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28 00:15:35解影
第十章第一節-高等教育政策與校園空間問題
國家對教育資源的低度投入
綜觀台灣戰後高等教育政策的嬗變，在1980年代以前明顯的國家對高教發展的影響，遠大過市場直接的壓力。但必須注意到的是，國家對高教政策的引導，乃是基於經濟發展建設的人力需求，這可見於成長時期專科院校數量的急遽暴增。但同時國家對於高等教育的資源投入又是嚴重不足的，必須仰賴大量的私立院校，來提供社會發展所需的高等勞動力。
根據黃敏禎的研究，以公共教育經費所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與總投資額來說，60年代有78％的國家比台灣還高。70年代有六成的國家超越台灣，即使到了80年代還是落後在58％的國家之後。而如果從教師與學生的比例來看，台灣不但遠遠落後於已開發國家，還遠低於其他開發中國家，在162個國家中，台灣名列倒數第11名，即便到了1990年仍排名倒數第20名（黃敏禎，1995：82）。
在教育資源嚴重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國家卻對私立學校的學費標準進行設限，這一方面有為符合憲法規定的「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同時避免學費過高，提高社會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影響經濟發展，以建立統治正當性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國家預期經濟發展後，將會帶動社會捐助私人興學的風氣，減少私校及國家的財務支出壓力。不過就實際的情勢發展來看，這個預期完全落空。使得各私立院校幾乎都有七成以上的財務支出，必須仰賴學雜費來彌補，有些學校甚至到達九成（前揭文：83-84）。
以東海大學的發展過程來看，創校初期由於擁有國外聯董會的資源灌注，除了在課程和人事安排上會受到些微政治的干擾外，學校的財務狀況和台灣本地的政治社會情勢幾乎全然無涉。但從1972年開始，由於聯董會資源的逐漸撤出，東海的發展也捲入了台灣社會整體的變化之中。在國家資源低度投入，必須仰賴學雜費收入填補財政空缺，原有的小班制、全體住校制都必須放棄，並成立研究所、夜間部以廣納社會資源。這個方向的轉變起自謝明山校長任內，而梅可望可說是成功的將東海帶至轉型之路的校長 。
即使如此，國家及社會對高等教育的資源投入不足，以及教育商品化的結構性矛盾仍然糾纏著東海。持續增加的學生人數或可說是為了回應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但是在教育商品化的壓力下，一方面利潤回收低的學生宿舍等集體消費的支出，往往是學校建設中最後考量的，或是交由校外的房屋租賃市場去吸收。而為了容納激增的學生人數，所急遽興建的各類校內建築，又破壞了校內師生由各種論述和日常的生活實踐所產生的對校園空間的認同感。從柯司特的都市社會運動理論來看，這裡面顯現著校園空間中的集體消費不足與文化認同受威脅的雙重問題。而隨著1990年代台灣高等教育更加市場化的趨勢，這些問題不但沒有緩解，反而被進一步的激化。
高等教育市場中的壟斷地租矛盾
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控制力逐漸鬆動，市場轉而成為引導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如前所述這並非表示在之前的階段，市場就對高等教育部不起作用，或是在1990年之後國家完全對高等教育沒有影響力。戴曉霞在其研究中已指出，國家權力、學術寡頭以及市場是三股影響各國高等教育形貌，以及教育發展的主要力量。而所謂的高等教育市場化，只是意味著國家與高等教育的關係，由原本的國家控制模式轉變為政府監督模式而已（戴曉霞，2001：322）。只是台灣國家對教育資源投入不足的情況，卻因市場化的趨向而變本加厲。憲法規定的教科文預算15％下限，在戒嚴時代從沒有被履行過，而在90年代更直接由國民大會修憲廢除這個條款。
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已指出，在市場力量主導下，可能造成高等教育的商品化與工具化。一些基礎性、理論性、長期性的科系與研究範疇，因為耗費人力、物力，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回收，而被應用性、短期、回收快的研究所取代。同時由於大學過度仰賴私人財源，容易造成私人過度干預學校決策，影響大學的自主性（戴曉霞，1999：249）。東海大學在1994年發生的「德耀路大石頭事件」，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校園自主性和捐款人之間的矛盾。
但就東海大學校園空間問題來說，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來自高等教育市場化之後，因為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的運作而產生的矛盾。David Harvey使用這個抽譯自馬克思資本論的概念，指稱社會行動者透過佔有在某些關鍵面向上，具有獨特而不可重複性的資源，例如：可出產頂級美酒的葡萄園或是位於市中心的房地產，而在歷經一段時間後，得以實現利益，增加所得。
