才德制新的反思。桑德爾在《紐約時報》為文指出，全球疫情讓人們重新認識所謂低技術、低薪工作者的價值。「我們開始更理解自己真正依賴的是誰，知道重要的不只是醫生和護士，而是快遞工人、雜貨店店員、倉庫工人、家庭照顧者，還有許多零工經濟工作者。我們稱呼他們為關鍵工作者，但他們卻不是得到最好報酬、獲得最多榮耀者。」這也是另一本頗具影響力的書《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他從三大層面提出擲地有聲的討論：教育的本質與目的、如何建立每一份工作的價值與尊嚴、重新反思成功的意義；並提醒我們保持謙卑、珍惜所有人的付出，積極討論能夠讓社會更公平、更正義的具體作為。

桑德爾「才德的驕傲」（meritocratic hubris）-生命價值與人生成本-K2學程-詹翔霖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