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呼嘯的東海風

如果風沈默，則四時不調

如果人沈默，這種和平只是表面的、暫時的

風終歸是會來的，

你，為什麼你不也呼嘯

請把想說的說出來，

把你認為該說的說出來，像風一樣的坦白

---《東風》3卷12期

第一節 東海最早的學生自治組織--榮推會

樹立優良校風與推動榮譽制度

由於東海創校之初即明白宣示：

我們透過了耶穌，相信人生是有其固有的價值與尊嚴。個人思想，受了他的靈感以後，一定能自由地、誠懇地去尋求真理，以達到真善美的境地。

同時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也表示：不願制訂繁瑣的學規與嚴厲的法則，來迫使學子就範。因為這不是大學教育的正途，不能使學生成為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如何誘導學生自己從心底湧現靈性，自覺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因此學校訓導處不採取傳統由學校制訂規章的作法，而促勵學生制訂生活公約，以啟發學生「自覺、自發、自治之精神與守法負責、推誠合作之習慣」於是在1956年春季，由學校邀集各系代表，經數次商討後，決定由學生代表自行執筆草擬公約，經全體學生集會通過後而成為生活公約（東海大學校史：121、153）。

由生活公約的共同制訂，進而討論到關於如何樹立優良校風的問題。生活公約制訂兩年後，《東風》在多期社論中，針對圖書館書籍的偷竊、男生餐廳餐具的大量遺失、非法搶佔座位、禮貌不周等問題，檢討了制訂生活公約二年來的實施成效，認為並未發生匡正補救的作用。

1959年三月出版的英文版東風（East Wind）第1期上，首次出現了關於東海是否要實行「榮譽制度」以建立優良校風的文章。並介紹了「榮譽制度」在國外運作的情形。

而在1959年6月《東風》第8期，又以「點燃明亮的燈光—呼籲本校輿論的建立」為題，強調建立輿論對學生自治、自覺精神的養成的重要性。認為一方面透過師友的指導奠定個人自覺的基礎，同時透過輿論建立全校師生對某一問題的共同意識，兩者相輔而行，學生的自治能力才能提高，優良的校風才能樹立。至於如何建立本校輿論，該文則提出三種方式：第一、學校要鼓勵同學說話。第二、要給同學們有說話的機會和場合第三，由學校辦一張小型的週報或旬刊，供同學們發表意見。（《東風》第8期：4）

同時英文版東風第2期，則將贊成和反對建立榮譽制度的意見加以比較。強調榮譽制度的建立，需要同學自己主動發起、主動配合，而不能依靠師長由上而下的推動，否則必然要面臨失敗的命運。

《東風》連續數期的社論，引發了校內對於是否應建立榮譽制度來樹立優良校風的論辯。1960年1月，學生生活促進會刊物《自覺》創刊，開放給學生共同討論建立榮譽制度的可能性，將這個討論帶向更高峰。之後第11期的《東風》以「自作主宰的氣概—兼談本校教育精神」為社論，指出：

東海大學的創建，自始便有一原則---便是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同學自作主宰的氣概。

自此以後，雖然有同學認為或可合併於學生活公約實施，或質疑此來自西方的制度未必適合於本地，不過「榮譽制度計畫小組」在經過數月的努力，參照美國最先實施榮譽制度的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資料，擬定草案，經系代表修正同意後，由全體同學投票通過。1960年3月28日正式成立「榮譽制度推行委員會」（簡稱榮推會），報准學校施行，並選出第一任榮推會主席，成為東海第一個經由全校學生普選出來的代表組成的學生自治團體。

從榮譽考試到公共事務行動組織

榮推會在其規章中界定其成立宗旨為：

以砥礪人格，增進團體生活教育為本，透過「東海大家庭」的完善構想，使同學對日常生活行為，乃至人生所避不可免得困難障礙，做深刻的反省、檢討，因而導致對「正確觀念及行為」的體認及興趣，終將榮譽觀念自然流注並表現於其舉手投足之間（《大度風》第1期：5）

其出發點仍是種強烈的倫理學的自我克制、自我訓練。事實上榮推會成立後，初期推動的重點工作就是：無教師監考的榮譽考試，這也是當初校內關於是否建立榮譽制度的爭論焦點。由於爭議太大，榮推會成立後決定對榮譽考試的推動採取循序漸進的作法，慢慢爭取同學的認同和支持。而除了榮譽考試外，「榮推會」還推動了多項生活制度的改善工作，例如：榮譽售賣郵票制度、設置失物招領箱、試行取消飯票制度、發起不踐踏草坪運動等。以及新生服務隊、油漆女舍交誼聽等校園服務工作。其後並發行刊物《大度風》，做為校內師生發表意見，討論公共事務的管道。而在1969年修訂的「榮推會規章」中規定榮推會的工作項目為：

一、收集、檢討校內同學所提的意見，代表同學向學校作有價值且有效的建議；真誠協助學校推行校政。

二、代替及代表同學諮詢學校各方面有關事項；每月不定期公開回答同學提出的問題。

三、直接與學校有關單位接洽，使飲食、交通等事宜利於求學，切合需要

四、協助各社團之成立與發展及幫忙解決同學私人困難，使全校同學能順利完成學業，人才輩出，彬彬稱盛。（《大度風》第1期：6）

榮推會由原本的生活教育與服務團體，逐漸變成校內公共事務的重要行動組織。以致於在東海夙有傳統的東風社，甚至曾界定彼此的差異為：

東風社僅為思想的提倡與觀念之啟發，至於榮譽之推行與制度之改善，屬榮推會工作範圍，非本社職責（《東風》40期：46）

而榮推會的刊物《大度風》，也成為《東風》以外，東海校內重要的公共領域之一。甚至在刊物內容上，偶有較著重思想觀念啟發的《東風》更激烈的言詞，例如：

千萬記住，如果友校的同學們問你，為什麼東海大學要創辦夜間部。你一定要引用老師的話：「應台中各界的需要，提供社會服務」（杜蘅之先生）：「推廣教育與服務社會，適應時代潮流」（呂士朋先生）。但是，不要提到一個字：Money。

