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試著從歷史與社會變遷的角度，分析探討從187年以來，二十餘年東海校園學生運動的實踐歷程，以及和外在社會環境變遷的關連。

一、東潮時期：民國76—79年（1987—1990）

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進入改革威權時期和民粹威權時期的過渡階段，「各種各類的社會運動和抗議行動在戒嚴法既廢、強人已死之下蜂起全島。」（台社，2003：7）受到外在環境劇烈變動的影響，一向封閉的大學校園也開始震動。鄧丕雲稱1986年7月到1988年6月為台灣80年代學運的突破期（鄧丕雲，1993），校園運動從原本台大一枝獨秀，變成全島性的普遍現象。各校都出現了以爭取言論免審稿權和校園民主為主題的地下刊物，並出現許多以地下社團形式運作的行動團體。這些團體大都是採取體制外的形式，以單線聯絡的方式進行成員間的聯繫，這是在當時政治環境下不得已的選擇。當時各大學校的團體主要是以反抗學校的威權管理，以及國民黨的黨國威權教育同時在摸索校園環境、社會參與…等等的議題。

這段時間內東海也出現了「東潮」等地下團體，另外校園內也發生了「約農河事件」、「新宗教中心事件」等重大的校園規劃爭議事件，但是除了透過匿名海報和噴漆抗議外，學生並沒有辦法形成有組織的力量挑戰校方的決策。由於「東潮」是此時期主要的行動團體，同時地下化、非組織性的行動是此時期學生行動的特徵，因此我將這個時期定名為「東潮時期」，這個階段中止於1990年「東潮」的成員分化，正式成立正式的社團。

二、相思林時期：民國79年--83年（1990—1994）

台灣學生運動在1986年逐漸突破校園政治禁忌後，在1989、1990年開始有了更多元的發展，一方面原有的地下社團開始正式化，甚至以正式社團名義招收成員。同時在議題上開始浮現大學改造、社會實踐與政治抗爭三大主軸。（鄧丕雲，1993：210）

在1990年3月爆發的三月學運，確立了台灣學生運動的正當性。學生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和抗議，不再被視為是洪水猛獸，而被視為是理想主義和社會改革的重要一環。在這樣的背景下，緊接著同年6月，由於梅可望以「交互贈與」方式，將東海相思林地賣給郵政總局，產生了東海校內第一宗的遊行抗議事件--「相思林事件」。

「相思林事件」對於東海學生運動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東海學生運動的象徵。1990-1994年間的東海校園運動，包括1991「綜合大樓事件」，也都是圍繞著「相思林地」為議題，並由於運動的實踐，建立了許多論述和實踐的慣例，逐漸形成了東海大學自己的學運傳統。「相思林」可以說是這個時期校園運動的主題，因此我將這個時期命名為「相思林時期」。

「相思林事件」發生時，正是台灣社會運動的顛峰期，對於學生的力量和可能性，整個社會和學校行政單位都還無法完全控制。其後台灣的社運逐漸衰退，或為國族主義收編，或是自行消散，東海的「相思林運動」經過多年的努力，雖然也將層次不斷拉高，甚至北上至教育部請願，但是最後仍舊無法取回校地。同時「綜合大樓」也在阮大年校長保證「東海不會再出現未經規劃的建築」的宣誓下動工。

三、校園民主重創時期：民國83年—88年（1994—1999）

台灣社會在1993年後由於李登輝完成對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收編整合，掌握黨政軍於一身，與反對黨相互奧援，開始進入「民粹威權」時期。這個時期國家機器揮別過去的國民黨統治機器，開始進行重新建構。透過大眾動員和本土化意識型態的「文化霸權」進行內部的統合。相對的社會運動的力量則在1990年後逐漸削弱，要不是苟延殘喘，不然就是被編成為政治運動的一環。

在國家機器的文化霸權統合工作中，「社區總體營造」論述在這時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透過美學化的修辭以及國家機器資源的大筆灌注，社區總體營造連結了本土化的意識型態，雖然激起了民眾對周遭環境的關注，但也收編了過去唯經濟發展論述下，文化/經濟、城市/農村發展失衡的不滿。