Harvey認為目前越來越多的「文化商品化」現象，其實是一種透過壟斷地租獲取利潤的表現。由於掌握壟斷地租能力的基礎，是建立在某種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的宣稱之上，但是這些宣稱的內涵、基礎，本身就是個論述鬥爭的場域。而壟斷地租背後的資本積累邏輯，又會使得這場象徵意義的鬥爭更形尖銳。
以西班牙巴塞隆納為例，隨著有計畫而成功的建立起城市的獨特風格後，（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為表彰其建築成就，曾頒給整座城市獎章），當地房地產價格一飛沖天，創造出豐富的汲取壟斷地租的機會，吸引了跨國公司的投資。資本的湧入帶來龐大的利潤，也帶來了嚴重的交通阻塞，導致開闢穿越舊城區的大道的壓力；多國公司的商店取代了具有地方風格的小店；具強大經濟力量的外來菁英，排除了長期居住的在地人，這些都破壞了原本的都市紋理，使巴塞隆納面臨失去它原本的獨特性的危機，還引發了無法平息的關於應保存甚麼樣的集體記憶和美學品味的辯論（David Harvey，2003）。
在競爭日趨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場，特別是在台灣加入WTO之後，一般咸認為，台灣各大學應努力發展自己的特色，才不會被開放的教育市場所淘汰。但是實際的情況反而是激烈的競爭迫使各大學向「一致性」靠攏，不敢發展沒有把握的特色。甚至因為各校過度朝向「綜合型」大學發展，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陳昭穎：88、102）。
而在這方面東海大學憑藉歷史的遺產，卻能夠自豪的以校園景觀、勞作制度等建立起壟斷地租的競爭優勢，但這同時為自身帶來不可解的矛盾。例如：梅可望校長曾在行政會議中宣示本校今後將不砍樹，如有建設可將樹移植他處（東行，民77.11.28）。1989年時還再次強調，以後如需砍樹必須先登記或提請行政會議決定，最後卻因要擴充硬體爭取經費，而揹上「出賣校地」、「相思林殺手」的罪名。
而王亢沛校長面對校內強烈的質疑「人文大樓」興建的聲浪時，憤怒的指責學生：
『東海』不啻非為森林公園，更非『建築博物館』，必需具備良好教學與研究環境，全面提升競爭力（東行，民89.4.12）
卻忘了在他任內頒佈的《東海大學發展白皮書》還強調，面對大量新起的私立院校，東海的競爭優勢在於：
唯本校校地廣大，環境優美。位居台中市交通便利之處，此為他校所欠缺者。（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1998：45）
在國家對教育資源嚴重投入不足，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結構性因素影響下，再有為的東海校長也要因著壟斷地租的矛盾拉扯，變成裏外不是人的豬八戒。而東海校內因空間問題引發的衝突、辦論也因為壟斷地租的作用，而難有終止的一天。
綜觀台灣戰後高等教育政策的嬗變，在1980年代以前明顯的國家對高教發展的影響，遠大過市場直接的壓力。但必須注意到的是，國家對高教政策的引導，乃是基於經濟發展建設的人力需求，這可見於成長時期專科院校數量的急遽暴增。但同時國家對於高等教育的資源投入又是嚴重不足的，必須仰賴大量的私立院校，來提供社會發展所需的高等勞動力。
根據黃敏禎的研究，以公共教育經費所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與總投資額來說，60年代有78％的國家比台灣還高。70年代有六成的國家超越台灣，即使到了80年代還是落後在58％的國家之後。而如果從教師與學生的比例來看，台灣不但遠遠落後於已開發國家，還遠低於其他開發中國家，在162個國家中，台灣名列倒數第11名，即便到了1990年仍排名倒數第20名（黃敏禎，1995：82）。
在教育資源嚴重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國家卻對私立學校的學費標準進行設限，這一方面有為符合憲法規定的「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同時避免學費過高，提高社會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影響經濟發展，以建立統治正當性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國家預期經濟發展後，將會帶動社會捐助私人興學的風氣，減少私校及國家的財務支出壓力。不過就實際的情勢發展來看，這個預期完全落空。使得各私立院校幾乎都有七成以上的財務支出，必須仰賴學雜費來彌補，有些學校甚至到達九成（前揭文：83-84）。
以東海大學的發展過程來看，創校初期由於擁有國外聯董會的資源灌注，除了在課程和人事安排上會受到些微政治的干擾外，學校的財務狀況和台灣本地的政治社會情勢幾乎全然無涉。但從1972年開始，由於聯董會資源的逐漸撤出，東海的發展也捲入了台灣社會整體的變化之中。在國家資源低度投入，必須仰賴學雜費收入填補財政空缺，原有的小班制、全體住校制都必須放棄，並成立研究所、夜間部以廣納社會資源。這個方向的轉變起自謝明山校長任內，而梅可望可說是成功的將東海帶至轉型之路的校長 。
即使如此，國家及社會對高等教育的資源投入不足，以及教育商品化的結構性矛盾仍然糾纏著東海。持續增加的學生人數或可說是為了回應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但是在教育商品化的壓力下，一方面利潤回收低的學生宿舍等集體消費的支出，往往是學校建設中最後考量的，或是交由校外的房屋租賃市場去吸收。而為了容納激增的學生人數，所急遽興建的各類校內建築，又破壞了校內師生由各種論述和日常的生活實踐所產生的對校園空間的認同感。從柯司特的都市社會運動理論來看，這裡面顯現著校園空間中的集體消費不足與文化認同受威脅的雙重問題。而隨著1990年代台灣高等教育更加市場化的趨勢，這些問題不但沒有緩解，反而被進一步的激化。
