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名稱：從文化認同到區域治理—921災後重建工作對「社區總體營造」論述的挑戰
作者：黃麗玲
出處：城市與設計學報，第九/十期，1999年9月


九二一地震為台灣社會帶來嚴重的破壞，在地震發生之後隨之進行的一系列重建工作，也為台灣的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奇妙的是對這場台灣社會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場天然災害，據我個人所知，除了少數建築、工程學者之外，罕有學者對於整個災難、救災過程、重建工作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和紀錄。即使是連關於和地震相關的「文本」、「文化現象」的分析，也是寥寥可數。相較於這場災難的嚴重性，以及其後對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對這個巨大歷史與社會事件的相關調查及反思的貧乏，或許是個更值得思考的課題。究竟是因為四年的時間太短，還不足以產生出深刻的研究成果。亦或是台灣學界的內在結構使然，有待未來有心的學者進行研究。

然而在九二一災後重建工作中，過去十年台灣從政府到民間大力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某個程度上來說，九二一重建工作可以說是對過去十年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總驗收，我們可以從其中可以看出過去十年台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成果以及侷限。這對於關心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發展的人而言，是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據筆者個人所知，黃麗玲這篇發表於1999年12月，題為『從文化認同到區域治理—921災後重建工作對「社區總體營造」論述的挑戰』的論文，可能是最早一篇對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在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必須面對的課題等進行有系統的的研究的作品。有趣的是黃麗玲先前在台大城鄉所的碩士論文，據說也是台灣第一篇針對社區總體營造運動進行研究的碩士論文。我個人以為，這樣的巧合並非偶然，這表示了黃麗玲個人其實是一位對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進行長期關心的研究者，而這篇『從文化認同到區域治理』更是展現了她個人對於九二一地震後，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將何去何從的一個關心。

十年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檢討

黃麗玲在此文中首先對過去十年台灣從政府到民間大力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成果，提出她個人的意見。她先反省了自己過去在其碩士論文中，從「建立新國家」的角度去觀察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不足。她認為在這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已逐漸跳出『國家Vs民間』的對立中，而接上了全球化的政治議程。這裡面顯現了台灣的社區、農村透過追求另類的發展願景，建立故鄉認同的方式對抗現代國家單一、唯經濟的發展方向。同時在運動過程中也逐漸的（屢仆屢起的..）的建立起一種新的、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公共性主體。並以一種靈活的、去中心化的方式，抵抗以國家和資本主導的全球化過程中單一的發展願景。並在和許多不同的社區、不同的主體的交會、對話過程中，不斷擴大自己思考和行動的深度。

黃麗玲並非對台灣社區抱著天真的樂觀主義，她承認在台灣社區運動中，也存在著某些保守的、排他的自利性運動，然而這種反動式的社區運動往往沒有辦法得到太多社會的共鳴。她認為這或許是前一階段台灣的社會運動所強調的社會性目標和公共價值為今日台灣社會留下的遺產。

從社區營造到家園再造

而在九二一地震的救災和重建過程中，「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充分展現了其在過去十年中所累積的實力。據黃麗玲的觀察，這可以從社區總體營造對官方重建工作方針的影響，以及各地民間文史工作團體、社區團體在重建/救災過程中展現的動員力等等事項中看得出來。尤其在原住民居住地區，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結合九二一重建工作，更展現了部落發展的新契機。同時「社區」也成了許多受災地區對重建工作和願景的重要想像。

然而九二一地震的重建工作卻也為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帶來了新的挑戰，首先是過去傾向於本土文化復興，帶著某種淡淡的鄉愁式的基調社區運動，面對具體、全面、實質的重建工作，其原有的文化想像略顯得貧乏。各種對地震遺跡的紀念論述，大多還侷限在「眼見為憑」、「受災最嚴重」等傳統、表面的想像中，而未能開創出更深度、具有反思性的紀念論述。

同時全面性的災後重建工作，也對以往各據一方、各據專長的社區工作者，形成了新的挑戰。災區需要的是建築、文化、生活、社會福利各方面工作的整合，而非對單一、特定的層面的推展，過去台灣學院中建築、空間教育體系在知識生產上的不足，在災區重建的過程中被充分顯現，同時也突顯了建立各專業領域團隊相互整合的機制的必要。

同時社區總體營造所一直強調的「草根民主」取向，面對災區民眾迫切、巨大的重建壓力，空泛的「救助災民」目標，必須轉向更具體的「賦權」（empowerment）階段，否則難以抵擋民粹政治的誘惑。

總之九二一災區重建是一項全面性的，涉及實質空間的營造的各個層面的工作。以往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操作，往往多偏向文化認同為活動的主軸，如何面對災區重建的「區域治理」的課題，不僅考驗著參與者的智慧，也是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走入下一個世紀的重要課題。這裡面涉及了地方不同多元主體的長遠利益的整合，也涉及到和地方上傳統的政治派系、政商網絡如何對待、互動的問題。社區工作者從原本權力的挑戰者，如何逐步成為權力的操作者，如何真實而妥當的「面對權力」，黃麗玲認為這正是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在下一歷史階段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須待歷史驗證的假設

黃麗玲這篇論文發表於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半年，主要的參考資料是當時災區各社區發行的刊物及相關報導，還有她個人參與重建工作的一些經驗。這篇論文嘗試著以整體、鳥瞰的視角，替九二一之後的台灣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提出可能的方向。在九二一地震發生初期，一片兵荒馬亂之際，作者還能做出這樣整體而全面的觀察和總結，實屬難能可貴。但是在地震發生四年過後，官方準備宣布重建工作結束的時刻，我們其實更想知道的是：作者在文中所做出的各項分析以及重建課題，在這四年中究竟是如何被處理？被面對？如果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工作真是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在走入下一階段的重要關鍵，那麼在經過四年的實踐後，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究竟是往前進了？還是往後退了呢？這個問題當然不是黃麗玲在這篇論文中所能回答我們的，而需要後來的研究予以回應。

另一方面由於這篇論文採取一個較整體、鳥瞰式的角度進行分析，相對的也較缺乏關於直接在現場從事重建工作的情境的描述。以黃麗玲所關心的傳統社區總體營造工作者，如何在參與九二一地震重建工作，逐步學習「區域治理」，學習「面對權力」為例。這絕非一個在「文化認同」和「區域治理」間二者擇一的選擇題，而是一個在社區營造工作者的舊慣習（habitus）和新的挑戰之間，在個人的理想和現實的政治、社會網絡之間來回折衝的過程。不論最後的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我們都需要一個對整個過程具體而細緻的描述，而非只是空泛的臆測，或者以事後成敗來論英雄。

總之黃麗玲這篇寫於九二一地震重建工作初期的論文，為整個九二一災後重建工作的研究，作了個很好的起頭。而更深一層的研究，就有待後來有心的學者接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