…東海校長這個位置非常曖昧，不是容易當的。然而新校長畢竟選出來了。但願小學民們從此可不作夢了。（見第七期課外活動報導「大學生不要作夢論」）

（《大度風》第9期：11）

對東海的發展來說，現在有多少錢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頭腦清不清楚的問題（《大度風》第8期：13）

在1971年前後，東海校內因為校園發展方向產生嚴重爭議時，《大度風》也以多篇文章報導，訪問校內師長、同學、校友、刊載校長於校務會議的報告等方式，幫助同學瞭解並參與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

這種積極參與校內公共事務的精神，獲得東海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的讚許，他於卸任後收到同學寄贈的《大度風》後，回信表示：

各篇內容，不注重歌頌校務之進展，而著眼於具有建設性之批評與建議，尤為精采，亦足徵全校師生對東海參預之深（deep sense of involvement），殊為欣慰（《大度風》第9期：2）

榮推會的衰微

榮推會作為東海第一個學生自治組織，可說是東海校園公共領域發展的先行者。會有成立榮推會的提議，原是出於校內圖書失竊率太高等公共問題而引發。不過在東風社推動榮推會成立的論述中，似乎將公共利益視為先驗而自然形成的。雖然強調「輿論」的重要性，但輿論並非首先作為對公共權力的監督，也不是公共利益形成的機制，而是作為同學之間相互監督和管理的機制。

嚴正的輿論，往往可以收到法律上所收不到的效果…我們主張本校輿論的建立，不是從「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觀點來看；而是從本校的政策上和實際上，覺得本校輿論的建立，對本校樹立優秀的學風，將有很大的貢獻（《東風》第8期：4）

在「樹立優良校風」的道德說詞下，關於校園內的公共利益的內涵，已經被預先決定了。雖然強調學生的自主性，但前提是要能先自覺到公共利益的內涵，在這點上推動榮推會的先行者們，倒很像哈伯瑪斯所描述的盧梭：

每個公民只有作為普遍意志的參與者才能獲得自律。因此普遍意志不是私人利益衝突的結果…普遍意志與其說是一種爭論，不如說是一種心靈的默契（Habermas，2004：126）

在這種觀點下的輿論，是一種透過公共監督把規範內化到每位同學身上的機制，而缺乏李丁讚所說的有不同立場的當事人參與討論、內容涉及實踐細節的公共論述的性質（李丁讚，1997）。反而關於是否成立榮推會、實行榮譽考試制度的爭論，由於涉及正反兩方對於實踐細節的激烈辯論，倒比較有哈伯瑪斯、李丁讚等人所界定的輿論的意涵。

榮推會的創立者們，似乎有考慮到這種問題，因此在制度設計上預留很大的彈性：

至於制度的細節，則當以目前的環境和問題，隨時增減或刪改。這是一種不斷的、創造性的工作，沒有人能預見到界限，所以每一屆的榮推會都應付予榮譽制度它當時的意義，才會有延續存在的價值（東史：161）

事實上榮推會成立後，除了推動「榮譽考試」制度與「樹立優良校風」之外，並沒有明確具體的目標。這雖然為榮推會的運作，留下很大的空間，但也容易讓其後繼者感到無所適從。隨著時代的變化，榮推會似乎逐漸要擺脫盧梭式輿論觀的限制，因此而有《大度風》的創辦，舉辦書籍、蚊帳義賣活動，設立自助郵箱，推動禁踏草皮、圖書館禁佔位置運動等。但基於推廣「榮譽制度」而成立的背景，使其對於校園公共事務的參與，仍以帶著濃厚道德色彩的「服務」居多。以致於有人連隔壁寢室收音機太響，都要求榮推會協助解決。這種定位和運作上的模糊，使得前物理系主任孫景富老師曾很不客氣的表示：

似乎榮推會的光輝時代已經過去了，假如榮推會只是賣賣東西，倒不如變成合作社算了。榮推會應以身作則，推動每個人的榮譽心。（《東風》45期：30）

而原由社團和學會代表互選成立的「學生活動中心」，在改由全校學生普選總幹事後，榮推會的體制內公共事務協調、服務的角色逐漸被學生活動中心取代。但由於缺乏東風社深刻的人文社會反思，以及後來的異議性社團明確的權利意識與社會運動理念的導引，榮推會也無法負擔體制外的觀念啟發、行動先導的角色。反而因為《大度風》的部分內容和《東風》重疊，校內曾有是否要將兩份刊物合併成為東海校刊的議論。這些環境的變化都使得榮推會的角色更加模糊不清。

由於缺乏足夠力量面對外在環境的改變，並進行自我調整，使其內在制度逐漸僵化。榮推會所要推動的「榮譽」，變成了徒具形式的口號。本來強調啟發同學自治、自覺精神的組織，反而變成了強制性規定的犧牲品，最後在「不知道要做甚麼」的情況下，無聲無息的消失在東海的歷史中。