高等教育市場中的壟斷地租矛盾
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控制力逐漸鬆動，市場轉而成為引導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如前所述這並非表示在之前的階段，市場就對高等教育部不起作用，或是在1990年之後國家完全對高等教育沒有影響力。戴曉霞在其研究中已指出，國家權力、學術寡頭以及市場是三股影響各國高等教育形貌，以及教育發展的主要力量。而所謂的高等教育市場化，只是意味著國家與高等教育的關係，由原本的國家控制模式轉變為政府監督模式而已（戴曉霞，2001：322）。只是台灣國家對教育資源投入不足的情況，卻因市場化的趨向而變本加厲。憲法規定的教科文預算15％下限，在戒嚴時代從沒有被履行過，而在90年代更直接由國民大會修憲廢除這個條款。
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已指出，在市場力量主導下，可能造成高等教育的商品化與工具化。一些基礎性、理論性、長期性的科系與研究範疇，因為耗費人力、物力，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回收，而被應用性、短期、回收快的研究所取代。同時由於大學過度仰賴私人財源，容易造成私人過度干預學校決策，影響大學的自主性（戴曉霞，1999：249）。東海大學在1994年發生的「德耀路大石頭事件」，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校園自主性和捐款人之間的矛盾。
但就東海大學校園空間問題來說，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來自高等教育市場化之後，因為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的運作而產生的矛盾。David Harvey使用這個抽譯自馬克思資本論的概念，指稱社會行動者透過佔有在某些關鍵面向上，具有獨特而不可重複性的資源，例如：可出產頂級美酒的葡萄園或是位於市中心的房地產，而在歷經一段時間後，得以實現利益，增加所得。
Harvey認為目前越來越多的「文化商品化」現象，其實是一種透過壟斷地租獲取利潤的表現。由於掌握壟斷地租能力的基礎，是建立在某種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的宣稱之上，但是這些宣稱的內涵、基礎，本身就是個論述鬥爭的場域。而壟斷地租背後的資本積累邏輯，又會使得這場象徵意義的鬥爭更形尖銳。
以西班牙巴塞隆納為例，隨著有計畫而成功的建立起城市的獨特風格後，（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為表彰其建築成就，曾頒給整座城市獎章），當地房地產價格一飛沖天，創造出豐富的汲取壟斷地租的機會，吸引了跨國公司的投資。資本的湧入帶來龐大的利潤，也帶來了嚴重的交通阻塞，導致開闢穿越舊城區的大道的壓力；多國公司的商店取代了具有地方風格的小店；具強大經濟力量的外來菁英，排除了長期居住的在地人，這些都破壞了原本的都市紋理，使巴塞隆納面臨失去它原本的獨特性的危機，還引發了無法平息的關於應保存甚麼樣的集體記憶和美學品味的辯論（David Harvey，2003）。
在競爭日趨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場，特別是在台灣加入WTO之後，一般咸認為，台灣各大學應努力發展自己的特色，才不會被開放的教育市場所淘汰。但是實際的情況反而是激烈的競爭迫使各大學向「一致性」靠攏，不敢發展沒有把握的特色。甚至因為各校過度朝向「綜合型」大學發展，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陳昭穎：88、102）。
而在這方面東海大學憑藉歷史的遺產，卻能夠自豪的以校園景觀、勞作制度等建立起壟斷地租的競爭優勢，但這同時為自身帶來不可解的矛盾。例如：梅可望校長曾在行政會議中宣示本校今後將不砍樹，如有建設可將樹移植他處（東行，民77.11.28）。1989年時還再次強調，以後如需砍樹必須先登記或提請行政會議決定，最後卻因要擴充硬體爭取經費，而揹上「出賣校地」、「相思林殺手」的罪名。
而王亢沛校長面對校內強烈的質疑「人文大樓」興建的聲浪時，憤怒的指責學生：
『東海』不啻非為森林公園，更非『建築博物館』，必需具備良好教學與研究環境，全面提升競爭力（東行，民89.4.12）
卻忘了在他任內頒佈的《東海大學發展白皮書》還強調，面對大量新起的私立院校，東海的競爭優勢在於：
唯本校校地廣大，環境優美。位居台中市交通便利之處，此為他校所欠缺者。（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1998：45）
在國家對教育資源嚴重投入不足，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結構性因素影響下，再有為的東海校長也要因著壟斷地租的矛盾拉扯，變成裏外不是人的豬八戒。而東海校內因空間問題引發的衝突、辦論也因為壟斷地租的作用，而難有終止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