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1.     本文研究焦點放在民國79年三月學運，到79年5月「反軍人干政」，80年5月「反政治迫害」之後，學運的群體的主體性發展為何？主體位置何在？有何出路？「這三次的運動，基本上是以學生團體率先發難，並以學生為主角，其動員的規模和幅員是社運中最龐大的，其訴求主題超出自身的利害（「反政治迫害」中爭取言論、學術自由則有利害關係），而且將矛頭指向國家機器」（P.77）

2.     必須聲明的三個前提：

（1）「群體的主體性，總是變動不居的，游離在不同的主體位置，時刻受到內部分裂和外在環境變遷的限制。對內必須維繫整合，對外必須做一區分（discerence）。整合度的高低取決於群體內部人際互動的規範和個人心理動機的取向，和外界的區分情形，則視現實環境和創造環境間的辯證發展而定。」（P.77）

（2）「不論群體或個體都有著質量的（molar）和分子的（molecular）的面向。質量的面向是涂爾幹式的研究對象，是整體的、巨大的、集體的再現，而這種再現則預設了眾多組成份子間的相似性，和質量的面向相反，分子的研究對象是組成分子間微小的模仿（imitation）、對立（opposion）和創新….模仿是流動（flow）的傳播，對立是流動的二元化，創新則是不同流動的接合，這種流動是社會的基礎，質量的領域中，再現是透過感官獲得的，而分子的領域中，更重要的是，流動所承載的是信念（believe）和慾望（desire），此種信念和慾望不是產生自個人，也不會被社會所圍堵。」（P.78）

（3）「社會學者涂漢恩認為社會運動本質上是改造社會的集體動員，它除了具有社會衝突之外，還有替代的文化模式，取代現有的社會現象和關係，而社運份子在運動後之後更應該透過回憶、對話、進行自我分析，以累積戰鬥行動的能量，但這種分析必須藉助外部的研究者，因為社運份子無法同時身兼辯護者和判決者的角色。」（P.78）學運在行動和反省兩方面的闕如---只能利用國家機器的縫隙，以社會正義的身段出現，並侷限在原有社會國家建構的想像空間---另一種可能，多重主體位置的干擾，而非奪取國家機器不必服膺法律和單一個體、父親的名字。

3.     三月學運—鏡像期的學運。

A.    透過模仿天安門學運來建立自身的認同，產生「整形」的效果。

B.    .嬰兒從影像對自己的百依百順中，以為自己是無所不能的，但其實軀體、神經都還無法配合---近似於學運領導模式無法掌握迅速膨脹的參與人員的現場情況。

C.    .鏡像或訴求能否介入改變社會是不重要的，重點在於主體藉此投入歷史，進入社會舞台。

D.    .廣場的界線，體現的是主體對於無形的大眾的畏懼，害怕被吞噬的恐懼。

4.     五月學運—邁出鏡像期，邁入混沌未明、自己/異己的界限模糊的過程，藉著攻擊、過渡物來建構主體，同時超我也在本我形構未完成前不斷介入。

A.    漫畫文宣—對比於三月學運的自我神聖化，他者絕對協惡化。漫畫文宣表現出的犬儒態度有其進步性，但也有其反動性，犬儒態度是和建構學生的主體意識型態（升學、聯考、社會服務、社會良心）的妥協，顯現了超我對自我的介入。

B.    小蜜蜂行動---透過攻擊建立主體的簽名。

C.    金屬野百合—主體在擺脫鏡像期，進入混沌的過渡狀態時，需要一個過渡物，以維持自己無所不能的想像，並彌補察覺了自己和異己的差異後所感覺到的無助。

5.     反政治迫害—退化與分裂的機轉。退化—學運份子雖然在政治上遭受到的暴力壓迫很少，但是仍然對外界的監督很敏感，任何官方的風吹草動或密告、出賣的行為都使其陷入大災難的情節中，一方面可能使主體的發展被固定化，類似佛洛姆「逃避自由」的過程。另一方面可能產生強烈的敵我，全好/全壞的分明界限，激烈的排除異己，也就是分裂的現象，產生要求完全一致的詮釋妄想。將自我神聖化，激烈的排除異己。

6.     兩個問題：如何避免妄想？如何保持主體性不斷的創新？

7.     避免妄想—拋棄主體是毫無矛盾的概念，講主體視為是一種過程，由無數主體位置形成的連線。同時也是一種不斷流動的慾望，不斷的製造慾望，不停的突變。

8.     就主體的主動性而言，「前述三次的運動都是在國家機器和權力階層出現裂縫時，才要登歷史的舞台，屬於一種屈從的、臣服的群體….學運主體應該做一個主體群體，不斷的開拓和超越自己的前景，不斷的反省內部的運作和其他團體的關係，將每一目標當作是凝聚群體的暫時性目標。」（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