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是什麼？

『這裡沒有自由意志，只有自由！』---保羅呂克爾（精神分析中的技術與非技術）

『自由在對抗不自由的壓抑中，變得具體化了！！』--阿多諾（否定辯證法）

種種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為了反對笛卡爾式的主體，所發展出來的各種主體理論，讓一些人陷入了焦慮，究竟自由是否存在呢？

在拉康的分析中笛卡爾主義下所謂的自為、自在的意識，其實不過是一連串的能指鍊，受著語言的規則所制約。然而拉康的分析並不同於索緒爾，在拉康眼中能指和所指間沒有任何必然連結，甚至是索緒爾所重視的語言體系也不能提供能指和所指間的聯繫。同時拉康又提出了能指鏈中每個能指的意義是透過「回溯」的方式而界定的，我們只能透過向未來預支一個能指的意義。

於是在存在主義眼中的偉大的精神、意識，變成是受語言規則制約，甚至是很可能根本就是語言的產物。而所謂的自我不過是透過鏡像、象徵秩序的誤認過程中所形成的錯覺。

拉康講得很清楚：「不要把自我視為以知覺/意識系統而建立起來…..而要從『誤識功能』著手」。正呂克爾對精神分析的銓釋學的定位，在拉康等人的方法論裡，研究自我和主體性的成因，不應該先去尋找各種抽象的、神秘的起源。而是先從釐清各種限制性的、錯誤的「誤識、誤讀」的機制，被壓抑或扭曲的慾望或夢想。

這次否意味著拉康等人所使用的是一種消去法？透過層層不斷的釐清、掃除，最後使我們能夠找到一個主體性的「本源」？

阿多諾的那句話令人反省再三：「自由在對抗不自由的壓抑中，變得具體化了！！」。阿多諾在否定辯證法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分析康德哲學的自由概念，最後的結論是：如果透過抽象的、形上的方式去分析自由的概念。則無論怎樣，都很難不陷入某種二律背反中。自由只有在透過對讓人不自由的事物的分析、對抗中，這個概念才有可能被具體化的掌握。

追求意識的自明性的胡賽爾，到了晚年也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相對於意識，生活世界是個既存的、先於每個人而存在，本身就蘊含著豐富意義的世界。看起來這個生活世界和涂爾幹筆下的「社會」、索緒爾的「語言結構」沒有多大差別。然而這也暗示著當我們在思考自由、主體性的過程中，思考的起點，應不是先從一個神秘的「阿基米德點」開始，反而要在充滿重重限制、誤認機制的現實的分析開始做起。

所以自由不是靜態的，而是在反抗「不自由」的動態、辯證過程中存在著。避開了那個辯證的過程，則所有的關於自由、主體性的概念都變成一堆無意義的冥思。

自由不是一樣事物，不是某個放在某處等著我們去尋找的東西。不論我們從外在的環境，和內在的心靈都找不到自由這個東西。自由只存在於對「不自由」的不斷反抗過程中，存在於對於「自由」不斷找尋的過程中。正如呂克爾所說的：「這裡沒有自由意志，只有自由！」

二、語言與社會

『社會依著類似語言一樣規則的在運作，但是社會不是語言。』--Stuart Hall

從60年代哲學和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以來，語言學關於符號和意義的分析，儼然成為分析社會運作的一項利器。甚至連人的意識運作和無意識，在拉康的筆下都成了「他人的言語」，受著語言規則控制。

排除掉關於文學、電影等非常明顯的語言文字構造物不談，我們可以看出符號學分析和社會分析的關連性。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的區分，其實頗類似於社會學中念茲在茲的「社會」與「個人」的關係。過每個人的行動，整個社會不斷被生產和再生產出來，但是沒有人能夠在行動中表達出整個社會。從這個角度看來，由符號學的分析來觀察社會運作，確實是可能的。

雖然在每個社會生活的空間中，各種的社會實踐、物質設施、制度遵循著某種語言學的規則，而在社會生活中產生一定的意義。但是這些社會實踐、物質設施、制度卻不能被化約為語言。當我們把社會化約為語言，語言化為能指和所指，能指和所指間的關係又是任意性的，因此社會就變成每個人可以任意取消、玩弄的符號集結。這種最後導向極端唯心論的推演，不會帶給我們任何往前進一步的動力。

在當代的社會、政治鬥爭中，意義的建立與搶奪，一直是個重要的主題。然而那絕非意味著，所有的衝突、運動都只發生在語言、符號的層次。「原住民正名運動」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在不同的名稱使用中，顯現了不同的社會實踐、資源分配。而且透過爭取自我命名的過程中，可以集結、組織群眾的力量，建立原住民自我的主體性。若以為只要名字改變了，社會的不公平就會消失，那無意於癡人說夢！

社會透過一連串的神話而運作，但是改變神話的努力，可不是在字面上把神話取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