此時的台灣學運開始出現和野百合時代不同的變化，各個學校校內學運團體對「三月學運」代表的「政治議題中心」取向的學運，有很強烈的質疑，並同時在尋找政治議題之外，集結校園力量的議題和運動組織形式。1994年發生於文化大學的「文大美術系事件」，可以說一個非常具指標性的事件。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發現東海校園的學生自治體制也逐漸崩壞，1994年之後學生議會議員選舉不足額、流會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學生自治的運作也日益缺乏規範和理想。其背後的原因和台灣社運的衰退也相似，都是由於參與主體的力量不足以支撐運動。

校內外環境的變化，使得東海校園運動必須尋找新的行動方式，以集結群眾力量。當時正興盛的婦女、同志、社區運動，以及行動劇、變裝遊行的形式，對學生行動想像都造成影響，也就在這個背景下，才會有在1994年「德耀路事件」中，採取彩繪方式，對學校的空間進行美學、頑鬥主義式（vandalism，參見何方，1990：74—78）的抗議。

而在1996年的「科技大樓事件」中，學生的文宣直接摘引了「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相關文獻，並提出參與式規劃的構想，以化解理學院學生對運動的反彈。這可以看到社會環境對學生行動總戲碼的影響。

總體來看，在這段期間前一階段的學生運動（不論是學生運動或學生自治）在運動主體成長的侷限已經顯露，使得之前所爭取到的各種民主行動的空間（如：學生會、言論自由…）都出現許多問題，甚至有出現保守、倒退的現象。。但同時學生們也嘗試使用各種多樣的形式和論述，以企圖圖挽救運動的體質和爭取更多的群眾。因此我取「重創」的諧音，稱之為「校園民主重創時期」。

四、東海希望聯盟時期：民國88年—92年（1999—2003）

2000年3月，戰後長期掌控台灣國家機器的國民黨在總統大選中落敗，實現了台灣戰後政治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但是80年代末期的政治反對運動以及社會運動參與者所期待的美好民主社會卻並未到來。如同許多學者所指出的，這時期台灣社會的民主政治形式是建立起來了，但是民主社會的公眾卻未出現。一般的社會大眾除了在認同政治、民粹政治、族群政治的口號中激情地吶喊，並無力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任何具有批判性的反省思辯，形成主導社會變遷的力量。這時期的台灣政治、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依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所有關於社會現實的討論，大多被消融在藍綠政黨對立的政治結構中（台社，2003）。

90年代末期「全球化」已經變成各行各業朗朗上口的語詞。在「全球化」的力量作用下，使得高等教育的競爭變得劇烈，因此讓東海校方更急於進行校內硬體建設改進工程，使得校園空間問題的衝突，達到自1990年「相思林事件」以來最嚴重的程度，促成了2001年的「V大樓事件」。

而在行動策略上，在1999年「11停車場事件」後，學生們曾舉辦了一系列的校園公共論壇，以設法建立校園空間的「公共性」。這暗和著在民粹政治背景下，輿論和知識界對「公共性」熱切討論的氣氛。在2001年的「V大樓事件」中，除了學運社團之外，參與運動的學生，也包括了過去的沒有的「東海校園解說員社」、建築系、景觀系的同學。其後的2003年「東海保衛戰」事件中，學生還和校門口外的東大路的住戶合作，一起向台中市政府抗議。可以看得出來，如何透過更具「公共性」的方式，以進行擴大的結盟和組織，變成是這時期學生們思考運動的重點。 

五、後「東海保衛戰」時期：民國92年--（2003迄今）

「全球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除了高等教育商品化之外。由「新竹科學園區」代表的資訊技術產業的發展，促成了「中部科學園區」的興建，由此使得台中工業區和東海大學間由於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產生的衝突，上升到之前20年從未有過的層次。同時中科發展帶來的空間地景的急遽變化，也使大度山地區居民的社區運動開始萌芽。這是2003年長達一個月的「東海保衛戰」以及其後一連串校園運動的背景因素。

2003年的「東海保衛戰」，其實是長久東校園運動歷史遺產的繼承與延續，使得學生可以在短短一個月內做出那麼多的活動。但是也充分暴露出傳統建築在「共同體意識」上的校園空間運動的侷限，由此帶出和校園周邊社區聯繫以及介入台中市都市空間發展的必要性。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東海校園的學生運動，在操作想像和實踐上，都和台灣社會的變化緊密相關。我們可以將兩者間的關係以表格敘述如下：

 李杰穎，2006， 《以相思林之名-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史（1987—2005）》，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